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調查研究 ? 韓志明: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比較——以民意信息處理為中心的技術分析

韓志明: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比較——以民意信息處理為中心的技術分析

[摘要] 民意是民主治理的中心問題,良好的民主治理需要恰當的民意處理技術。作為民主政治的不同實現形態,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都是民主治理的技術,是基于民意的公共決策機制。在民意信息的形式以及信息處理的結構、過程及其結果等方面,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而這也決定了兩者不同的效率優勢、適用范圍和應用效果。其中選舉民主是以選票為中心的信息過程,高度簡化的選票信息量很小,標準化和可操作性程度很高,方便于進行大規模的計算,在形成眾意方面具有效率優勢。協商民主是以話語為中心的信息交互過程,話語信息包含了豐富的內涵,有利于形成共識性決策,趨近于公意的目標,但也意味著巨大的信息處理成本和嚴格的規模限度。透視兩者在信息方面的特性及其差異性不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民主政治的運行機理,也可以為理性而穩健地推進民主建設提供重要啟示。

 

 

民主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民主的實質是人民主權或主權在民,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目的。在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中,人民雖然作為整體名義上掌握國家權力,但國家權力實際上卻是由具體的個人來行使的,因而民主也就轉換成國家權力是否以及如何依據或遵從人民意愿和需要的問題。就此而言,操作意義上的民主就是民意處理的機制,[①]是將分散的個人偏好和意愿整合成公共決策的過程,其中包含了民意信息的表達、匯總、整合和利用等。作為兩種基本的民主形態,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都是基于民意的治理技術,選舉民主的“選票”,協商民主的“話語”,[②]都是特殊形態的民意信息,選舉民主“以投票為中心”,是在一人一票的基礎上通過“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形成公共決策。協商民主則是“以對話為中心”,通過自由平等主體間的溝通和對話來凝聚共識。[③]

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協商民主的興起,對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概念關系、歷史演進、層次關系、治理效果和發展前景(比如兩者孰優孰劣以及誰將替代誰)等的研究越來越多,這些研究對于厘清民主的概念、價值、運行及其機制等都有重要價值,但卻都很大程度忽略了民主政治的技術性質及其應用中問題[④],也沒有深入考察民主機制的信息邏輯,即民主機制是如何處理具體而復雜的民意信息的,民意信息及其處理過程各有什么特點、功能和效果等?為此,本文將以信息為中心對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進行技術性分析,探討兩者結構、過程、結果以及應用等方面的特性及其差異性。這不僅是深入理解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關鍵,也對于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民意信息的功能定位及其交流結構

 

如果我們同意,“政治活動歸根到底是一種溝通形式,”[⑤]那么民主就是以民意為基礎的政治溝通機制,有關民意的信息貫穿于民主運行的各個環節。作為一種公共生活的重要裝置,民主是吸納和整合民意的技術,是公共決策的重要機制,具有廣泛而深刻的政治、社會和倫理蘊含。充分的信息溝通有利于協調社會行動,但最終是為了解決分歧、矛盾和沖突。“如果在公共生活中,沒有分歧,不存在相互競爭的人選或方案,所有人對所有事項的選擇都是一致的,民主也就成為多余。”[⑥]因而操作意義上的民主就是通過恰當地處理民意信息,達成合意的公共決策,解決社會的矛盾沖突,實現公平和有效的治理。否則,民主也就失去了存在價值。而民意信息處理的效率也就成為評判民主機制的重要標準。

正如習近平指出的,“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⑦]很顯然,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作為兩種典型的民主形態,都是解決國家治理問題的重要機制,都是通過處理民意來達成公共決策,但兩者的問題指向是不一樣的,功能定位是不同的,也形成了不同的信息交流結構。

其中,選舉民主的語言是選票,主要是匯集分散的民意,形成多數人的意見,主要解決的是自下而上的授權問題,因而通常是應用在選擇民意代表或領導人上。“選舉就僅僅是選舉代理人,不是制定具體的公共政策,選舉只決定誰來制定政策。選舉不能解決爭端,它只決定由誰來解決爭端。”[⑧]根據選舉民主的運算法則,選票是民意的表達,多數選票意味著多數人的意見,決定著最后的輸贏。通過定期的公開選舉,社會根據票數來計算民意傾向,決定誰能獲得勝利,獲得執掌公共權力的資格。因此選舉民主就是按照“多數同意”機制為候選人賦予資格或合法性,選擇做出公共決策的領導人,解決的是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問題。這在操作上就是一個得票多少的問題,結果來自于對民意信息的計算。

“作為一種工具、手段和方式、方法,選舉制度是實現民主必不可少的。”[⑨]就西方自由民主的基本立場來說,民主方法就是人民通過公開的和競爭性的選舉來挑選政治領導人。選舉民主是當今世界公認的建構政治合法性的“通行證”,也是解決社會矛盾沖突的重要機制。特別是在涉及到具體的社會矛盾沖突時,“任何社會都需要在無共識的情況下解決沖突的程序化規則,相比較暴力等手段而言,投票仍然是可取的手段”。[⑩]在參與者各方對立沖突甚至于相持不下的時候,選舉民主的“多數決定”提供了一個簡易可行而又最可以接受的裁決機制。反過來說,選舉民主在不同國家、地區以及組織事務等層面中都能得到廣泛的應用,也體現出其在裁決社會矛盾沖突以及選擇政治領導人等競爭性問題上具有技術優勢。

