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法治前沿 ? 陳柏峰:當代傳媒的政治性及其法律規制

陳柏峰:當代傳媒的政治性及其法律規制

本文已加入下列專題

[摘要] 傳媒公共性的理想,立基于自由主義理論,源自社會契約論的預設。但從歷史實踐來看,資產階級在成功挑戰封建王權之后,才獲得新聞出版自由,傳媒才擺脫直接政治控制。而無論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傳媒政治性都是無法回避的現實;互聯網雖然推動了民主政治的發展,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現實。當前中國傳媒在“黨的喉舌”之外,生發出了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性。傳媒及其從業人員、活躍其中的群體和利益集團,通過輿論議程設置,引導人們關注特定公共事件,將政治意圖和政治訴求嵌入具體治理性問題中。目前的傳媒規制體系存在諸多缺陷,為此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將傳媒政治性納入法律規制。應當保障傳媒權利,并為其行使設置底線,保障公眾的表達權利和被聽到的權利,同時改進管理模式,發揮國有傳媒的正面引導作用,建設傳媒行業倫理。

 

當前,中國傳媒業發展欣欣向榮,報紙、雜志等傳統媒體在市場化條件下如魚得水,而新型媒體互聯網,自媒體微博、微信等更是蓬勃發展。傳媒在社會發展和法治建設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社會熱點問題的議程設置、進程引導、事件分析、方案探尋等多方面,傳媒都處于引領性位置,傳媒對公共事件的介入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與此同時,傳媒和傳媒人則不斷宣稱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將傳媒權力比喻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聲明其對社會熱點問題的討論、對公共事件的介入、對政府和企業的監督,都秉持著客觀中立的立場。

然而,傳媒公共性問題的復雜性超出想象。從理論來看,傳媒的公共性源自社會契約論的預設;從現實去看,近代以來傳媒公共性是在與封建王權的斗爭中逐漸獲得的,它局限于資產階級內部。與傳媒公共性的預設不同,傳媒的政治性和商業性貫穿了傳媒的發展史,對傳媒的公共性構成巨大挑戰。本文將在梳理理論和實踐歷史的基礎上,分析當前中國傳媒的政治性及其對公共性的挑戰。[1]從政治性而言,傳媒是政治力量追求政治利益、實現政治目標、宣揚政治價值的場域和工具,傳媒不可能脫離政治而獨立運轉。傳媒的政治性至少包括政治權力和政治價值兩個維度,前者是政治利益和政治權力的爭奪,后者是政治價值和意識形態的競爭。政治性從來都是傳媒的重要特性,今天中國的傳媒也不例外。當然,不同的歷史時期,在政治權力和政治價值之間的側重點會有所不同。承認現實才能超越現實,承認并有效約束傳媒的政治性是重建傳媒公共性的基礎,也是從政治、法律、職業倫理等多方面對傳媒進行規制的必要條件。

?

一、傳媒公共性的預設與現實

(一)傳媒公共性的預設

傳媒的公共性,與傳媒在公共領域中的職能密切相關。現代意義上的傳媒,是近代社會公共領域轉變的產物,也是公共領域的重要構成部分。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公共領域”最早起源于奴隸制時期的廣場集會,建立在自由發表意見和對話基礎之上。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誕生于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公共領域指一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公共空間,市民們在這個空間中自由言論,不受國家的干涉,“它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和社會的需求加以調節”。[2]通俗來看,在公共領域中,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活動。這是不受政府侵擾的自由空間,民眾以閱讀為中介、以交流為中心進行公共交往。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下,國家只能承擔公共領域的擔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權力機關,而不能干預公共領域的運行。

公共領域隱藏了一種民主理論和視角,它被假定為實現民主的重要渠道,在實現民主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公共領域中,公眾可以對公共事務自由發表意見、交流看法,這是公眾的基本權利。資產階級革命早期,這種權利的實現形式主要在小規模的咖啡館、圖書館、大學等場所,人們在其中談論時政。后來,這種權利主要通過傳媒來實現。具體的媒介形式先是報紙、雜志、出版物,在媒介創新之后則是廣播、電視,進入網絡時代之后則是互聯網及各種網絡通訊工具(微博、微信、facebook等)。公眾從傳媒獲取真相,在傳媒上表達意見,協助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防止政府越界,不受政府干預。[3]這是公共領域的理想型。

公共領域以及傳媒在其中的功能和作用,主要立基于自由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為傳媒在公共領域中的功能提供了政治和社會結構方面的理論基礎。當今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遵循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國雖然不接受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基礎,但也面臨自由主義政治和社會理論的壓力。自由主義思想從自然狀態出發,以社會契約論來構建政治秩序的正當性,認為人們在自然狀態下享有自然權利,由于自然狀態的種種缺陷,人們訂立社會契約,建立政府。政府的目的在于保護個人利益,維護社會秩序。個人是本源性的、第一位的,維護個人權利是建立政府的目的;國家從個人權利派生而來,是維護個人權利的手段和工具,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力來源于人們對自然權利的讓渡,因此政府權力是有限的,政府行使權力需要人民的同意和授權,不能侵犯個人的天賦權利。人民有監督政府的權利,甚至有推翻政府的權利。[4]輿論是人民監督政府的重要方式,傳媒則是輿論的主要表達渠道。在傳媒的自由主義理論譜系中,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而在彌爾頓、密爾、杰斐遜等人的努力下,最終形成了“觀念自由市場”的理論雛形。

從自由主義理論去看,傳媒作為信息傳播的載體和意見表達的平臺,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公共領域中承擔著不可替代的功能。傳媒監督權力因此被稱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之外的“第四種權力”。傳媒是民主實現的主要渠道和途徑,它是大眾參與公共討論、表達意見的渠道和工具。傳媒權力是保障人們參與公共生活的基礎,可以對國家機器和民主進程行使批判和監督功能。傳媒權力還是社會公眾行使包括知情權、表達權等在內的言論自由權的體現和必要保障。因此,自由主義理論強調傳媒和傳媒業不受政府干預,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傳播信息、發表意見。從彌爾頓等人的思想出發,當代形成了“觀念自由市場”理論:一切人都能自由表達意見,自由競爭和自由選擇可以使正確的意見最終會得到承認,因為理性是判斷是非的標準,雖然公民個人在運用理性的時候可能會犯錯誤,虛假思想可能會取得暫時勝利,但是真理會吸引更多的支持力量,通過自我修正過程達到最終勝利,大多數人作為一個整體最后必然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5]為了推動這個過程,需要讓社會成員接受教育,了解社會信息,而傳媒是重要的信息來源和向導,需要其在民主社會中正確發揮功能,因此就不能受到政府控制。

中國雖然不接受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基礎,但也面臨自由主義傳媒理論的壓力,學者討論問題時常常將之作為隱含前提。有學者將傳媒對公權力的監督當作法治文明的最典型特點,認為輿論監督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民主和真理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保障輿論監督是法治政府的職責。[6]有學者認為,傳媒與司法的關系實質是公民的社會權利與國家的司法權力之間的關系,由于權力來源于權利,當權利和權力發生沖突時,權力應當讓步于權利,因此司法對傳媒要寬容,要讓權力在在陽光下運行。[7]在熱點事件中,公權力對傳媒的議程設置、公共輿論質疑的消極回應,容易被認為是一種“抵抗”策略,甚至順應民意訴求的政府行動也被認為是“表面上的”,其實質則被認為是公權力對法治進程的抗拒與阻礙。[8]這些觀點都顯示了自由主義傳媒理論在中國有著強大的現實影響力。

(二)傳媒公共性的獲取

傳媒公共性預設緣于自由主義理論,而自由主義理論則是在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逐漸形成,它所描述的傳媒公共性才有了現實可能性。18世紀初,歐洲的國王逐漸放棄了對傳媒的管制,教會管制傳媒的權力也不復存在,傳媒才成為公共領域的重要構成要素。在此之前,盡管歐洲已經存在傳媒,但都處于嚴厲的管制之下,英國都鐸王朝、法國波旁王朝、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皆是如此。當傳媒處于管制之下,王室與公共領域是重合的,并不存在獨立的公共領域。

在封建時代,媒體常常是不被信任的,其經營者會妨礙王室利益和國家目標的實現,因此媒體處于國家的控制之下。具體的控制方式可以是國家直接控制,也可以是半獨立的機構來經營。一旦半獨立機構有危害王室利益的傾向,其經營媒體的資格就會被撤銷。英國亨利八世是把出版納入管理的第一位執政者,他采取多種措施把控印刷出版:禁止外國出版商,任命皇家出版官員負責出版,授予特權保護及管制出版事業,授予獨占專利防止任何反對的出版品發生。[9]在英國都鐸王朝期間,國王對經營媒體者頒發令狀特許,只要他們不危害王室利益,就可以依靠壟斷經營來獲取利益。這種制度最終發展為周密的印刷管理制度。17-18世紀,大多數王室和政府都積極經營傳媒,政府出版各種“官方”刊物,向大眾傳輸政府活動的“真相”畫面。媒體經營者出于對新聞壟斷權的報答,只刊登那些對王室和政府有利的消息。特許制度最終發展出了壟斷性組織——同業公會,它代表政府來管理出版業。

