傳媒與法治專題

學界多年來討論輿論監督,希望通過媒體的發育,培育所謂的第四種權力,對公權力的運行構成監督和制約。然而,媒體自身的職業倫理嚴重缺乏,傳播的信息真實性存在瑕疵,有違新聞報道的基本要求,對法治構成了巨大的挑戰。

9篇文章

陳柏峰:當代傳媒的政治性及其法律規制

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青年長江學者

[摘要] 傳媒公共性的理想,立基于自由主義理論,源自社會契約論的預設。但從歷史實踐來看,資產階級在成功挑戰封建王權之后,才獲得新聞出版自由,傳媒才擺脫直接政治控制。而無論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傳媒政治性都是無法回避的現實;互聯網雖然推動了民主政治的發展,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現實。當前中國傳媒在“黨的喉舌”之外,生發出了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性。傳媒及其從業人員、活躍其中的群體和利益集團,通過輿論議程設置,引導人們關注特定公共事件,將政治意圖和政治訴求嵌入具體治理性問題中。目前的傳媒規制體系存在諸多缺陷,為此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將傳媒政治性納入法律規制。應當保障傳媒權利,并為其行使設置底線,保障公眾的表達權利和被聽到的權利,同時改進管理模式,發揮國有傳媒的正面引導作用,建設傳媒行業倫理。

趙鼎新 潘祥輝:媒體、民主轉型與社會運動——專訪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趙鼎新[1]

趙鼎新

[摘要] 社會運動與媒體及公共輿論有著密切的聯系。在英國騷亂中,由于英國主流媒體有能力塑造英國公眾對騷亂的看法,因而騷亂迅速平息。美國媒體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報道多元而理性,這一運動不會對美國的體制產生任何沖擊。在中國和西方的社會運動中,媒體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媒體、政治精英以及公眾有相對一致的主流價值觀,但在中國,主流媒體的報道沒有能力建構公眾輿論,互聯網上的言論甚至謠言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百姓對問題的看法。微博等自媒體肯定會給社會運動的形成和發展帶來一定影響,它的出現可能使社會運動的組織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而使社會運動中的“魅力型領袖”變得重要了。然而互網聯也有其局限性,不應高估其作用。在趙鼎新教授看來,媒體對中國的民主轉型應該起正面作用,但中國媒體人的素質普遍較低,百姓也喜歡以簡單的價值觀來站隊,一切都還在起步階段,轉型存在不確定性。盡管如此,今天的媒體比20年前還是成熟不少。

論對司法的傳媒監督

顧培東四川大學法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本文修改后正式發表于《法學研究》1999年第6期。本網站刊登的為原稿件。   一、特定的視角與問題提出的背景 司法與傳媒作為兩種獨特的社會實踐,彼此間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從最基本的層面看,司法過程所蘊含或展示的內容以及司法過程本身所顯示的刺激性,對于傳媒來說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實踐所衍生的事實與問題從來都是傳媒關注的熱點。而傳媒的廣泛影響以及傳媒所體現的公眾意識,亦是司法機構所無法漠視的。不僅如此,在現代國家民主與法治體系中,司法與傳媒之間始終存在著相互評價的制度性結構與普遍實踐;司法與傳媒相互關系的恰當構造是現代國家社會統治內部諧調的重要標志。 然而,時下中國法學界所關注的并不是司法與傳媒的一般性、普遍性聯系。司法與傳媒的關系是在特定的視角中被認識、在特定的語境中被討論。更直接地說,法學界所關注的是傳媒對司法的監督這一特定內容,并以此作為研究主題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司法與傳媒之間的其他聯系不具有成為法學研究對象的價值,甚至也不表明法學界對司法與傳媒的其他聯系缺少熱情和興趣,只是因為,傳媒對司法的監督在當下中國社會中具有更為急迫的需求,法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具有更為現實的功利性考慮。 解說前述現象,自然會牽涉到提出傳媒監督問題的實踐背景。總體上說,傳媒對司法監督問題是在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大環境中提出、并且作為司法體制改革的一項具體措施來認識和討論的。 雖然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整體方略尚未形成,在此方面較多的工作仍然局限于民間層面上對各種方案與建議的討論,處于實施中的一些措施帶有明顯的邊緣性和淺近性,但司法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及改革的基本取向是較為明確、并得到廣泛認同的。這就是:加強和保證司法的公正性、民主性,更為廣泛、有效地保障社會成員的權利。傳媒監督問題正是基于這一目標和取向而提出的。傳媒監督與司法體制改革的這一目標及取向的契合點在于:其一,傳媒監督有助于增…

媒體如何利用修辭權力?