但選舉民主只是民主大家族中的一員,正面臨著“協商式轉向”(deliberative turn)。[11]相對于選舉民主來說,“協商民主試圖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即決策),而不是決策人(或領導人)的選舉。”[12]協商民主定位于公民之間自由平等的交流和對話,這其中也可能是激烈的爭辯和尖銳的批判,以求消除分歧,求同存異,尋找解決解決問題的共同知識。其中參與協商的人也是解決問題的主體,而不只是選擇來決定問題應該如何解決的決策者或領導人。協商對話的過程圍繞解決問題來分享和交流信息,其中既是對現有知識的整理和發揮,也試圖發展和衍生出新的知識。因此就純粹的形式而言,選舉民主可以說是民眾圍觀之下的精英PK,而協商民主更像是為解決問題而開展的公開辯論。

正如研究者已經指出的,“選舉民主選的是‘人’,協商民主議的是‘事’。”[13]從操作上來說,選舉民主的技術是“數人頭”(一人一票),而不是“砍人頭”(暴力革命),即通過計算支持者與反對者(以及中立者)的數量而做出最終的裁決,體現了主權在民和自由平等等基本民主價值。當然,選舉民主可以解決某些分歧,但也能制造出新的分歧,比如多數與少數的劃分可能帶來社會階層的固化,而且選票的多數并不必然代表真正的民意等。但協商民主則更著眼于為公共決策尋找更好的知識,其中不同意見者的相互尊重和互相理解,鼓勵利益相關者特別是弱勢群體或邊緣群體發出他們的聲音,盡量通過共識來達成可接受的決策等。這些很大程度上可以消解和矯正選舉民主難以避免的弊病,發展出解決問題的新知識。

必須要注意的是,事物的功能決定了其所要采用的結構,但系統的結構也反過來決定著可能的功能。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不同的功能定位形成了不同的信息結構,而信息結構也決定了其功能及其實現程度。這里的信息結構是指信息運動的方向及其路線所形成的關系狀況,包含了多個可見的維度,比如信息從哪里發出來,誰是信息的發布者,誰是信息的接受者,信息主體是如何互動的,信息互動的中心和邊緣在哪里,誰對誰施加了(更多的)影響,信息的流量、密度及其增減情況如何等。信息的結構決定了信息處理的方式、信息溝通的狀況以及定了信息處理的成本及其結果。

在可觀測的層面,民主選舉是以候選人為中心的信息互動過程,其中包括候選人的宣傳和表達、候選人與選民的互動、候選人之間的辯論、選民之間的交流以及新聞媒體的參與等,各種信息自由而公開地流動,各種意見主張相互競爭,形成了巨大的信息競爭場。其中候選人是信息結構的中心,主要是信息的生產者和發布者(信息源),向選民傳播自己的競選主張,也反對和批評其他候選人的主張,以影響選民的判斷和認識,呼吁選民給自己投票。選民則處于信息結構的邊緣位置,主要是接受候選人的信息及其影響,根據這些信息來作出判斷,決定給選票投給什么人。雖然候選人也會重視民意反饋,甚至是兌現競選承諾,但大多時候選民很少能(即時)對候選人進行反饋,對信息過程施加個人影響。

在投票的過程中,選民的信號是平行流動的,基本上不存在相互參照或比對,也沒有相互滲透或現場審查,也就是各投各的票,誰也不影響誰,而且匿名的投票機制就是要保證選民免于恐嚇和威脅等,根據自己的真實意愿獨立地做出選擇。選民的偏好或意見通過選票無差異地表達出來,分散地聚焦于特定的候選人(或備選方案)上。由于選票上通常只有候選人的姓名等簡單的符號,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少,也很難引發深度的交流。所以,作為選舉民主的核心環節,投票過程的信息是單向流動的,投票者之間是沒有互動的,是割裂的。信息的流量主要取決于投票(人)的數量,而且高度精簡的選票信號可以形成非常通暢的信息流,不容易出現壅塞或偏差等問題。

有所不同的是,“協商不是一種單獨的活動,它是一種包括兩個或更多人的互動活動。我們可以單獨地思考,但不能單獨地協商。”[14]協商必須是多人參與的過程,個人既是信息的發布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既是信息的生產者,也是信息的消費者。信息在參與者之間來回流動,循環反復,形成的是一個均質而分散的網絡信息結構,既沒有中心(或者是多中心),也無所謂邊緣。特別是,協商民主是“在場”的互動,參與者的言談舉止、情緒態度甚至語音語調等都包含了豐富的信息,對互動過程產生微妙的影響。因而信息都具有個人特性,也更加多樣化。信息的流量與參與人數相關,但更取決于交流對話的頻度、意見分歧的程度以及對話的激烈程度等。這些信息顯然要比選票信息更加多元、豐富和立體。

信息流的方向是信息結構中的關鍵問題。[15]選舉民主是“點對點”的信息結構,參與者是碎片化的存在,參與者發出支持或反對的信號,信息從邊緣地帶向權力中心匯集,而很少在投票者之間橫向流動,最后匯總形成投票的結果。而協商民主的信息過程是多向互動的過程,形成的是一個多中心或去中心的“點對面”的網絡信息結構,參與者之間相互表達,不斷地觸摸分歧,尋求共識。不同的信息結構對應于參與者之間互動的情形,也反映并建構了參與者之間的權力關系,其中參與者通過控制和利用信息來服務于各自的目標,形成了參與者個人不同的主體感、效能感和參與體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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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的信息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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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格式的特性及其過程差異