中國封建時代傳媒的境遇與歐洲類似。中國古代曾長期存在過朝廷官報,即官方的邸報,主要為維護皇帝統治服務,宣傳皇命,統一思想,受到了嚴格控制。[10]報紙編發都在國家的行政體系范圍內,其內容主要是皇帝詔命和政事消息,宣揚綱常倫理,報紙的讀者也主要是各級官員,以及在朝或在野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封建統治者決不會允許自由報道一切消息,自由發表一切意見。統治者用它作為工具來維護和實現對國家的統治與管理。民間曾出現過小報,冒名“朝報”發賣,刊登的內容以朝廷政事和宮廷消息為主,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了解政治形勢的需要。它是非法的,歷代屢遭鎮壓。明代中葉以后還曾出現過《京報》,它是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紙,由政府默許的民間報房編輯發行,內容基本是官方邸報的翻版。[11]無論是邸報、小報還是京報,都與近代報刊有本質差別,其信息都比較單一,發行對象有限,內容都受到嚴格限制。

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主義發展,封建王權壟斷傳媒的難度越來越大。印刷業的壟斷者急于擴大生產、增加利潤,因此其規模不斷增大;與此同時,由于教育的普及,人們對出版物的需求也不斷增長,國家壟斷傳播逐漸變得困難,各種違法的地下出版越來越多,這些出版物又能找到讀者。在民主主義政治的傳播下,國家逐漸喪失了壟斷印刷業的能力。為了將私有印刷納入政府管理事業,逐漸發展出了出版物許可的“新聞審查制度”。國家要求特殊領域(宗教和政治領域)的出版物送交新聞審查,而這種審查當然是為了貫徹政府意志。新聞審查制度常常與許可制度一起被政府使用。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審查的出版材料越來越多,而資訊要求卻越來越高,審查效率太低,落后的審查制度根本跟不上出版業的需要,從而遭到印刷商的不滿和抵制。

此后,政府的新聞審查方式,也有所創新。首先是通過政治壓制和法律入罪來在進行新聞審查。政府通過叛國法、誹謗罪、煽動罪等罪名來限制新聞內容,[12]強制新聞從業者就范。只要傳播的信息或觀點不利于政府,印刷者和傳播者就可能遭到指控。其次還通過經濟手段來壓制媒體發展,例如對報紙征收“知識稅”、印花稅、廣告稅以及紙張稅;[13]同時實行津貼制度,對支持政府政治觀點的報紙給予津貼,培養政府的喉舌。這樣,有反對聲音的報刊受到慘重打擊,許多反對派的聲音被埋沒于商業破產中。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民主思潮不斷高漲,政府的新聞壟斷和新聞審查不斷遭到思想家的批判。彌爾頓在《論出版自由》中全面批評了新聞審查制度。他認為,人在接受智慧方面應當有“知”的權利,強調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是與生俱來的權利,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權利。書報檢查和許可制即使是為了查禁壞書也是無用的、有害的。只有保障言論出版自由,才能使真理在爭論中戰勝謬誤。[14]杰斐遜盡管深受當時傳媒詆毀之苦,卻堅定認為,無論媒體有何錯誤,如何謾罵,政府都應該盡量少的干預。因為新聞出版自由是言論自由的具體體現,是自然權利,先于國家而存在。他在致麥迪遜的信中說:“缺少一個權利法案,明確無誤的規定信仰自由、言論自由……”[15]

馬克思也曾對書報檢查制度提出過尖銳批判:“在實行書報檢查制度的國度里,國家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但是,有一個國家機關卻享有新聞出版自由,那就是政府。且不說政府的公文享有充分的新聞出版自由,難道書報檢查官不是每天都在實踐絕對的新聞出版自由嗎?”[16]他認為,自由是人的本質,就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現實的同時也實現著自由。反對自由的人最多也只是反對別人的自由。自由有時表現為特殊的特權,有時表現為普遍的權利而已。書報檢查制度并沒有消滅新聞出版自由,但是卻剝奪了全社會的、普遍的自由,而變成少數人的、局部的特權。“如果作為‘普遍自由’的實現的‘自由的新聞出版’和‘新聞出版自由’應當被屏棄的話,那么,作為特殊自由的實現的書報檢查制度和受檢查的書報就更應當被屏棄。”[17]馬克思認為,書報檢查制度是對人的思想、精神的桎梏;而沒有一種動物,尤其是有思想的人,是戴著鐐銬出世的。

總結來說,資產階級在與封建王權的斗爭中,逐漸控制了國家經濟的命脈,促使封建國王放棄了管制;工業革命和印刷技術的普及拓寬了媒體的領域,改變了社會關系的模式,新聞自由的理論和理念進而產生并逐漸普及,新聞自由也在斗爭中獲得。在此過程中,先是資產階級處于無權狀態,封建統治者對之進行管理和鎮壓。一方面,封建王權出版封建官報,為自己的統治利益服務,另一方面又通過出版許可制、新聞審查制、法律入罪手段、經濟壓制措施等,壓制資產階級訴求的傳播。隨著資產階級對封建王權斗爭的興起,資產階級報刊也廣泛興起。資產階級高舉新聞自由的旗幟,喊出言論出版自由的口號,宣揚民主自由理念,不斷挑戰乃至沖破封建王權壓迫,逐漸獲取了新聞出版自由的勝利。傳媒因而成為公共領域的構成要素,傳媒的公共性也因此成為可能。

 

二、傳媒政治性的實踐

(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實踐

盡管從社會契約論出發,從自然狀態、自然權利、言論自由可以推導出,傳媒具有公共性,傳媒權力是“第四種權力”。然而,社會契約論本身是資產階級革命過程的產物和理論。從現實來看,傳媒的獨立性和新聞自由權是資產階級向封建王權的斗爭和挑戰中逐漸獲得的,是一個曲折而長期的過程。資產階級在與封建王權的斗爭中勝利之后,傳媒獲得了獨立性,傳媒的公共性才成為可能。言論出版自由的理論,最早是資產階級的斗爭工具。隨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完善和穩定,法律確立了言論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則。以傳媒作為重要構成要素的公共領域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共的?傳媒在何種意義上具有公共性?從實踐來看,傳媒公共性的理想,自始至終都受到傳媒政治性的制約。

資產階級革命后,逐漸確立了議會民主和多黨競爭選舉體制。歐美各國一般經歷了“政黨報刊”為主的階段。不同黨派創辦或控制報刊,作為政治斗爭工具,宣傳政見,爭取輿論,激烈論戰。例如,美國建國初期,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黨人和以杰弗遜為首的民主共和派,都有各自的黨派性報紙,圍繞具體的政策主張展開討論,討論非常激烈,甚至常伴有人身攻擊。后來,美國政壇的政治力量出現分化,聯邦黨人逐漸衰落瓦解,民主共和派分化為民主黨和輝格黨(共和黨的前身),新的黨派又有各自的報刊,原有的報刊在新的角逐中也重新站隊,從而形成新的對峙局面。[18]美國革命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都處于政黨控制報刊時期。政黨控制報刊的方式各異,時間也有所不同,一些甚至沿襲到現代。

同時,資產階級對工人和無產階級的報刊進行打擊。盡管無產階級及其報刊,曾在反抗封建王權的斗爭中對資產階級予以支持,推動了資產階級民主秩序的建立。但國家政權和社會財富一旦被資產階級掌握,資產階級獲得了新聞自由權,卻通過政治、法律、經濟等手段,來限制無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例如,在美國19世紀曾出現多種工人報紙,但隨著經濟危機爆發,資本家拒絕雇傭工會會員,工會解體,工人報紙也隨之停刊。[19]在曲折的爭取過程中,無產階級不得不采取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斗爭,也因此涌現了一些優秀的報刊,如恩格斯曾高度贊揚英國《北極星報》“在各方面都成了歐洲最優秀的報紙之一”。[20]

在西方國家,獲得新聞自由后出現的“黨報時期”,傳媒當然具有很強的政治性。“黨報時期”之后,政黨不再直接控制媒體,因而進入了自由報刊時期,又稱商業報刊時期,商業報刊后來也延伸到廣播電視領域。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傳媒企業。在經過競爭之后,傳媒逐步兼并集中,出現了擁有多家報紙的報業集團,這些報業集團逐漸獲得了跨國的壟斷性地位。在廣播電視、網絡等傳媒興起之后,這些報業集團又發展成了大型傳媒集團。美國時代華納、法國維旺迪環球、德國貝塔斯曼、美國新聞集團都是當今世界的巨型傳媒集團。無論是自由報刊,還是巨型傳媒集團,都以賺取市場利益為目的,這并不意味著商業化的傳媒就不具有政治性。雖然傳媒宣稱客觀性,但實質上,所謂客觀性的興起過程“是西方由私人資本所掌控的商業化新聞媒體在替代狹隘的資產階級黨派新聞的過程中把激進的、并已開始培育工人階級意識的勞工新聞邊緣化,把資本的利益當作社會的‘普遍利益’、把資產階級主流價值和統治意識形態轉化為不需對其‘客觀’、‘中立’與‘平衡’的‘社會共識’的過程。”[21]

