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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峰:社會科學學者如何面對時代使命

社會科學學者如何面對時代使命

——在高層次人才簽約聘任儀式暨新教工入職典禮上的演講

陳柏峰

尊敬的各位領導、老師和同事:

大家節日好!

能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并作為高層次人才代表發言,我倍感榮幸,也深感責任重大。在此,衷心感謝學校多年的培養,感謝成長過程中遇到的諸位恩師,感謝同事們和領導們,也感謝我的學生們!去年今日,我在這里受聘青年長江學者,當時的發言主題是“做無愧于時代的社會科學學者”。今天,我想沿著之前的主題,談談“社會科學學者如何面對時代使命”。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擺在突出位置,多次就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求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指明了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和前進道路,點出了中國社會科學學者的時代任務和使命。

作為時代任務的承擔者,我們是十分幸運、無比光榮的。這樣的時代使命,不是每一代學者都有,更不是每個國家的學者都有。只有身處大國,才有可能承擔如此偉大使命。

大國不同于小國的地方在于,它有巨大的社會科學戰略空間,有龐大的學者群體,有豐富的研究領域,有自身的學術問題意識,可以自主設置研究議題,可以建構有獨立性的學術場域,建立服務國家戰略需要的社會科學。小國由于缺乏戰略空間,缺乏足夠的社會科學從業者,很難建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擺脫不了依附的地位。很難想象,新加坡這樣的小國,能建立規模化、自主性的社會科學。它有社會科學研究,但其實質可能是“西方社會科學在新加坡”。那些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

大國不同于小國的地方還在于,其經驗本身是世界性的,能對世界格局產生結構性影響,因此是小國所不能忽視的。大國的社會科學是小國所無法逾越的,它構成了對小國的制約,是小國學習、模仿的對象。而小國往往只有通過大國才能了解自己,只有依附大國才能表達自己。當然,小國的經驗并非不重要,但只有在大國的經驗襯托下,在大國的話語體系中,它才是有效的。正因此,西方學術中的巴厘島經驗對巴厘島本身并沒有多少意義,而只在西方社會科學的話語系統中才有其意義。

社會科學是現代世界體系的產物。社會科學的制度化,大學建立講授社會科學的院系,是從歐洲和美國開始的。伴隨著歐美文明向世界的傳播,社會科學在世界傳播開來。中國在遇到西方文明后,感慨于船艦利炮和制度文明,在西方壓力下開始學習社會科學,建立相應制度體系。但迄今為止,社會科學的中心仍然在西方,過去是歐洲,后來轉移到了美國。無論是學者的素質,還是作為制度基礎的大學,都是歐美占據壓倒性優勢。社會科學體制,是作為對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體制的回應而生的,是西方支配整個世界體系的伴生物。

西方社會科學以歐美經驗為起點,以西方利益為中心,它的學術問題意識、研究議題設置、戰略導向,都難免受制于此,甚至它的理論形成、認識論和方法論,都很難脫離歐美經驗、視角和利益的制約。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我們曾經是世界的中心,文明延續了數千年,形成了獨特的世界觀、天下秩序和生活向度。今日世界體系的形成,并非建基于中國體制,中國是被動卷入的,作為相應世界體系伴生物的社會科學,也不是從中國誕生的。然而,中國這樣的文明國家進入世界體系,必然不可能完全放棄自己,不可能全盤接受西方社會科學。而如何學習西方社會科學,運用其立場和方法服務于中國,構建新的世界秩序,是無法回避、需要主動作為的歷史宿命。伴隨著中國崛起,這種使命更加迫切。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才更有意義,我們的時代使命才更有價值,我們的學術事業才更加崇高,我們的學術夢想才更加偉大。面對時代使命,我們應該如何作為?我愿分享個人看法。

第一,面向中國經驗和中國問題。鴉片戰爭一百多年來,中國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建國近七十年來,中國所經歷的如此之大的社會轉型,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國數十年的變遷可與歐美國家二百年相當。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遷,讓中國人在有限的生命歷程中得以經歷見證。中國的經驗現實,給了中國社會科學以巨大的發展機遇。改革開放四十年,是中國后革命時代的開端,其發展之隱晦、影響之復雜,其治理的困境,連同政治倫理的變遷、社會形態的變化,實在是一流社會科學的經驗材料和學術基礎。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理應對中國經驗有著睿智的見解和深刻的洞見,建立在中國經驗基礎之上,搭建經驗與理論的有效橋梁。

第二,秉持正確的立場和方法。在學習西方社會科學的過程中,既要看到其中真實的學問,也要看到其中失真的地方,應當善于學習有益的觀點、立場和方法,真正服務于構建中國社會科學。對此,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經驗特別值得學習。基于獨特的社會形態和發展軌跡,歐洲是社會科學的發源地;基于獨特的強國路徑和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美國成為當今社會科學的中心。美國的成功,不是因為它以美國經驗證實或證偽了歐洲社會科學理論,而是因為美國社會科學有效解釋了美國經驗。美國社會科學在崛起過程中興起了眾多學派,大多建基于美國經驗,而非抄襲歐洲理論。中國學者若能在政治意識的高度上,不為社會科學的立場和方法所誤導,深刻把握中國經驗,不為社會現象的紛擾復雜所困惑,不為意識形態霸權所捉弄,辨偽存真,才可能無愧于我們正在經歷的既偉大又充滿兇險和挑戰的時代。

第三,探求表達中國經驗的話語體系。長期以來,非西方國家的學者,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難以逃脫悲劇性命運。他們無法用本民族的語言進行社會科學表達,必須用西方的概念和話語,一旦如此,他們表達出來的就不是自己,他們從一開始就脫離了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更多的非西方學者,甚至不會思考如何表達自己的民族。在發展中國家的大學里,充斥著大量僅僅跟隨西方學術議題的學者,他們的學術與母國毫無關系。以西方為中心的社會科學,放到非西方社會,所有的知識與學問都可能扭曲失真,概念不符合經驗現實,理論抽象而脫離實際,學術命題泯滅了經驗世界的豐富性,學術研究成為帶著西方偏見的推論,政策主張缺乏對現實難題的應對能力。中國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雖然中國一直延續著相對獨立的話語體系和政策體系。因此,探求表達中國經驗的話語體系,這是面對時代使命所需做的基本工作。

第四,找到溝通古今中西智慧的方法。費孝通先生晚年指出,傳統社會科學被“主客二分”的實證主義方法論所主宰,無法把握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理”、“心”和“性”等,而諸如儒道等影響中國社會數千年的思想,起到了維護中國社會秩序的作用,卻無法用現代主流的社會科學方法去研究。費先生提出,要擴展中國社會科學的傳統界限,找到“與古人跨越時間和歷史交流的手段”。今天,我們急迫面臨這一問題。我們需要深刻理解中國人乃至一切非西方社會的心智,及其背后的社會行動和社會制度,但它們的表達方式和內在理路,與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思維、范疇并不相同。因此,就必須有一個“解讀”和“翻譯”的過程,這就是創造新概念新話語的過程,經此過程才能融會古今中西的智慧。就是說,我們需要找到合適的知識論和方法論,去解釋那些與西方社會科學相“悖”的中國經驗和智慧。

同事們!同志們!我們這一代學者,生逢其時,時代給了我們不凡的使命。讓我們腳踏實地,勇于承擔時代使命,為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而努力奮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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