 

信息與物質和能量一起,是物質世界的基本要素。萬物皆比特。“信息是事物運動的狀態與方式。”[16]信息的符號或格式是信息存在的方式,決定了信息以何種方式得以呈現、傳遞以及處理,進而形成獨特的交流和互動方式。而信息運動的過程也直接反映信息本身的特征,尤其是信息所賴以表現自身的符號或格式。換言之,不同的信息表現為不同的符號,具有不同的格式,決定了人們之間的互動方式,比如使用口頭語言進行的交流,只能進行參與者相互看得見或聽得到的在場的互動,受到規模和距離以及語言等的嚴格限制;而以符號為媒介的交流才可以超越地域范圍、數量規模和個體特性的限制,開展遠距離、不在場和大規模的互動,而且信息交流的效率也會更高。

解讀民主機制的信息運動過程,首先要清楚民意表達的信息形態及其特性。民主機制的信息結構及其過程是與民意信息的特性相互建構的,也是相互匹配的。在協商民主的過程中,參與者平等地表達和交換意見,個人用不同的語言和邏輯來表達各自的偏好和意見,而且是用不同的語詞、語速、態度及表情等表達出來的。話語信息的編碼是隨機的,使用的符號是任意的,更是高度個人化的,因而交流和溝通的方式及其策略都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個人的自然稟性及其社會狀況。作為信息的話語形式豐富,信息量非常大,但又是自定義的不規則的信息,因而是難以進行標準化處理的,而且隨機的口語表達也會帶來大量的冗余信息或無效信息,增加了信息處理的負擔。

在協商民主的實施過程中,參與者同時既是言說者,也是傾聽者,必需要現場對信息進行編碼和解碼,包括準確表達自己的觀點,正確理解他人的意見,對他人的觀點進行質證與反駁等。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受教育程度、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等以及理解能力、表達能力和溝通能力的差異,作為協商對話過程中的“信息處理器”,個人信息輸入和輸出的能力以及信息的質量及其效果也是有差異的,參與協商對話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并且很容易引發各種誤讀或曲解。因而協商對話的過程很容易形成自說自話或各說各話的局勢,互動的過程充滿混亂感和無序性,甚至會由于表達和理解的偏差而放大既有的分歧,還可能會產生新的分歧,從而需要更多和更深入的交流對話。

如果說協商民主過程中的參與者是在場的和看得見的活生生的個人,那么選舉民主的參與者則是匿名的、抽象化和符號化的選民。選民(自然人)具有各有不同的自然秉性和社會特性,比如種族、信仰、經濟收入、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傾向等,但這些個人化的特質并沒有出場的機會(街頭或者廣場上的公開抗議或支持除外),選民是寬泛而無差異的平等資格,簡單的選票也無法加載和表達個人的信息。因此不僅選民資格很少考慮不必要的個人和社會因素,而且計算選票也不統計(根本上是無法統計)任何個人化的特性和元素。否則公共決策就根本不需要去計算選票及其所內含的民意,而是去考量權力或金錢等其他社會因素就可以了,而后者正是民主政治人民主權原則和個人平等原則所要抵制和避免的。

所以,在現代選舉民主的操作邏輯中,數量龐大而千差萬別的公民被簡化為無差異的選民,除了必要的年齡要求和被剝奪政治權利等有限的資格限制外,基本上沒有強加性別、種族、地域、財產等方面的約束,而選民所處理的又是精簡和化約的標準化信息——選票,包含的是簡約的候選人(或備選方案)的信息。選民可以公開獲取有關候選人(或備選方案)的信息,只需要對候選人(或備選方案)做出贊成、反對或棄權的選擇,就是完成了投票的任務。標準化的選票把民意限定在非常有限的選擇上,形成高度簡化的信息輸出,簡化了選民投票的知識負擔,方便選民做出合理的選擇,也有利于對選票進行大規模的加總計算。否則任何過多或復雜的信息要求都會使投票過程變得非常復雜,難以運行和操作。

就此而言,協商民主中不規則的個人化信息決定了信息處理過程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其中參與者必須要進行復雜的信息處理才能進行有效的對話,這也對參與者提出了素質和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如需要深入理解協商議題,專注于討論過程,不斷地根據他人的意見和反應來調整自己的語言、表達和觀點,避免過激或非理性的言行等。但選票則是定制的格式,選舉民主標準化的選票規定了民意輸出的形式,無論是選民做出判斷和選擇,還是投票結束后進行記票,信息處理的成本都是相對較低的,技術門檻不高,也富有效率。由于信息成本是制度安排最重要的交易成本,是決定制度效率的關鍵,因此在民意處理的意義上講,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技術效率更高,成本則相對較低。