傳媒在市場條件下運作,它有自身獨立的利益,是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在此邏輯的支配下,傳媒必然會產生出影響其公共性的取向:出于保護自身利益的需求,傳媒經常與國家、政治集團或其他利益群體達成妥協。[22]因此,傳媒并不是一般的工商企業,而始終是同政治密切相關的行業。資本勢力為了控制經濟就必然要求控制政治,要求控制政治就要控制輿論工具。曾任白宮記者團團長的海倫曾說:“白宮任何一屆政府都說他們從來沒有試圖去操縱新聞,對此我毫不相信。”[23]她認為,歷屆美國總統都通過各種方法來對傳媒進行新聞管制、新聞操控,阻止人們獲得真相。[24]尤其是當總統及其政府要制定某種政策,需要面對公眾的評判時,更有操控新聞的必要。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號稱獨立、客觀的美國重要媒體在戰爭發起之前和初期從未對小布什總統的決策提出過異議和質疑。政治活動需要通過傳媒來宣傳,政治造勢也需要通過傳媒來實現。控制了傳媒,資本才能根據自身需要為政治經濟政策作宣傳、造輿論,壓制和排斥任何損害其政治經濟利益的言論和思想。

而發展到傳媒壟斷階段之后,傳媒自身也獲得了獨立自主的政治能力,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傳媒可以防止或抵御政府和其它權勢集團的壓力。傳媒報道因其設置議程的能力提高,甚至對政治過程可以施加很大影響。例如美國著名的“水門事件”,《華盛頓郵報》在事件初期就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事件的發展更是離不開傳媒的跟蹤和追問。傳媒壟斷導致少數富人擁有媒體,控制了大眾接收的信息,這本身是一種巨大的權力。“隨著大眾媒介自身成為巨大的、經濟實力強大的機構,它們成為政治科學家賴特?米爾斯所稱的‘權力精英’,屬于民主社會的統治階級。權力不僅存在于金錢和軍隊中,它也存在于信息里。”[25]在西方國家,由于新興資產階級的優勢地位,控制了傳媒,以傳媒為媒介的公共領域也帶有資產階級的性質,為資產階級利益群體表達意見、討論時政、表達政治訴求、誤導勞動人民提供了廣闊的公共空間。壟斷資本主義導致的財富不均衡導致了對公共領域的不平等控制,媒介的民主功能不斷下降。

(二)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

在社會主義國家,傳媒的政治性同樣凸顯。列寧曾深入思考出版自由。在十月革命前后,他認為俄國的大報紙都是資產階級的,因此為了人民的利益,就要剝奪資產階級報紙,把所有的紙張和印刷所拿來公平的分配。這樣才能供給所有人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真正的出版自由。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府第一次會議就發布了《關于出版的法令》,對通過報刊從事反革命宣傳的資產階級報刊進行懲罰,并關閉所有資產階級報刊,大規模肅清國家、社會及私人圖書館中陳列的有害出版物。《關于出版自由的決議草案》中列舉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處理出版自由方面的不同點:“資產階級認為,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報紙的自由,就是由資本家霸占報刊。這種霸占的實際結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到處都有賣身投靠的報刊。工農政府認為,出版自由就是使報刊擺脫資本的壓迫,把造紙廠和印刷廠變成國家的財產,讓每一個達到一定人數的公民團體都享有使用相應數量的紙張和相應數量的印刷勞動的同等權利。”[26]

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承認文化事業單位作為經營單位,民營出版社和報紙重新出現。斯大林掌握蘇聯最高權力以后,列寧時代的新經濟政策無疾而終,他以保密的名義實行新聞審查,采用預檢和事后審查兩種方式。所有傳媒的主要作用定位于宣傳鼓動和組織群眾,以事實的政治意義作為新聞傳播的首要標準。此后,逐漸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元化領導的各級各類傳媒(報刊、廣播、電視)的基本格局。

蘇聯的新聞體制對新中國影響很大。新中國的新聞體制在理論上主要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在實踐上一方面受到蘇聯新聞實踐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20世紀30-40年代共產黨報刊實踐的影響。[27]報刊、廣播電視等傳媒定位,突出政治性和人民性。毛澤東曾說:“胡風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發表反革命意見。這是確實的,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28]強調報紙的主要功能是傳達黨的指示和號令,宣傳教育、動員組織群眾。“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 [29]中央和各級黨委宣傳部統管傳媒工作,傳媒作為黨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存在。對傳媒的領導和管理主要依靠黨的工作手段,即思想政治、組織人事和紀律約束。新聞工作者不能像西方媒體記者那樣,自稱為“無冕之王”,而是如同各級干部一樣自稱為公仆,是黨和人民事業的公仆。傳媒被要求“做黨的喉舌,發出人民心聲”。媒體主要功能在于在統一全黨思想,把握輿論方向。

改革開放以后,新聞傳播體制雖然有一些變化,市場化、商業性媒體在中國磅礴發展,但“黨的喉舌”傳統依然有所保持,政治性和人民性仍然是主流媒體的宗旨和要求。直到不久前,習近平還強調,輿論宣傳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30]西方學界以及受其影響的中國學者討論當代中國傳媒的政治性,往往習慣于批判國家對傳媒的管制,強調言論自由,批判“喉舌”傳統,學者普遍認為媒體審查的目的是維護政權穩定。[31]有人根據具體允許或禁止的網絡內容來討論國家的政治動機,尤其是降低群體性事件的可能性。[32]也有學者從批判國家理論出發,認為審查制度的目的在于壓制不同意見,因為這些意見往往指出國家部門、政策或領導人的錯誤。[33]甚至有人認為,在阿拉伯之春、西藏分裂主義運動和許多地方抗議活動之后,中國政權仍然安全,這本身就是對媒體控制的結果。[34]與此同時,市場化媒體帶來的政治性問題卻長期被忽略。伴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起來的市場化媒體,并非沒有政治訴求,相反,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群體活躍于其中,其政治訴求的表達也時而清晰、時而隱晦,一種不同于黨政主流的政治性在傳媒中逐漸發展。對此,后文將詳細解析。

(三)當代的發展及其限度

互聯網的產生和發展,對民主政治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它并沒有改變互聯網時代傳媒的政治性特征。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皆是如此。在互聯網時代,網絡越來越成為人們最廣泛的社會聯系和社會交流媒介。由于互聯網的交互性、脫域性、非中心化、去權威化等特征,每個人都可以在其中直接發表意見、表達訴求,而不用再通過精英來間接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從技術層面而言,國家、社會強勢群體或統治階級很難隱瞞基本事實,也很難從技術上禁止人們發聲;人們互相之間的交流超越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互聯網技術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較為理想的商談情景。互聯網時代的網絡民主前景看好,一個真正意義上民主、平等參與、自由討論的社會成為可能。

然而,現實并沒有完全朝著良好的方向發展,由于各種缺陷,互聯網時代的民主政治存在各種問題,這為傳媒在新條件下的政治性奠定了基礎。第一,由于互聯網上的民眾缺乏組織性,也沒有形成組織結構,不能作為一種獨立力量沿著正式的組織體制參與政治過程,只是零散的傳播信息,表達政治訴求,其作用較為有限,其訴求很容易被淹沒在互聯網的信息海洋之中。第二,由于文化素質、投入時間和精力等方面差異,網民會與現實世界一樣產生分化;又由于網絡傳播的內在特性,其中影響力更大者很容易綁架廣大網民的意見,廣大網民容易被各種政治力量利用。第三,由于網絡交流的非理性因素,使得理性討論比現實生活中更為困難。網絡上除了有真實、有效信息,還會摻雜有許多無效、虛假甚至惡意信息。受情感、情緒因素的影響,網民并不會甚至不愿去追究信息真實性,因此容易被失真的信息所左右,政治判斷和評價就會發生偏差,甚至陷入民粹主義的陷阱中。

在此背景下,傳媒的政治性會更為隱蔽,政治控制技術也會有新的發展,更能混淆視聽。有政治意圖的人或利益集團在互聯網中可以成為一個普通的信息形成者、傳播者,他完全可以基于特定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主觀目的,而故意提供不真實、不客觀的信息,其目的就在于誤導公眾。如慶安事件中少數利益集團將嫌疑人美化成為無辜訪民,攻擊黨和政府,攻擊司法制度。[35]這種做法甚至有國際化趨勢,在國家競爭中媒體常常被用作打擊對手的工具,如西方媒體廣泛存在的對中國歪曲報道甚至惡意攻擊的現象。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被煽動起來的公眾情緒,常常讓領導人在強烈的公眾情緒面前無法保持正確方向,從而做出錯誤的決策。這種情形在目前中國也日趨顯現,例如唐慧案中的輿論干預司法。[36]此外,傳統的報刊、廣播電視等媒體也不斷向互聯網進軍,目前幾乎所有的報刊、電視都有了自己的互聯網窗口,傳統的傳媒集團也憑借強大的財力在互聯網中創辦新的媒體。它們將現實社會中強大的影響力帶入互聯網,可以將傳統媒體左右、控制民眾思想的方式帶入互聯網中,從而在互聯網條件下繼續左右國家乃至跨國的公共決策,謀取利益集團的政治利益。