李晟

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與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媒體有更強的能力自由地發掘新聞報道素材并引領公共討論熱點和趨勢。在媒體發揮其新聞監督作用的同時,伴隨著媒體的發展,尤其是在網絡新媒體例如微博、社交網站等高度開放性的自媒體蓬勃發展的背景之下,圍繞著新聞監督的一些沖突和爭議也隨之產生。一方面,仍有不少權力部門面對媒體與公眾的新聞監督采取掩飾乃至對抗的態度;但在另一方面,部分媒體對事實的夸張、扭曲乃至虛構也導致公眾對其信任度降低,并且使得部分無辜的被批評者受到損害。這樣一種糾結的狀態,顯示出關于新聞監督問題在現代社會中的復雜性。 在司法領域,近期成為討論熱點的一系列案件,都充分體現出這種媒體的新聞監督同法治之間的糾結關系。在例如李天一案、夏俊峰案、“房姐”案等等的熱點案件中,都離不開媒體的深度介入。媒體的介入引領了公共討論的議程設置,使得討論主要在法律之外的層面展開,并且引導公眾趨向于某些較為主流的“民意”,構成對于司法機關的壓力或是質疑。當然,這也是新聞監督的一種表現形式,我們不能斷然否認其意義,但更有必要對其從多個層面進行深入分析,而不能用一種基于不證自明的真理而構建的理想世界的想象來加以理解。 公權力的威脅 從一般意義的法理而言,言論自由是一項重要的權利,也是法治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密爾指出,正是對自由言論和多樣性意見的保護使得真理得以浮現出來,并獲得自我矯正功能,霍姆斯則進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思想的自由市場”的比喻。在比較成熟的法治社會中,不同言論在思想市場中展開自由競爭,自由競爭也就形成了凈化機制。而在言論自由的思想市場中,新聞媒體的言論自由又有著特別突出的價值。 在現代社會中,公眾特別依賴于新聞媒體來獲取信息和表達觀點,新聞媒體的自由因而從一般意義的言論自由中分離出來加以強調,新聞媒體由此成為了制衡立法、行政與司法三權的第四權力。雖然各個國家都有著自己不同的國情與法制體…

從唐慧案看中國法治生態

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青年長江學者

9月5日,湖南省高院發布消息,持續已久的唐慧案重審宣判,兩名主犯秦星與周軍輝的刑罰由前一次的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雖然此案會否就此落下帷幕,目前尚屬未知,但從整個案件的發展過程看,可以反映出中國法治目前面臨的艱難處境。 “唐慧案”實際上由三個案子組成:一是唐慧的女兒樂樂被強迫賣淫、強奸的刑事案件,二是唐慧被勞動教養行政復議案,三是唐慧被勞動教養國家賠償案。三個案子中,強迫賣淫、強奸的刑事案件處于核心位置,但在不同的階段,社會和輿論對三個案子的關注重心有所不同。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準強迫賣淫、強奸案件的刑事被告人周軍輝、秦星死刑,將案件發回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重審,這再次引起社會和媒體對“唐慧案”的關注。唐慧案涉及“樂樂被強迫賣淫”、“唐慧上訪”、“唐慧被勞教”等多個互有因果但卻彼此相對獨立的事態,牽扯到7個犯罪嫌疑人、唐慧、警方、幾級地方法院、地方政府、媒體等多重主要參與者和利益主體,因此,這一個案可能呈現中國法治的復雜生態。   雖然這已是終審判決,但此案能否就此畫上句號,尚屬未知。 唐慧的策略:上訪 最近幾年,因強迫賣淫罪而被判死刑的判例幾乎沒有出現過。從媒體公開的案例來看,僅有重慶“打黑”期間的“美女黑老大”王紫綺被判并執行死刑,但王有五項罪名,強迫賣淫罪只是其中一項,更嚴重的罪名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此外還有組織賣淫罪、非法拘禁罪、行賄罪。而且,王強迫婦女賣淫造成了多名婦女重傷、輕傷的嚴重后果。“唐慧案”中的幾位刑事被告人的罪行顯然難與王紫綺相提并論,而在媒體公開報道的強迫賣淫罪的判例中,判決有期徒刑的居多。正因為這些原因,作者在最初看到“唐慧案”的刑事判決時,就感覺判刑過重,此案背后“必有蹊蹺”。如今最高法院的裁定和新聞媒體對案件其它相關事實的揭示,都印證了這一點。 唐慧稱她年僅十歲的女兒被逼賣淫并因此染上難以治愈的性病,因此堅持所有的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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