作為民意信息處理的機制,選舉民主的信息法則主要是三個:(1)是“標準化選票”法則,也可以說是信息簡化法則;(2)是“一人一票”法則,也可以說是信息平等法則;(3)是“多數決定”原則,也可以是信息公正法則。每一張選票都是等值的,通過簡單的加減運算來計算民心向背。而且只需要對選票進行計算,而不需要對選民個人及其相關信息進行甄選和評估,獲得選票較多的候選人即得到最后的勝利,計算的結果是清清楚楚的,輸贏勝敗一目了然。這就是選舉民主的技術邏輯。雖然簡單選票論英雄可能會刪削民意的厚度和廣度,“多數決定的言外之意是承認互相沖突的個人利益是無法調和的”,[17]選舉民主事實上對整合民意并不樂觀,但這卻做到了盡可能的簡單化和透明化,形成解決問題的確切結果。而且由于處理的是標準化或格式化的信息,信息處理的過程可以是高度程序化的,可以減少個別人操縱或扭曲民意的可能性,實現程序正義。

馬克·沃倫認為,“協商民主的關鍵在于溝通和說服,要想達成一種共識,從每個人的意見中產生一種共同的意見,就必須進行協商和溝通”,“在協商和溝通中,人們往往可以剔除偏見,在一些基本問題上達成共識”。[18]協商民主過程的參與者是平等的,人們以各自的話語表達意見和主張,利用話語進行相互影響,以求達成共識。個人話語很多是主觀信息,信息內容很難編碼,也很難標準化和系統化,各種意見和主張必須要通過說理及其邏輯來說服其他人,任意的專橫和權威的壓制都是不允許的,甚至是適得其反。但也正是話語信息及其表達方式的差異性,導致個人影響力的不平衡性,一些具有良好表達和溝通能力的參與者能夠更多影響他人的觀點和意見,從而主導甚至決定最后的協商結果。

從信息的過程(這個過程也需要從結果上得到印證)來看,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一個重要差異在于,參與者的偏好是否是固定的以及是不是可以改變的。通常認為,選舉民主理論假設“人們的偏好是給定的且無法改變的”,而“協商民主則被認為是通過個體間充分的、理性的協商和互動以及信息傳播,來影響乃至改變別人以及自己的偏好,從而形成共識和共同意志。”[19]實際上,競選的過程當然也是試圖改變選民偏好的過程,否則競選就會毫無意義,因而認為選舉民主無法改變人們的偏好主要是針對投票環節而言的,因為投票就只是讓人們表達偏好,然后計算偏好的總量,而不是去改變偏好,而且由于投票過程是分散的、瞬間完成的以及具有低水平互動的特性,因而是沒有提供轉變偏好的機會和可能性。

相對而言,協商民主擁有樂觀主義的立場,相信人們的偏好是可以改變的,也通過交流和互動來改變偏好,“協商要求公民根據其環境限制和他人信仰、偏好來調整自己的偏好與信仰。”[20]而且“面對面的直接交流”也被認為是“改變或強化政治觀點的最有效的途徑”。[21]通過個人間的理性協商和平等對話,人們表達自己的偏好和意見,相互聽取對方的意見及其理由,可以促進理解,拓展識見,增進寬容,達成妥協和共識。如果說選舉民主只是個人偏好信息的程序化表達及其加減運算,協商民主則不僅讓個人充分地表達其偏好,還通過分享信息和質證信息等來改變各自的意見,對個人意見進行“否定之否定”式的整合。就此而言,協商民主的要求和任務顯然要更加繁巨。

 

三、信息結果的性質及其檢驗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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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是一種信號機制”,投票支持或反對等就是發出了滿意或不滿意的信號。[22]人性是不完美的,生活世界的沖突和分歧是難以避免的,除非任由社會自生自滅,各種矛盾糾紛總是需要做出適當的裁決。在多樣化和差異化的世界中,全體一致的規則通常是不可能的,還存在個別人行使否決權來“敲竹杠”的危險,因此現實的民主機制只能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做出決策。選舉民主通過選票來呈現和測量民意,選舉的結果是選票的“物理”加總。但根據選票數量來決定勝敗,不可避免是一種零和博弈,并具有某種“成王敗寇”的色彩。這樣不僅容易導致社會的極化甚至撕裂,也容易出現“多數暴政”的危險,忽視甚至壓制少數人的利益和需要。

作為民主治理的技術,選舉民主是決策機制,而不是思想原則,“他的價值取向是合理,而不是正確;其實質是求善,而不是求真,承認多數原則的合法性,并不意味著多數人的每個決策都是科學的,正確的”。[23]對于充滿沖突性或競爭性的公共選擇來說,選舉并不完美的方法,但卻無疑是最為切實可行的技術,可以方便地形成有效的決策。投票的過程更多是選擇可能的領導人或決策者,而并不是特定的備選方案,偏好和意見的表達是工具性的,而不是直接指涉需要解決的問題本身。由于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對稱,許多參與者寧愿選擇“理性的無知”,更何況很多人并不參與投票。投票行為可能是理性計算的結果,但也可能只是非理性或隨意的表達。相應的,民意信息可以是真實的,也可能是虛假的。

如果說選舉民主是“數量”導向的,計算選票更多是聚合大多數選民的共同偏好,尋找多數派的“眾意”。而“對公共協商最好的辯護在于它更有可能在認識論上提高政治決策正當性的質量”。[24]協商則是“要找到正確的答案”,“強調尋找正確的解決方法”[25],因而協商民主可以說更多是“質量”導向的,即通過溝通和協商來達成更高質量的決策。協商的共識性結果不是個人偏好的簡單加總,也不是原來某一種性質的意見和某一個人的主張,而是參與者個別的和分散的意志的“化學”融合,吸納和融匯了其他不同的偏好和意見,最終形成的是體現社會民眾共同意愿的公意,具有多方“共贏”的性質。