 

三、當前中國傳媒的政治性

(一)伴生于市場化的傳媒政治性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傳媒業也開始了漸進的市場化改革,媒體日益成為市場化運作的商業機構。傳媒的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事業單位向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過度階段,二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業化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對傳媒的行政管理方法逐漸得以擯棄,傳媒的經濟內涵逐漸在宣傳功能之外得以發展。在第二階段,傳媒市場化步伐明顯加快,傳媒行業整體上呈現出市場化局面。許多過去的機關報得以重整,成為“創收”大戶,廣告成為傳媒的主要收入來源;在互聯網興起之后又從事跨媒體經營,傳媒集團跨區域辦報現象也不斷出現。

目前,中國有2000多家公開發行的報紙、9000多份雜志、1700多個電臺頻率、1100 多個電視頻道、1000多家廣播電視臺、2家通訊社,另有大量的網站,這些傳媒大多數是國有或被國家控股。這些報刊、電臺、電視臺、網站等,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黨委和政府直接創辦并管理的官方媒體;二是有關行業或部門創辦并管理的行業或部門媒體;三是企業創辦和經營的商業媒體。經過市場化改革后,行業、部門媒體大多已商業化,官方媒體也有一些實行商業化運作的子媒體。這些媒體的運營目的有兩種,一是個別承擔政治宣傳職能的傳媒,如《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各省市黨委政府主辦的電視臺、日報;二是大多數以商業經營為目標,以商業利益為依歸的傳媒,主要包括各個城市的都市報、晚報,各大門戶網站。以商業經營為目標的傳媒中,既有傳媒市場化以后興起的私營媒體,以各大門戶網站最為典型;也有市場化以后的國有控股傳媒,主要是各類都市報;此外,主要承擔政治宣傳職能的傳媒,也有不少商業運營的成份或頻道,例如各省的衛視。

傳媒的市場化,最早國家算的是經濟賬,可以從財政上卸掉一些包袱,讓一些報刊到市場上掙錢上繳利潤。但是,一旦傳媒市場化,新聞、政治方面會有新的變化。與市場結合,媒體就有了很大的空間。在推動公共參與、推進政府信息公開、推動社會民主進程、維護公共利益等方面,傳媒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作用的發揮,與傳媒關注焦點事件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傳媒的有效參與,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就不可能被帶入公眾視野,也就成不了公共事件,事件背后的公共性、普遍性問題就挖掘不出來,公共利益也無從凸顯。然而,一旦人們對公共事件的關注依賴于傳媒,傳媒作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就可以凸顯,進而就可能有獨立的政治利益、政治訴求,同時一些有特定政治傾向和政治訴求的社會群體也可能聚集在傳媒平臺上,傳媒的政治性由此表現出來。它以“新聞專業主義”為理論支撐點。[37]“新聞專業主義”批判傳媒從屬于政治目標的傳統實踐,提出獨立性訴求。“國家”、“政府”、“政黨”等被視為外在于社會公眾,與公眾利益相對立,傳媒則被預設為社會公眾的天然代表,公權力對傳媒活動的限制被視為民主發展的障礙。擺脫公權力而獲得獨立的傳媒,被預設為更客觀、更真實。“新聞專業主義”最終的成效,是被資本力量附身的傳媒機構獲得獨立性。

傳媒及其從業人員、活躍其中的知識分子、有特定訴求的利益集團,可以運用傳媒進行議程設置,引導人們關注特定的事件,制造特定的輿論。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網民素質良莠不齊,網絡交流的非理性特征凸顯,這種引導就非常容易。由于執政黨非常關注社會輿論,就容易被特定利益集團利用網絡輿論設置的議程牽制,從而可能在決策上受到影響。因此,在傳統社會主義傳媒“黨的喉舌”之外,傳媒可能生發出另外一種政治性,一種以“去政治化”的形式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性。汪暉曾指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伴隨著當代世界的“去政治化”,“通過新的、政治性的安排置于‘去政治化’表象之中,新的社會不平等被‘自然化’了。”[38]表面上看起來,傳媒議程中的公共事件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件,是民眾較為關心的問題,似乎是去政治化或非政治性的,牽涉到的具體的治理性問題;然而,將這些問題系統的看,卻有著某種政治意圖,被媒體所推動的一連串公共事件可能按照某種政治路線圖實施的,面向的是公共政策和政治訴求。

市場化條件下獨立政治力量的傳媒,以及圍繞傳媒的各種政治力量,有其明確的政治利益目標;一些利益集團和NGO組織混跡其中,甚至有政治性的綱領。在面向公眾時,這些目標和綱領是秘而不宣的,他們會將自己打扮成公共事務的熱心者,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在其政治目標和綱領下,報道什么、不報道什么、積極屏蔽什么,都有其特定指向,指向其最終的政治意圖。民眾處于傳媒灌輸的信息之中,受這些信息所主導,按信息所給定的思維框架去看問題,從而產生所謂“民意”,對政府或其他對象產生壓力,進而影響公共政策甚至政治決策。當前,各級政府特別關注網絡輿論,因此也特別容易被傳媒所有意激起的輿論所左右和支配。如各地的PX事件、狗肉節事件,都有利益團體聯合媒體在背后推動。

(二)傳媒政治性的運作規律

傳媒實現其政治意圖,在新聞炒作上有一定的規律可循。第一波推動往往是針對某個或某類事件形成調查報告。具體事件需要精心選擇,要能夠抓住受眾的“眼球”,調動受眾某一方面的情緒;調研報告并非完全客觀,而是用看似客觀的事件、材料和數據來引導受眾的思維;調研報告一般不會作假,但可能只引用支持傳媒意圖表達的材料和數據,而對相反的材料和數據輕描淡寫的帶過,甚至置若罔聞。僅僅有調研報告還不行,還需要進一步的第二波推動,那就是帶動受眾進入公共討論環節,這主要由評論來完成。評論不是隨意的,而一般由特定的寫手完成,寫手中有著名的傳媒人、律師和學者,他們的共同點是認同傳媒所持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意圖。這些評論的主要目的是引導受眾,將受眾對公共事件的思考引到傳媒試圖導向的軌道上去。這些評論最終要指向第三波推動,就是要推動公共政策的變化。這種公共政策的變化,可能在政治經濟上有利于特定利益群體,但推動過程本身對政府信譽、執政黨合法性可能都有所損害。

在西方傳媒中,類似于中國傳媒寫手的人群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是依賴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思考,用言論關懷和介入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在西方本是中性甚至是褒義詞,他們是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對社會進言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然而,在中國,參與傳媒評論的這些人,人們很容易發現其基本的言論立場就是反對,而不論是非曲直;其基本價值結論最終往往是政府失德、無信、作惡,而不管事實真相如何,不分個別和一般;他們甚至故意捏造、剪輯一些所謂的歷史陰暗面、領袖人物丑聞,來達到混淆視聽的目的。[39]因此,“公共知識分子”在中國逐漸變成貶義詞,通常被簡稱為“公知”。在推動公共事件過程中,一些傳媒與“公知”是互相利用的關系,傳媒利用公知的專家和名人身份來增強權威性,“公知”則利用傳媒的平臺和影響力擴大影響。因此,伴隨著傳媒市場化,公知群體也迅速崛起,成為活躍在傳媒、網絡和自媒體上的著名人物。轉型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為傳媒以及附著于傳媒的利益群體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在互聯網和自媒體中,政治性表現得更為突出。傳媒和“公知”不斷通過“學術”的方式搞歷史虛無主義,以重寫歷史的旗號宣揚反動意識形態,用小歷史的名義反對主導意識形態。網絡上的演員、記者、學者、大V等,周圍都聚集著大批的追隨者和“粉絲”,這些追隨者往往以維護政治領袖一樣的心態來維護這些名人。這些人日益成為體現傳媒政治性的重要節點。而互聯網和自媒體平臺的管理者,往往憑借個人好惡來刪帖、封號,他們實質充當了政治化的傳媒的新聞檢察官。每當那些網絡大V以公共利益代表者身份提出某個問題,設置輿論議題,各大門戶網站、自媒體平臺便在主頁上力推,各路追隨者便一擁而上進行支持,造成一種民意洶涌的假象。在洶涌的“民意”面前,政府不敢表態,怕卷入更深的麻煩之中;官員更是不敢表態,擔心前程盡毀。政府常常被挾持,從而作出并非基于事實的決策。在這種狀況下,輿論并不基于事實和常理,而是制造恐懼和恐慌。時至今日,各級政府對傳媒、網絡輿論唯恐避之不及,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從表面上看,中國的傳媒還受黨委宣傳部門指導,但在資本操控市場經濟的傳媒環境,尤其是互聯網環境中,無論是官員,還是知識分子,發出獨立的聲音都是非常困難的,更不用說平民百姓了。人們可以自由使用門戶網站、社交媒體,但在其中傳播獨立思想十分困難。在互聯網輿論環境中,人們似乎只能選擇成為“烏合之眾”之一員,獨立的思想可以表達,但其實很難被人聽見。在市場化傳媒環境中,媒體、資本與某些利益集團的權勢結成了具有政治性的同盟關系,對公共性構成了極大的壓制。[40]作為另外一些政治力量的“喉舌”,一些門戶網站和社交媒體的能力其實大大超過了作為“黨的喉舌”的《人民日報》、新華社的號召力,尤其是在城市中產階級群體中。西方學者對中國網絡的試驗性研究也表明,支持政府的網絡言論比批評政府的言論更容易遭到屏蔽,而社交媒體對內容審查的力度不均,國企運營的社交網站尺度比私企嚴格,但最大的用戶群體卻屬于私企。[41]一如汪暉所指出,“在今天,壓制公民言論自由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媒體權力也常常是壓抑性的機制之一。在這場斗爭中,呼之欲出的是政黨化的媒體與滋生這一媒體權力的傳統政黨之間的政治競爭,如果說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政治的能量和特點,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個喪失了意識形態功能的、左支右絀的權力機器。”[42]在當前傳媒環境中,很難進行真正有理性的公共討論。傳媒通過持續創造和設置議題,在互聯網中成為日常政治的主導性力量。

?

四、傳媒政治性的規制現狀

目前中國傳媒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承擔政治宣傳職能的黨報黨刊及其網絡載體,二是大多數以商業經營為目標的市場化傳媒及互聯網傳媒,三是各種組織和個人借由微博、微信等平臺形成的“自媒體”。不同類型傳媒的規制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一)傳統傳媒的規制方式及問題

對所有的黨報黨刊、市場化媒體和新媒體,宣傳部門常用的管理規制方式是分級負責、內容管理。不同層級的宣傳部門負責管理同一層級的相關傳統媒體和新媒體,根據媒體單位的性質和級別,中央、省、市、縣各有負責的具體傳媒單位;在宣傳部門內部,不同科室部門負責聯系、監督具體傳媒單位。宣傳部門對媒體的具體管理,主要體現為“內容管理”,即在聯系媒體單位,監督其運轉過程中,指示媒體單位如何開展宣傳,具體包括哪些要宣傳、哪些不能宣傳、不同性質事件的宣傳側重點等內容。宣傳部門長期堅持“宣傳講紀律”的理念,并對各類傳媒如此強調,而“紀律”的落實,就體現在宣傳口徑的統一,落腳于內容管理。

當然,不同性質的媒體,宣傳部門指示的側重點會有所不同。黨報黨刊的規制,沿襲“社會主義傳統”,體現為宣傳工具的管理和運用。我國黨報黨刊一直定位為政治宣傳工具,用于傳達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對黨和國家重大工作安排、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講話及講話精神進行宣傳,促使黨員群眾較快較好了解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從而起到提升認知、統一認識、凝聚民心之功用。黨刊黨報直接受宣傳部門領導,本身就是宣傳部門的重要構成部分。宣傳部門對黨報黨刊的領導,主要通過行政指令、思想政治、組織人事和紀律約束來實現。在具體工作中,宣傳部門常常直接指示黨報黨刊如何宣傳、如何評論;在重大事項的新聞發布和評論場合,則以指令“發通稿”的方式來貫徹方針政策。與黨報黨刊作為宣傳工具的管理和運用稍有不同,宣傳部門對市場化媒體在政治性方面的指示往往是否定性的,即要求具體媒體不報道什么,不應該如何評論等。

目前,上述管理和規制方式存在一些問題。第一,隨著社會日益多元化,黨報黨刊的新聞和評論范圍極廣,宣傳部門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顧及,就所有新聞事件下達直接指令;第二,受新聞專業主義的影響,一些媒體從業人員(包括一些黨報黨刊的從業人員)不贊同“黨管媒體”的原則,他們從所接受的自由主義傳媒思想出發,批判“黨領導輿論工作”的社會主義新聞觀,不認可公權力對傳媒活動的限制。在此背景下,在宣傳部門的指令所未觸及的地方,一些新聞從業人員就可能按照其它訴求編輯新聞、發表評論,表現出另外一種政治性,其中不少還是黨報黨刊的從業人員。此種情況,中央領導應已有所注意,并從思想政治層面進行了回應。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要求“黨媒姓黨”,強調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43]

在人們的印象里,黨報黨刊是輿論宣傳陣地,當然是高度政治化的;市場化媒體是國有媒體市場化改革的產物,雖然隸屬黨報黨刊集團,但其面向城市居民發行的帶有娛樂、休閑性質的晚報或都市報,主要關注地方社會議題,話題性較強,而政治性應該很淡。但現實情況并非如此。黨報黨刊無論是版式風格還是行文風格,都越來越僵化,因此其政治宣傳作用不斷弱化。與之對照,一些市場化傳媒的另類政治性卻越來越強。因此可以看到很有趣的媒體現象:市場化的大眾媒體越來越敢于批評各級政府,以輿論監督自任,以弱勢群體代言人、社會公共利益捍衛者的姿態出現。對此,黨報黨刊等官方媒體往往要么默不做聲,要么跟隨大眾媒體的腔調批評各級政府。簡單說,應該有政治性的傳媒越來越不講政治,而非政治性的市場化傳媒越來越政治化了。

在互聯網時代,任何一家地方性媒體,只要運作得法,都可以獲得全國性的政治影響力。比如市場化運作的《南方都市報》,是隸屬于南方日報集團,在廣東省內發行的都市類報紙,近年來卻已成為一家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報紙,經常曝光全國各地的各種違法亂紀現象,儼然已經成了國內的媒體“意見領袖”。事實上,不少媒體獲得全國性影響力,正是靠大量報道各種負面新聞,不少傳媒甚至是通過推動某一個案成為事件而“一夜爆紅”。市場化媒體上流行的曝光和批評,有些是合理的,或有合理的成份,但魚龍混雜,常伴隨有其它商業和政治性意圖。對此,宣傳部門在日常管理中難以辨別,工作人員常有力所不逮之處。也許正因此,習近平才強調新聞輿論工作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都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黨報黨刊、都市類報刊、新媒體都要講導向;新聞報道、副刊、專題節目、廣告宣傳,時政新聞、娛樂類、社會類新聞,國內新聞報道、國際新聞報道都要講導向。[44]不過,對前述狀況,也有學者認為,它是中國調整審查制度所追求的,從“限制不利報道”轉向“有條件的輿論導向”的策略,是對網絡媒體快速傳播的一種適應;中國的傳媒監管體系是強大而分散的。[45]

傳統傳媒的管理規制,也有一些法規依據,但在立法層面還不完善,在操作層面困難重重。目前我國缺乏完善系統的新聞傳媒法律規范體系,憲法中有些相關條文,如針對言論自由、批評建議的一般性規定;更多的法律規范依據散見于各類行政法規中,如國務院2001年頒布、2011年修訂的《出版管理條例》。相關法律法規大多過于抽象和分散,無論是新聞工作者,還是司法者,都很難明確權利的范圍和界限。例如,《出版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對新聞出版的自由進行概括性的規定,但對這種自由的內涵與邊界缺少明確的定義,對如何保障這種自由、防止濫用自由等都缺乏系統性的規定。在實踐中,新聞出版的自由既難以實際保障,也難以得到制度性的約束。

(二)互聯網傳媒的規制方式及挑戰

伴隨著互聯網傳媒,特別是自媒體的不斷發展,政府在傳媒規制上做出了不少值得肯定的法治探索,推動了傳媒的法律規制。2000年以來,我國制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等一系列涉及互聯網的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互聯網傳媒中很大一部分是市場化、私有性質的企業,傳統行政手段對它們的規制效度較為有限,更多需要依法依規管理;互聯網的傳播特性也決定了管理和規制要有更大的靈活性,“內容管理”、管控思維顯得越來越滯后。正是在此背景下,2011年5月,國務院設立了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以下簡稱“網信辦”),專門負責推動互聯網信息傳播的法制化建設。2014年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后,它還承擔領導小組辦公室具體職責。隨后,各級黨和政府的“網信辦”也相繼成立。