根據“一人一票”規則,選票的權重是絕對平等的,個人偏好的信息是完全等值的。選票的等值性保證每個人擁有同等的決策權,擁有影響公共決策的公平機會,因而具有形式正義的重要價值。這其中的悖論在于,定制化的選票格式方便了民意的表達,具有容易操作的優勢,但同時也限制了信息的表達,體現出良好的“降噪能力”,即個人只能按照既定格式進行有限度的、被規定的和可計算的表達,誰也不能支付更多的信息,因而也不會比他人有更多的影響力。嚴格來說,選舉結果的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即除了能說明支持者和反對者(包括不關心選舉的人)的數量多少及其社會分布之外,很難深入反映不同選民對于社會問題的態度和意見,比如支持或反對的程度以及范圍上的差異。

平等的協商必須是開放的和具有包容性的,意味著“所有相關的政治共同體成員在平等基礎上參與決策”。[26]與信息的分散化狀態相對應,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協商對話,決策權是隨機分布的。但即便保證參與者擁有平等的發言機會和發言時間,也難以消除由于不同思維水平、認知能力和溝通能力等而形成的個人話語權和影響力的不平衡。但良好的協商也具有培育理性、寬容和負責的公民的重要功能,這包括“建設性的交流,擯棄陳詞濫調,誠實地傳遞思想,注意傾聽并理解他人”。[27]通過呈現和質證不同類型的主張和意見,協商對話能促進不同觀點與文化的對話,也可以增加社會知識。“更全面的社會知識可以更好地使他們做出明智的決策,以解決集體問題。”[28]

那么,進一步的問題就是,民主機制一定能達成更好的決策嗎?如何判斷民主機制信息處理過程的效率呢?怎樣鑒別和檢驗民主過程的信息后果呢?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結果會有什么區別和差異呢?

從純粹形式上講,選舉民主就是人民通過投票來做出公共選擇,候選人(或備選方案)通過競爭人民的同意而獲得勝出。雖然民意具有變動不居的性質,投票也只是暫時性地表達對于候選項的認可或反對,但不管最后的結果究竟是好還是壞,多數的意見都具有不受挑戰的正當性。因此投票的過程缺乏信息和知識的相互校驗,可以說是有很高的錯誤概率,但卻不具有良好的糾錯能力。比如選票只是候選人獲得合法權力的通行證,給予他們掌控和行使國家權力的機會,而并不能完全決定他以后應該做什么和必須怎么去做。長期來看,候選人的競選承諾通常是不可靠的,選舉的領導人及其所推行的政策等,都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而要對他們進行全面評判,則至少要等到下一次的選舉。所以定期選舉的滯后性檢驗是選舉民主難以避免的代價和風險,也削弱了其制約權力的功能。

如果說選舉民主是候選人(或備選方案)的“賽馬”,那么協商民主就是參與者及其意見和主張的相互競爭。協商民主是現場版的決策過程,參與者在場進行面對面的互動,相互溝通意見和主張,也要與相反的觀點進行質證和爭論,對他人的言行做出反應,包括說理、解釋、論辯、辯駁以及相應的情緒和表情等。其中參與者既要陳述自己的觀點和主張,支持自己認可的方案,也要贊成或反對他人的意見,反對不認可的方案……每個參與者都能表達自己的意見,不同的觀點都有表達的機會,傾聽并考慮相同或相反的觀點及其理由,就形成了對于個人意見或主張的現場校正,非理性的、不客觀的或缺乏可行性和正當性的意見或主張就可能會受到不同意見的糾偏或矯正。

不難看到,相比于投票的情形,協商民主的參與者承擔著更為復雜的信息任務,即不僅要處理形形色色的個人意見,而且還要考慮到個人意見的表達方式。在協商對話的過程中,參與者相互審查和檢驗彼此的意見和主張,能夠避免個人或團體的專斷和獨裁,也能對更廣泛社會成員的需求和利益更加敏感,有助于“發現那些基于脆弱偏見的政策”,削弱荒謬和狹隘的利益主張,“在充分獲得那些對于實現社會目標而言的重要事實的信息基礎上”做出公共決策,由此“通常會做出更好的決策”。[29]對于精心組織并形成充分交流的協商對話來說,這些結果是可能的,也是可以合理預期的。不過也要清醒地看到,充分有效的交流并非輕而易舉,而且還存在著包容性與協商的悖論,即參與協商活動行為主體越是多元,進行理性協商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30]

當然,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圍繞政策主張的公開辯論,以及社會輿論的積極參與,也可以形成對于特定意見的校驗,至少能讓選民看到不同的意見及其相互之間的差異。但區別在于,協商民主中參與者基于信息交流而形成現場的相互校驗,信息的處理最終是指向能不能形成共識性的決策,而選舉民主則是基于黨派及其候選人之間的意見競爭,然后由不確定的選民來做出判斷和選擇,最終根據選票的計算而形成確定的結果。

 