近年,“網信辦”積極回應互聯網中的新問題,推動了互聯網傳媒政治性的法律規制。“網信辦”成立的初衷是重組網絡管理機構,因為互聯網管理混亂,新技術工具不斷出現,有必要設置統一的常設管理機構,其具體管理方式則是“內容管理”。而內容管理與渠道管理有時密不可分,因此常常自然會延伸到渠道管理中,形成內容管理與渠道管理相結合的模式。2014年8月,國家“網信辦”出臺《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俗稱“微信十條”),即是如此。針對自媒體進行法律規制,它要求從事公眾信息服務需取得資質,公眾號需審核備案,時政新聞發布設限,實名注冊等,并明確違規后的處罰。2015年年初,國家“網信辦”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聯合對新聞網站記者核發記者證,正式將網絡媒體記者納入管理序列。2015年4月,國家“網信辦”出臺《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約談工作規定》,規定對嚴重違法違規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負責人進行約談。2016年6月,國家“網信辦”發布《互聯網信息搜索服務管理規定》,對付費搜索信息服務問題進行規范;發布《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信息服務管理規定》,規范管理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APP)信息服務。

“網信辦”出臺的一系列辦法和規定,一定程度上將互聯網傳媒的規制納入了內容管理與渠道管理相結合的法制軌道,在主體上體現為對互聯網傳媒平臺和網民兩類主體的規制。對于互聯網傳媒平臺,除了要求其遵守法律法規之外,還要求其承擔平臺管理責任;不僅要求其對平臺內部運轉落實考核管理,還要求其對平臺的運用者進行監管。而對于網民的規制,一是要求其在使用網絡傳媒平臺時進行真實身份信息認證,在違法違規發布信息時受到網絡平臺的處理和處罰,包括警示、限制功能、暫停更新、關閉賬號等;二是依法加大對網民利用網絡平臺的嚴重違法和犯罪行為的打擊,例如近來明顯加大了對危害國家安全、擾亂社會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這種規制模式在規制傳媒政治性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依舊存在不少問題:

第一,執法機制現狀制約了對網絡傳媒的規制。“網信辦”首先是協調機構,沒有執法權,只能監督執法。網絡傳媒的規制涉及到網信辦、新聞出版廣電局、宣傳部、公安部、工信部等多個部門,因此常常需要開展聯合執法。這種執法模式缺乏長期有效的運行機制,也缺乏穩定性,一旦聯合執法行動結束,弊端又會重現。不過,也由于沒有硬性的執法權,網信辦更多采用柔性的約談方式,直接瞄定對象,效果有時也不錯,只要媒體負責人能夠對內容有實際控制力。例如,百度貼吧事件,就是在約談的基礎上著手解決問題的。

第二,規制網絡傳媒政治性的法規仍然不健全。從國家“網信辦”近幾年的法制建設情況來看,有關互聯網傳媒的法律規范仍然比較匱乏,尤其針對其一般性質、并非直接的政治性問題缺少直接規制。例如,網絡上煽動民粹主義,不負責任的報道,隱蔽政治力量介入社會問題,對這些問題都缺乏明確的規制依據和防范手段。目前網絡規制的特點是針對每一類互聯網服務形態發布管理規定,直接對每一特殊類別行為提要求,包括直播、即時通訊、搜索引擎等。這種管理風格對發展迅速的新型行業和突出問題有針對性,但分類管理的成本較高;而且,這種模式是問題導向而非規則導向的。

第三,網絡傳媒違法違規處罰的依據不足。在國家“網信辦”所頒布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中,大多是禁止性規定,但對于違反這些禁止性規定的法律責任,缺乏明確完整的規定和劃分;一些責任承擔方面的問題,可能也超出了“網信辦”制定規范的權限范圍。因此,在實踐中,處罰傳播政治性違法信息的行為,總體上失之于輕、失之于軟,常常查刪處理就算完畢,最多對一些責任人拘留了事。

第四,網絡傳媒依法管理基礎還比較薄弱,管理不到位現象比較突出。直接制作、傳播政治性有害信息的往往是小網站,以及一些微信公眾號、微博等,對這些傳播主體,“網信辦”往往一時難以摸清底細、掌握詳細情況,因此很難管理到位。而且,目前一般社會問題泛政治化的現象較為突出,“網信辦”甄別、管控、辨析遠遠不夠。許多非法意圖較為明顯的政治性話題,往往“鬧大了”“網信辦”才會管控;不少應該辨析、討論、處罰的政治性違法行為,往往只是簡單的一刪了之。

第五,網絡傳媒平臺擁有“網信辦”賦予的管理權限,資本的政治性可能更加凸顯。網絡信息服務平臺管理平臺使用者的權力,雖然基于用戶協議,但在廣大網民嚴重依賴個別大的信息服務平臺的情況下,看似平等的協議實際賦予了平臺方“生殺予奪”之權。微信、新浪微博、騰訊微博等廣泛享有這些權力,可以對網民限制發布信息、暫停更新甚至關閉賬號,很可能侵犯廣大民眾的言論自由和表達權利。而且,平臺方完全可能基于資本謀利的特性,而與特定政治利益團體結合。“趙薇事件”中,趙薇啟用臺獨、辱華演員,共青團中央的相關批評微博卻遭到刪除。微博平臺與趙薇資本集團之間的神秘關系,至今也未有權威揭示。

對網絡管理不力的現狀,西方學者往往肯定其合理性,并認為是中央有意為之,用來緩解輿論焦慮,從而增進政權和社會穩定性。網絡上的各種批評有助于中央盡早了解地方的腐敗、瀆職,從而更換地方領導人,代之以維穩能力更強的人才,確保體制及時回應民意,這比粗暴干預新聞更能有效維護穩定。[46]這些認識顯然有倒果為因之嫌。應該說,在目前的規制體系之下,傳媒政治性的規制確實存在兩大方面的問題。

一方面,在規制市場化傳媒和網絡傳媒的政治性方面,既有方法的作用有限。從黨報黨刊到市場化媒體、網絡新媒體,商業資本邏輯正在取代傳統的社會主義立場。傳統意識形態下的黨性原則對傳媒的約束在資本中不斷消解,政治、紀律、行政控制手段對市場化媒體和網絡媒體的作用有限,與此同時,法律規制卻表現出明顯的滯后性。在自由主義思想盛行,傳媒被譽為“第四種權力”的語境之下,“黨的喉舌”的社會主義傳媒傳統不斷遭到自由主義和新聞專業主義的沖擊,大量傳媒事實上并非黨和政府的宣傳工具,政治紀律控制和行政指令手段的合法性面臨困境,常常被認為是不正當干預甚至壓制。因此,對傳媒進行法律規制,對傳媒權力進行法治約束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在當前傳媒環境下,公眾的傳媒表達權利缺乏保障。群眾路線一直以來是作為“黨的喉舌”的傳統黨報黨刊遵循的重要工作原則,它體現為新聞稿件大量來源于工作在各行各業的普通人民,來源于基層和任何想說話的人。這使中國的新聞實踐有別于市場化條件下的職業標準和認知,并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正式的組織資源和社會資本。[47]群眾路線原則和“黨的喉舌”傳統是保持傳媒人民性和公共性的政治性保障。但傳媒市場化之后,新聞專業主義情緒高漲,市場化傳媒呈現出另外一種政治性。資本運轉邏輯從根本上改變了傳媒背后說話人的身份,并不是任何想說話的人都能夠發出聲音、準確表達訴求。與此同時,黨媒系統的官僚主義日趨嚴重,往往不能及時發現并表達社會公眾的真正需求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公眾的傳媒表達權利因此成為問題。

 

五、傳媒政治性之法律規制的建議

傳媒具有政治性,這是現實,不會因為自由主義理論將其描述為中立的和公共的而不存在,也不會因為一些媒體人和社會不承認它而不存在。在這種現實面前,法律應當何為?法律當然很難消滅傳媒的政治性,所能做的恐怕只是將傳媒行為約束在合法范圍內。傳媒的政治性固然無法祛除,但需要以法治的方式維持其良好運轉,讓傳媒的政治性表現為人民性,而不是赤裸裸的為優勢社會階層服務、為資本利益服務,讓各個社會群體的政治訴求和利益訴求都能在傳媒中得以合法充分的表達。

(一)法律規制的重點領域

從法治的角度對傳媒政治性進行法律規制,還有很遠的路要走,有很細致的工作要做。本文不準備從細微處討論建構規制的法律體系,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討論原則性問題和建議:

第一,保障傳媒及新聞從業者的權利,即傳媒權利。傳媒權利是對傳媒依法所享有的采訪權、報道權、批評權等權利的合稱。傳媒權利是傳媒存在和發展的法律基礎。目前我國雖然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媒體權利,但傳媒所享有的一系列權利可以從憲法推導出來。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傳媒權利源于憲法上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48]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五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七條的規定,都與傳媒權利相關。這些憲法條文所規定保護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新聞工作者理所當然應當享有,它不僅是新聞工作者作為公民所應當享有的,還是新聞工作者為了保障一般公民的權利所需要享有的。傳媒權利是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出版自由在新聞活動中的體現,是新聞工作者享有依法從事采訪、寫作、發表出版新聞作品并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權利。傳媒及新聞工作者在行使權利時不受法律以外的其它因素的干涉,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自由的采訪、報道、批評而不受他人的強制。一旦在行使媒體權利時侵犯他人權利,或濫用媒體權利,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新聞傳媒具有傳遞信息、反映輿論、發表評論、實施監督等社會功能,為了使傳媒功能正常發揮,就必須明確傳媒權利,并在法律上給予保障。媒體和新聞從業人員在行使傳媒權利時,有法律之內的選擇權,具有采訪、報道、批評的自主性。政府可以提倡、鼓勵和支持某種輿論傾向,也可以通過國有或控股媒體去實踐這種傾向,但不應當在法律之外對傳媒運行進行不當干預。例如,前些年屢屢發生的“跨省追捕”記者事件,有些就是地方政府對暴露其不當行為、違法行為的記者的打擊報復,構成了對傳媒權力的打擊,不符合法律精神。在傳媒政治性的現實之下,政治利益集團對傳媒權利行使有所影響,這不可避免,法律無法絕對禁止,但應當進行規制。政治利益集團可以通過傳媒表達訴求、行使權利,但訴求的表達應當在法律范圍內,不能以杜撰新聞、違反新聞倫理、甚至違法的方式來表達訴求、誤導公眾、操縱公共政策議程,也不能侵犯他人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第二,法律為傳媒權利的行使設置底線。在充分保障傳媒權利的前提下,需要為傳媒權利的行使設置法律底線。傳媒號稱擁有“第四種權力”,其權利是為傳遞信息、反映輿論、實施監督而存在,依法行使更是有所必要。否則,“第四種權力”所可能導致的“暴政”可能比公權力濫用的后果更為嚴重。因為在現代社會,立法、司法、行政權力的運行,時刻處在人民和傳媒的關注之下,其濫用較為容易被質疑、被發現。而傳媒往往受資本和利益集團的控制,其權力濫用常常具有更強的隱蔽性和迷惑性,因此法律的規制更為重要。在目前階段,中國傳媒良好的職業倫理和運轉秩序尚未有效建立,法律為傳媒設置權利行使的底線就更顯重要和急迫。

目前,傳媒在行使權利時,在幾個方面容易超越法律的底線。一是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這在網絡新媒體中更為常見。一些不法分子和敵對勢力利用網絡和新媒體進行犯罪、干擾、滲透、反動宣傳等破壞活動,給我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中就是如此,一些群體性事件中也是如此。有些案例中,媒體從業人員甚至起到了重要的煽動作用。二是在個案中歪曲事實,煽動對某種社會群體的仇視情緒。例如,2012年南加州大學校園發生槍擊案,兩名中國留學生被槍殺。媒體強調死者所開的寶馬車,強調這所大學是“紈绔子弟大學”。[49]從而引發民意撕裂,導致網民對“富二代”無端痛恨。其實據死者同學透露,兩位被害者學習勤奮,勤儉節約,當天深夜還在實驗室做實驗。三是惡意誹謗政治人物和歷史人物,混淆是非,淆亂社會道德感情。這種現象在一系列所謂重新解讀歷史,“小歷史”等現象中可見一斑,目前已經引起宣傳部門的重視。四是以虛假新聞、不完全真實的新聞,推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修改。這種情形較為常見,目前法律卻很難有效應對。法律規制可能需要在這方面下功夫,厘清具體情形,約束傳媒的行為。

新聞從業人員在職務之外的行為,似乎應當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底線要求。新聞從業人員在日常生活中,在兼職工作中,甚至在自媒體中的行為,應當受到更嚴格的規制。因為新聞從業人員在從事采訪工作、參加各類會議、閱讀文件等職務活動中,可以獲取的各類信息、素材,其中可能包含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未公開披露信息等,都屬于職務便利獲取的信息。這些信息一旦在日常生活、兼職工作、自媒體中得以泄露,可能損害國家或相關市場主體的利益,也會損害新聞單位的信譽和利益。現實中,一些新聞從業人員濫用職務行為信息,兼任境外媒體的通訊員、專欄作者、評論員等,傳播涉密信息,或者擅自將職務活動中獲悉的信息發布在自媒體中,造成不良影響,甚至導致違法犯罪。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4年印發的《新聞從業人員職務行為信息管理辦法》,已經注意到這一方面的問題。因此,在法律規制上,更加嚴格的要求新聞從業人員,嚴懲其違法犯罪行為,顯得非常迫切。

第三,保障公眾的表達權利和被聽到的權利。自由主義傳媒理論認為,傳媒是一個思想市場,每個人都可以充分表達,各種不同的聲音都可以被聽到,這樣理性交流和討論會得出對公眾最有益的結果。這種理論所假設的模式在小范圍內可以實現。但在一個傳媒主宰的輿論環境中,問題復雜程度超出想象。在現代化信息傳播技術下,傳播手段是言論的放大器,誰的聲音可以被廣泛傳播,取決于掌握金錢和權力。有影響力的傳媒就好比大喇叭,可以充分享有表達權利;有錢人和有權的人可以支配大喇叭,同樣可以充分享有表達權利;底層社會群體不掌握財富和權力,其表達權利事實上處于缺乏狀態。在“大喇嘛”的支配下,由于“沉默的螺旋”[50]的作用機制,人們很容易將“大喇叭”表達的意見當成主流“意見氣候”,大多數人會力圖避免由于單獨持有特殊意見而導致的孤立,從而不會表達與“意見氣候”不同的意見,而是保持沉默。如此一來,“大喇叭”的意見就顯得更為主流,持不同意見的大多數人保持沉默,從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數”現象。而且,在“大喇叭”支配的輿論環境中,即使有少數人打破沉默,行使表達權利,其“被聽到的權利”[51]也很容易受到壓制,因為他們的“聲音太小”了,改變不了“沉默大多數”的命運。互聯網并未改變這種狀況,它雖然讓普通人有便捷渠道發泄不滿,卻缺乏形成的群體訴求進入討論中心的常規機制。

表達的權利和被聽到的權利,都是言論自由的應有含義,是民主和法治的當然內涵。在一般的市場經濟和法治條件下,保障所有群體的表達權利和被聽到的權利,存在很多技術性的難題,傳媒的大喇叭作用、沉默的螺旋效應,都強化了這些難題。克服難題,很難指望私有媒體,政府控制的國有媒體可以從中有所作為。因為私有媒體無法脫離市場化利益,而國有媒體更有義務保障全民的利益。歐文?費斯指出,國家可以是壓制者,也可以是自由的來源;權力的私有化對自由會有所沖擊,因此需要國家來抵制這些勢力;如果國家之外的權力正壓制著言論,國家就必須采取行動來增強公共辯論的活力。[52]國家應當通過國有媒體來介入言論自由領域,應當鼓勵國有媒體深入群眾,真正洞悉群眾的政治訴求和利益訴求,表達這種訴求,宣傳這種訴求,保障這種訴求被權力機關和廣大社會力量聽到。做到這一點,其實很困難,不但需要新聞職業素質,還需要很高的政治意識和敏感性,而這些正是當前媒體從業人員所缺乏的。目前的國有傳媒,一方面,其從業人員政治意識不夠,小知識分子的情緒濃厚,對底層群眾生活的體會不深刻,加上受西方資本主義傳媒思想浸潤日久,難以深刻洞悉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另一方面,國有傳媒受各級黨政的領導主要體現為服務于政府的短期目標,為政府短期目標和政績宣傳較多,甚至因此完全受各級黨政的直接控制,從而深入思考、反映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不夠。正因為國有傳媒做得不夠,底層群眾的一些利益點才會被活躍在市場化媒體、自媒體上的各種力量所表達,甚至政治化。

(二)法律規制的輔助措施

法律規制措施的有效運行,還需要一些有針對性的輔助措施。筆者認為,至少還有以下三個方面需要大力加強:

第一,改進政府管制傳媒的方式,尤其針對市場化媒體、網絡媒體。要充分發揮“網信辦”、新聞出版廣電局在法律規制方面的作用。目前,黨政部門過多使用具體指示的方式管制傳媒,傳媒因此也常常感覺權利受到壓制。應當發展法律規制方式,進一步完善有關新聞傳媒的規范性法律文件,整合針對新聞傳媒的執法能力,增強執法效率,建立執法新聞傳媒執法的長效機制,。對違反規定的法律責任要進一步明確,責任主體也要進行明確的劃分。盡量少的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指示,而是建立普遍適用的法律規則,從法律上對傳媒責任進行事后追究,將責任落實到個人。

第二,創造健康的新聞市場,發揮國有傳媒的正面引導作用。除了目前的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媒體之外,應當發展適應市場化環境的網絡化傳媒,它們應當既符合年輕網民的閱讀習慣,也能夠與時俱進傳播正能量,與那些有負面暗示作用的傳媒信息、評論進行競爭。目前倒是出現了這種傾向的民營媒體,如觀察者網。這些媒體,甚至可以在意識形態競爭方面,構成重要黨媒的補充。