四、基于信息效率的民主機制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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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機制是人類知識的結晶,是優勝劣汰和社會選擇的結果。如同其他社會制度的演進一樣,國家治理技術之間也存在相互競爭,一些治理技術經過長期的試錯和適應,才逐步演化為穩定的制度安排。國家民主化的過程是非常曲折和復雜的,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在應用和發展何種民主機制的問題上,每個國家都進行過艱難的權衡、比較和試錯。最后的抉擇既取決于特定的價值、權力和利益以及問題挑戰等環境因素,也與民主機制自身的技術特性密切相關。得到普遍應用的民主技術不僅是可以解決問題的,也應該是簡便的和有效率的。反之,如果民主技術的進入門檻非常高,需要苛刻的運行條件,操作上非常復雜,社會可能就沒有條件或能力去選擇并應用它,最終就會被歷史所淘汰。

民意具有復雜而多樣的形式,包含了多維度甚至相互沖突的含義。對于實現主權在民或人民主權的目標而言,民意信息的處理無疑是民主治理的中心問題。民意信息與民主機制是相互匹配的,也是相互建構的。具體的民主機制是民意信息處理的工具,包括識別、匯總、吸納和整合以及利用民意信息等。但任何民主機制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處理所有的民意,都只能選擇某些形式的民意來進行處理。實際的民主機制不僅規定了民意的內容及其表現形式,也設定了民意信息處理的程序和方法,形成了不同的結構、過程以及效率和結果,比如群眾路線由官員“自上而下”地整合并吸納群眾的意見,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效率優勢。[31]反過來,解決不同性質的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的邏輯不同,就需要不同形態的民意信息,也需要不同的民主機制來進行處理。

從技術效率上來說,由于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民意信息的形式大不一樣,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各有其應用空間,也各有優劣利弊。選舉民主所做的,主要是測量選民的支持或反對,因而設置了高度簡化的信息格式,比如選票上只有候選人的名字,嚴格限制個人信息的輸入,同時也是降低信息支付的成本,讓參與者根據編碼良好的選票來做出選擇。除去法律規定的一般性限制條件,比如年齡限制以及歷史上的性別限制和財產限制等,選舉民主對參與者沒有提出知識和能力上的特別要求,民眾只要具備基本的常識和理性就能夠進行投票。正如胡適所說,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園的政治制度,[32]基本上不需要很高的知識門檻。[33]就其對民意的聚合來說,選舉民主是比較容易操作和實施的。不論是什么樣的經濟社會條件,只要人們能夠參與做出涉及公共利益的抉擇,就有了選舉民主的生存空間。

運行良好的民主制度誠然需要公民更高的素質,比如權利意識、參與意識、責任觀念和判斷選擇能力等。但高素質的公民并不是選舉民主的充分條件,而只是選舉民主的有利條件。參與者只需要能進行簡單的投票,就具有了某些民主的含義,而協商的過程則需要時間和精力去展開對話,進行比較深度的卷入。[34]就此而言,協商民主的門檻很高,有效的協商對話要求參與者要具有相當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具備理性、知識、表達和溝通能力,能夠察覺并辨識問題,積極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主張,清楚地陳述支持或反對的理由,展開充分而深入的協商。準確表達個人意見比埋頭畫票要困難得多,改變偏好達成共識就更加不容易。[35]因而就參與的可行性、有效性及其信息成本而言,協商民主比選舉民主的技術條件更高。

?表1.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信息處理的差異

 

  選舉民主 協商民主
信息的載體 一張一張的選票 參與者個人的話語
信息的格式 官方制作的簡化、清晰和標準化的選票 個人自定義的充滿彈性和歧義的話語
功能和作用 挑選候選人或備選方案 達成共識性決策
信息的結構 以候選人為中心的中心-邊緣結構 基于參與人頻繁互動的網絡結構
信息的密度 與選票的數量直接相等,信息均勻 取決于現場話語交互的頻度和激烈程度
信息的運算 一人一票,個人偏好的簡單的物理加總 相互處理他人信息,形成意見的化學融合
處理的過程 容易計算,方便處理,成本較低 缺乏標準,聚合難度大,處理成本高
處理的結果 零和博弈,偏差較少,確定性程度高 共贏結果,折中主義,質量更高

 

選票是高度簡化的標準化信息,選舉民主主要是在限定的備選項中做非此即彼的選擇,甄選的對象主要是人,而不是解決特定問題的行動方案。因此,選舉民主的信號是非常清晰的,即或者是A,或者是B。選票的“信號雖然并不總是很清晰,但它比社會中存在的其他大多數信號要清晰。”[36]特別是,選票的信息量是恒定的,即備選項的信號不可能臨時或現場出現增強或減弱的情況。投票或者是有效的,或者是無效的,但每一票都是均值的,也是可以被計算得到的。選舉過程的信息密度低,標準化的選票使投票簡易而可操作,信息的流量也許很大,但信息的互動性較弱,信息流是暢通的,不會出現嚴重的信號失靈,因而具有良好的抗噪或降噪能力,可以進行清晰的表達和高效率的計算,最終結果也將具有較高的確定性,因而可以適用于不同規模的社群或共同體。

協商民主是多元主體的交流和對話,話語是自定義的不規則信息。在展開充分交流和互動的過程中,信息流動的頻度和密度都非常高。很顯然,人們用不同的方式和語詞來說話,話語信息是高度模糊而混亂的,很難編碼或轉譯為標準化或形式化的信息。個人的話語表達不僅包含了大量冗余信息,而且還相互制造大量雜音和噪音。與選票所具有的固定值不一樣,話語信息以及話語表達的神態系統,都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可解釋性以及不確定性等。隨著參與協商的人數及其互動的增加,信息的數量、密度和量級都可能出現幾何級數增長,可能導致協商民主不堪重負,無疾而終。因此協商民主很難處理大規模的民意信息,比如成百數千人的人面對面協商就變得幾乎不可能,有效的協商民主只能在相對較小的群體范圍中開展。[37]良好的協商必須要控制參與人數,控制互動頻率和信息流量,提高信息處理的效率,最終以獲取高質量的信息。

選民根據“一人一票”的原則,處理高度簡化的選票,落實了公民的平等權利,具有形式合理性。選票信息是單薄而均勻的,缺乏深度、厚度和差異性,因此信息含量和質量都是貧乏的。競選過程的開放性允許人們相互施加影響,投票過程的隱蔽性也給個人選擇留下了空間。但數量龐大的選民規模必然會削弱個人及其選票的分量,不可避免導致公民的低效能感甚至政治冷漠感。而協商民主主要是面對面的互動,每個人參與其中,表達自己的聲音,其中信息是豐富而多樣的,話語信息的含量可大可小,也可以帶來良好的參與激勵,提升公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培育理性和負責的公共精神。但參與者個人能力的差異也帶來了個人影響力的失衡,弱勢群體或邊緣群體的聲音并不必然能得到更好的表達,這也制約協商成果的功能發揮。

在理想的情境下,由于各種意見和主張都可以得到表達和審查,協商民主可以較好地呈現和吸納個人知識,形成的質量更高的共識性決策,更好地兼顧或容納各個方面的利益,也會有更高的認可度和接受度。不過共識性決策固然有“更大的誘惑性和道義優勢”,但事實上信息成本很高,也難以準確地對意見進行操作,還容易陷入決策低效的困境,甚至是“少數否定多數”。[38]而且由于信息模糊和不透明,導致人們無法對參與者進行問責。[39]選舉民主以選票為中心的信息過程相對簡單而可操作,既能落實公民的平等權利,也具有公共選擇的效率優勢,雖然公民投票的參與度可能并不高,但形式合法性程度很高。因此前者更適用于特定議題的深度商討,發揮大眾智慧來解決問題,后者更適用于公開選擇政治領導人等,賦權政治精英來執掌權力。

總之,對于有效的民意處理來說,民主機制與信息形態應該是相互匹配的,應當根據民意信息的性質及其特點選擇和應用恰當的民主技術。選舉民主處理的是標準化的選票,技術門檻很低,運行條件也不復雜,操作上非常簡便,具有良好的技術優勢,可以廣泛適用于不同規模的社會群體,用于解決高度競爭性的社會問題,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協商民主以話語為中心,信息過程更加復雜和豐富,可以解決民意形式化、簡單化和符號化的問題,有利于形成更高質量的公意,發揮民意在公共治理過程中的功能性作用,但卻也面臨著嚴重的規模限制,而且還對參與者提出了技能和素質的要求,達成這些條件并非輕而易舉。

 

五、小結和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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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個好東西,是值得期待和向往的。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是民意。“實現民主的形式是豐富多樣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說只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評判標準。”[40]在高度混亂而復雜的民意情境中,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都是得到廣泛應用且行之有效的民主機制,但兩者都不是完美的——事實上也沒有任何一種民主機制可以完美地處理所有多樣、復雜而變化的民意信息,都各有其優劣利弊,也各有其適用領域,更不代表著唯一的和理想的民主形態。

選舉民主按照固定周期舉行,通過選票信息來聚合民意,選票是高度標準化的信息,信息處理簡單易操作,在處理大規模民意上具有良好的技術優勢,是形成眾意的重要途徑,可以更多應用于裁決解決大規模社會中的公共選擇問題。協商民主通過平等主體之間的理性對話來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新知識,已經成為應對日益碎片化(fragmented)、復雜化(complex)以及動態化(dynamic)社會的補救方案[41],有利于形成公意。但協商對話運用的是不規則的信息,很難進行標準化的處理,存在嚴重的規模限制,因而可以適用于解決基層社會具體而微的治理問題。推進民主政治的發展,應當清醒意識到兩者的優勢與不足,因地制宜,揚長避短,選擇和運用適宜的民主技術。

必須要指出的是,主要作為公共決策的機制,這里的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都是簡化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但選舉民主顯然不只是簡單的投票行為,其成本也不只是投票過程的信息成本,協商民主也不僅僅是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坐而論道,唇槍舌戰。事實上,任何民主機制都需要以一整套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為基礎,也包括前后相續的政治和社會過程。而且民意處理不僅是指可測度和可運算的信息,也包括許多隱性的或墨會的社會知識。民主治理的效率也不完全取決于信息處理過程的效率,還與參與者的素質、制度安排的銜接以及社會文化支持等密切相關。

本文主要以民意信息及其處理為著眼點,分析了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信息形態及其結構、過程和結果等方面的特性,深入揭示了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技術差異,進而探討其適用性的問題,而沒有去考察具體民意信息的性質和內容是什么樣的,以及如何通過優化民主機制來改進信息水平等,比如何辨別個人信息的真偽,如何獲得深思熟慮的高質量信息,如何更好地解決民主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如何通過信息來實現更大程度的平等,以及如何生產或整合更有價值的信息和知識等,這些問題顯然還需要進一步的深化研究。