第三,建設新聞行業倫理。現代社會的任何行業,僅僅依靠政府和法律規制,都可能是不夠的,發育、建設行業倫理十分必要。新聞行業倫理是是新聞行業和從業人員自身的自覺規范和約束,是行業內部的規范和行業組織的自律。良好的行業倫理對國家和傳媒是雙贏的,傳媒可以提高行業聲譽,國家可以節省法律規制成本。

 

六、結語

現代社會中,傳媒在傳遞信息、反映輿論、發表評論、實施監督等多方面承擔著無可替代的功能,在推進政府信息公開、推動社會民主進程、推動公共參與、維護公共利益等方面實際發揮了巨大作用。在理想狀態下,傳媒應當表現出完全的獨立性和徹底的公共性。然而,現實與理想有著巨大鴻溝,傳媒的獨立性和公共性,時刻受到傳媒政治性和商業性的威脅。從歷史實踐來看,傳媒政治性是與生俱來的,雖然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封建王權時期表現為直接的政治控制,資本主義國家中表現為資本控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則表現為“喉舌”功能。互聯網推動了民主政治的發展,似乎使控制傳媒難度更大,但由于各種原因,現實并未從根本上得到改善。中國是一個邁向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傳統中表現為“黨的喉舌”的傳媒政治性依然存在,市場經濟催生了另外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性。傳媒及其從業人員、活躍其中的群體和利益集團,通過輿論議程設置,引導人們關注特定公共事件,將政治意圖和政治訴求嵌入具體治理性問題中。

傳媒政治性對傳媒公共性構成了嚴峻挑戰,但它很難簡單祛除。承認傳媒政治性的現實,并不意味著放棄傳媒公共性的理想。真正意義上的傳媒公共性,應當體現為人民性,這是一種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性。傳媒能夠客觀反映并表達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成為不同群體利益協商的空間和平臺,從而最終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背景下,傳媒的人民性需要有效的法治保障。目前的傳媒規制還存在諸多缺陷,為此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將傳媒納入法律規制范圍,讓傳媒政治性接受法律約束。需要明確傳媒權利,在法律上給予保障;并為傳媒權利的行使設置底線,在違法時進依法懲罰傳媒及其從業人員;還要通過法律和政治渠道來保障各種社會群體的表達權利和被聽到的權利,防止廣大人民群眾在強勢利益群體面前成為“沉默的大多數”。此外,還應當同時改進政府管理傳媒的模式,發揮國有傳媒在新聞市場中的正面引導作用,同時全面建設新聞行業倫理。

 

*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研究受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項目資助。

[1] 傳媒的商業性及其對公共性的挑戰,參見陳柏峰:《當代中國傳媒的商業性和利益場》,《人文雜志》2016年第12期。

[2]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王曉玨、劉北城、宋偉杰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

[3] 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奧多?彼得森,威爾伯?施拉姆:《傳媒的四種理論》,戴鑫譯,展江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頁。

[4] 如施密特所言:“自由主義在政治方面從來都不激進。不過,自由主義對國家和政治的否定,它的中立性、非政治性以及對自由的主張,同樣具有某種政治含義,在具體情況下,這一切便會導致激烈地反對特定的國家及其政治權力。”參見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劉小楓編,劉宗坤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3頁。

[5] 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奧多?彼得森,威爾伯?施拉姆:《傳媒的四種理論》,戴鑫譯,展江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頁。

[6] 蔣德海:《輿論監督和法治文明》,《學術研究》2010年第1期。

[7] 劉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再論傳媒與司法的關系》,《政法論壇》2008年第2期。

[8] 馬長山:《公共議題下的權力“抵抗”邏輯》,《法律科學》2014年第1 期。

[9] 沈固朝:《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的興衰》,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2頁。

[10] 杜寶花:《淺議唐以降國家對“邸報”的控制》,《史學月刊》2010年第9期。

[11] 孫琳園:《試論明清時期的<京報>》,《新聞世界》2009年第10期;程麗紅:《清初京報的沉浮與小報之興衰》,《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12期。

[12] 弗雷德里克·西伯特、西奧多·彼得森、威爾伯·施拉姆:《傳媒的四種理論》,戴鑫譯,展江校,第14-16頁。

[13] 詹姆斯·卡瑞、珍·辛頓:《英國新聞史》,欒軼玫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2頁。

[14] 彌爾頓:《論出版自由》,吳之椿譯,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52-58頁。

[15] 《杰斐遜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431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頁。

[18] 張允若編著:《外國新聞事業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9頁。

[19] 張允若編著:《外國新聞事業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68頁。

[21] 趙月枝:《為什么今天我們對西方新聞客觀性失望?》,《新聞大學》2008年第2期。

[22] 汪暉、許燕:《“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汪暉教授訪談》,《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23] 海倫?托馬斯:《民主的看門狗?》,夏蓓、蒂娜?舒譯,南方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頁。

[24] 海倫?托馬斯:《民主的看門狗?》,夏蓓、蒂娜?舒譯,南方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8頁。

[25] 菲利普·帕特森、李·威爾金斯:《媒介倫理學:問題與案例》,李青黎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頁。

[26] 《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頁。

[27] 童兵:《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新聞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3期。

[28]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7頁。

[29]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頁。

[30]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5_10_14_337575_1.shtml

[31] Susan Shirk,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Martin Whyte,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2] Gary King ,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Roberts,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1-18, 2013.

[33] Peter Marolt, Grassroots Agency in a Civil Sphere? Rethinking Internet Control in China. In Online Society in China: Creating, Celebrating, and Instrumentalising the Online Carnival, ed. David Herold and Peter Marolt, New York: Routledge pp. 53–68,2011.

[34] Tai Qiuqing China’s Media Censorship: A Dynamic and Diversified Regime,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4(2): 185-209, 2014.

[35] 慶安事件發生后,自媒體各大門戶媒體將徐純合塑造成為因貧困進京上訪的無辜訪民,并在事件真相出爐之前不斷攻擊當地政府和涉事公安民警。事后查明,系北京銳鋒律師事務所所謂“死磕派律師”在背后對輿論進行操縱。參見《北京銳鋒律所律師被拘 曾策劃炒作慶安槍擊案》,http://news.youth.cn/gn/201507/t20150712_6852656.htm

[36] 陳柏峰:《從唐慧案看中國法治生態》,《中國法律評論》2014年第3期。

[37] 王維佳:《追問“新聞專業主義迷思”》,《新聞記者》2014年第2期。

[38]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47頁。

[39] 新近的一個例子是,巴黎恐襲后,IS聲稱對此事負責。國內有人扒出環球時報的一篇舊報道,標題改為“環球時報:ISIS是不是恐怖組織,仍很難定論”,各路大V紛紛轉發。實際上,這篇報道原標題是“美國號召打ISIS夾帶不少私貨”;而且,文中其實很明確的將打擊IS稱為反恐任務:“‘伊斯蘭國’興起是美國錯誤中東政策所致,美國有責任承擔反恐任務。”證據擺在眼前,始作俑者很快刪除微博,但轉發指責《環球時報》的各位大V,幾乎無一轉發辟謠信息。參見《巴黎發生槍擊爆炸后謠言四起 中國媒體躺槍》,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5_11_14_341311.shtml

[40]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最近的“趙薇事件”,趙薇導演的電影《沒有別的愛》因啟用疑似臺獨的演員戴立忍,以及辱華的日本女星水原希子,被大量網友質疑并遭到抵制。即便如此,“趙薇事件”還是上不了“熱搜”,共青團中央相關微博也遭到刪除。參見《趙薇用資本控制輿論?細思極恐,一會兒可能就被刪帖了》,http://toutiao.com/i6307541140161692162/

[41] Gary King , Jennifer Pan, and and Molly Roberts, A Randomized Experimental Study of Censorship in China, APSA 2013 Annual Meeting Pap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3 Annual Meeting.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299509

[42] 汪暉:《“后政黨政治”與中國的未來選擇》,《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

[43] 《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 人民日報 》2016年02月20日,第1 版。

[44] 《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 人民日報 》2016年02月20日,第1 版。

[45] Tai Qiuqing, China’s Media Censorship: A Dynamic and Diversified Regime,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4(2): 185-209, 2014.

[46] Chen Xi, Social Protest and 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Martin Dimitrov, The Resilient Authoritarians, Current History, 107(705):24–29, 2008.

[47] 王維佳:《作為勞動的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頁。

[48] 牛靜:《媒體權利的保障與約束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頁。

[49] 參見《兩中國留學生在洛杉磯被槍殺 死于寶馬車內》,http://news.qq.com/a/20120412/000133.htm

[50] 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董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頁。

[51] 李北方:《北大南門朝西開》,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7-69頁。

[52] 歐文?費斯:《言論自由的反諷》,劉擎、殷瑩譯,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頁。

歡迎發表評論!

乒乓球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