 

作者:韓志明(1977年- ),男,湖南永州人,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200030)

*本文為中宣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研究”(2015YZD07)的研究成果;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代國家的治理技術及其運作邏輯”(15BZZ036)的研究成果。

[①]豬口孝、愛德華·紐曼、約翰·基恩:《變動中的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頁。

[②]馬奔:《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淵源、關系與未來發展》,《文史哲》,2014年第3期。

[③]賈可卿:《協商民主的價值及其局限》,《人文雜志》,2008年第4期。

[④]袁方成、張翔:《使協商民主運轉起來:技術如何可能——對“開放空間會議技術”及其實踐的理解》,《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

[⑤]黑格等:《比較政府與政治導論》,第15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⑥]申建林、蔣田鵬:《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協商”與“選舉”之辯——兼評“協商民主優先論”》,《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學科版)》,2014年第1期。

[⑦]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

[⑧]馬寶成:《如何認識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關系》,《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3年第7期。

[⑨]胡盛儀、陳小京、田穗生:《中外選舉制度比較》,第14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⑩]馬奔:《協商民主的問題研究》,第67頁,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11]John S. Dryzek,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of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10.

[12]馬德普:《協商民主是選舉民主的補充嗎?》,《政治學研究》,2014年第4期。

[13]崔應美、梁月群:《中國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比較研究》,《社會主義研究》,2015年第3期。

[14]轉引自伊恩·夏皮羅:《最理想的協商?》,詹姆斯·費什金、彼得·拉斯萊特:《協商民主爭論》,第129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

[15]埃岡·紐伯格、威廉·達斐等:《比較經濟體制——從決策角度進行的比較》,第55頁,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

[16]孟廣均等:《信息資源管理導論(第三版)》,第7頁,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17]劉軍寧等編:《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第9頁。

[18]劉玲斐、張長東:《協商民主理論及其局限——對話馬克·沃倫教授》,《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1期。

[19]劉玲斐、張長東:《協商民主理論及其局限——對話馬克·沃倫教授》,《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1期。

[20]陳家剛:《協商民主:概念、要素與價值》,《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05年第3期。

[21]邁克爾·羅斯金等:《政治科學》,第174頁,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

[22]轉引自托馬斯·克里斯蒂亞諾:《公共協商的意義》,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協商民主:論理性與政治》,第190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

[23]李廣民、張懷勛:《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之比較》,《理論研究》,2011年第1期。

[24]詹姆斯·博曼:《公共協商:多元主義、復雜性與民主》,第24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

[25]轉引自伊恩·夏皮羅:《最理想的協商?》,詹姆斯·費什金、彼得·拉斯萊特:《協商民主爭論》,第130~132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

[26]David Miller.IsDelberative Democracy Unfait to Disadvantaged f Group?[M]//Maurizio Passerin d Entreves.Democracy as PubliucDelibertation :New Perspective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p.201.

[27]轉引自瑪莎·麥科伊、帕特里克·斯卡利:《協商對話擴展公民參與:民主需要何種對話?》,陳家剛:《協商民主》,第104頁,三聯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

[28]陳家剛:《多元文化沖突彰顯協商民主價值》,《學習時報》,2012年10月29日。

[29]參見托馬斯·克里斯蒂亞諾:《公共協商的意義》,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協商民主:論理性與政治》,第190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

[30]D. C. Mutz, Hearing the Other Side: Deliberative v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84-124.

[31]韓志明、顧盼:《民意技術的形與質——群眾路線與協商民主的技術比較》,《河南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

[32]參見高力克:《胡適的民主教育論》,《南方都市報》,2012年2月24日。

[33]在民主政治的歷史上,“素質論”的觀點一直是抵制民主進程的重要觀點,即認為民眾只有達到相當的素質,民主政治才能運行得起來。但從技術上分析,至少選舉民主的信息簡化體系實際上不需要選民有特別的素質和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民主的知識和技能都可以從民主實踐中學習和積累而獲得的。因此“素質論”也可以從技術上進行反駁。

[34]陳家剛:《協商民主:概念、要素與價值》,《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05年第3期。

[35]《聚合主流民意是中國民主的重大課題——胡偉教授訪談錄》,《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12期。

[36]托馬斯·克里斯蒂亞諾:《公共協商的意義》,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協商民主:論理性與政治》,第190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

[37]對于“面對面”協商的限度,美國政治學家達爾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反證:“一天,如果一個團體想做出一個決定,假定每天有10個小時用于討論,并允許每人有10分鐘的發言時間——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態下——這一團體最多也不能超過60人”。參見羅伯特·古丁:《內在的民主協商》,詹姆斯·費什金、彼得·拉斯萊特:《協商民主的爭論》,第58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

[38]《聚合主流民意是中國民主的重大課題——胡偉教授訪談錄》,《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12期。

[39]A. Schedler, “Conceptualizing Accountability”, in A. Schedleret al. (eds.), 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LynneRienner Publishers, 1999.

[40]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

[41]Eva S?rensen and Jacob Torfing (eds.), Theories of Democratic Network Governance,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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