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到2010年的三十年間,中國①農業總產值(可比價格)達到之前的600%,也就是說,平均每年增長速度約為6%。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變化,也是一個與之前的歷史上的變化很不一樣的變化。首先是因為其增長率要遠遠超過之前的農業革命,例如18世紀的古典英格蘭農業革命,其年均增長率約為0.7%,或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綠色革命”(在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其實早已開始),其年增長率約為2%—4%。

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動力十分不同。新的中國農業革命主要是由中國人食物消費的轉化所推動的,是伴隨農業以外的經濟發展和收入的提高而來的變遷。中國大陸的食物消費比正在從傳統的8:1:1的糧食:蔬菜:肉食結構轉向城市上層階級以及臺灣、香港等較富裕地區的4:3:3模型。之前的農業革命不是由消費革命所推動的,而主要是來自某種新的投入而提高了一些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例如,18世紀英格蘭主要由于使用更多的畜力(和畜肥)而引發的農業革命(以及后來美國主要由于拖拉機的投入而引發的農業革命);或如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的主要由于化肥和科學選種(也包括拖拉機,但相對要少得多)的投入而引發的農業革命。

中國的經驗其實更像同時期的印度的農業革命而不是所謂的“東亞模式”。中國和印度的共同之處是早期“綠色革命”中的現代投入基本被其快速的人口增長和人地壓力所蠶食掉,因此人均農業收入并沒有顯著提高,故而嚴重限制了城鄉交易的市場發展。印度和中國同樣,現代型的(即附帶勞動生產率和農業收入提高的)農業革命要等待之后1980年—2010年的“外部”的消費革命方才得以實現。

與其他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人口對耕地的壓力要更加強大。與中國十分不同,日本人口早在18世紀便增長不多。其后,在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的工業化期間,其工業吸納了足夠的勞動力,促使其農村人口基本穩定不變,因此能夠通過現代投入而相當幅度地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和收入。至于韓國和臺灣地區,他們受益于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地方治理體系有效地為農民提供現代農業投入(雖然主要是為了日本本國的利益而不是殖民地的利益),由此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便已提早進入“綠色革命”的發展。其所帶來的農業增長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兩地的人口增長,因此提高了農業的勞均生產率和收入,為其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便已進入發達國家和地區行列奠定了基礎,遠在中國大陸之前。日-韓-臺地區如今的人均收入仍然遠高于中國大陸(見下文)。

上述的歷史經驗不能僅憑當前在新保守主義時代具有極大影響的市場主義理論來理解,也不能僅憑現代技術或產權制度來理解。它說明的是人口、市場、技術、產權制度和國家等因素是緊密關聯和相互作用的,是需要綜合起來理解的,而不是簡單突出其中任何單一因素。

中國和印度兩國極其沉重的人地關系資源稟賦深深影響了它們的市場結構。單位勞動力耕地面積越低,意味著農業收入越低,而收入低則意味著農村人民只能購買極少量的城鎮商品,因此,城鄉貿易也只可能發展不足,農地上的現代投入也只可能比較有限。中國和印度需要等待后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來推動其食物消費革命。由于農產品結構的轉化,從主要是低附加值的谷物生產轉向越來越多的高附加值的肉(禽魚)食(及蛋奶)和菜果生產,才推動了農業產值和收入的提高,以及城鄉雙向貿易較充分的發展,結果導致和之前單向的城鄉貿易十分不同的市場發展。之前主要是由農村向城鎮提供“奢侈品”(諸如細糧、肉禽魚、優質棉花、蠶絲等),只有較少的逆向貿易。農村與農村之間的貿易(包括不同地區間的長距離貿易)則主要限于農民之間生存物品的交換,特別是農民所生產的棉布和谷物的交換。

中國新的由消費推動的農業革命也得助于另外的兩大歷史性變遷。一是生育率的下降。1980年之后嚴格實施的獨生子女生育政策(雖然在農村沒有那么嚴格),在世紀之交后導致每年新就業人口數量的持續下降。二是大規模的農業外就業。先是伴隨20世紀80年代蓬勃的農村工業化而來的“離土不離鄉”的非農就業,而后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離土又離鄉”的城鎮就業。兩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促使勞均耕地面積從1990年的最低點5.9畝上升到10畝。在西方的視角下,這固然微不足道,但在中國則已足夠促使農業收入顯著上升。再輔之以非農就業的收入,其所推動的上述食品消費革命以及更多城鎮物品的消費,促使中國進入了螺旋式上升的城鄉貿易——一如亞當·斯密在18世紀不列顛所看到和概括的那樣。

同時,中國的新農業是“資本和勞動雙密集”的農業。(黃宗智,2010a,2014c)以拱棚蔬菜種植為例,它需要約四倍于露地蔬菜的勞動投入,當然也需要塑膠拱棚和更多化肥的“資本”投入。果園同樣,一畝蘋果果園需要38天的勞動投入,約3.5倍于谷物種植。又譬如,一個養殖35頭豬和種植飼料(如玉米)的“種養結合”小農場,需要為每頭豬投入約四天的勞動力,另加約八十天的飼料種植,和過去以糧食為主,另加一兩頭食泔水的豬很不一樣。肉牛、奶牛、禽、魚的養殖需要更多的勞動和資本投入。(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4:261,274,276-277, 278-279,280,281)這些都是吸納更多的勞動和資本投入的生產,也是勞均收入較高的生產。筆者(和合作者)在另文中集中分析了這樣的農業資本投入的來源(黃宗智、高原,2013;黃宗智,2014c:第8章)。這里只需指出,這些新農業的興起促使農業勞動力就業更充分,也推動了農業收入的提高,從而推動了更頻繁、多樣的城鄉貿易,與中國歷史上的型式十分不同。

上述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食物消費革命所導致的更多的高附加值農產品生產、生育率的下降和非農就業的擴增(以及新農業中更為充分的就業)所導致的勞均耕地面積的擴大——是中國的新農業革命和農業收入提高的主要動力。它們共同推動了與過去十分不同的市場發展,由此組成了筆者所謂的新“隱性農業革命”。(黃宗智,2010a,2014c)

之所以稱作“隱性”是因為它和之前的農業革命十分不同,因此容易被忽視。部分原因是,中國的農業統計數據主要是以不同作物來劃分的,多著重于產量(以重量計算),并且是以“小”“農業”,即種植業為主的概念,而不是“大農業”,即農、林、牧、漁業(20世紀90年代之前還有“副業”的范疇)。小農場的高值肉禽養殖業被劃歸到“牧”業范疇,而其魚塘生產則被劃歸為“漁”業范疇。這就使人們聯想到草原上的放牧和專業化的河、湖、海漁業,而不是小農場生產。因此,較難掌握(大)農業的結構性轉型。

此外,蔬菜也加重了這個問題。集體化時代,蔬菜多在“自留地”上種植,并多由農民自家消費,因此不好統計。即便今天,一定程度上仍然如此。再則是,蔬菜腐壞較快,因此多在鄰近的非正式市場銷售,也不容易統計。更重要的是,近年來的食物消費轉變,多是從低檔的塊根類蔬菜(如薯類、胡蘿卜、芋頭、洋蔥等)轉入較高檔的綠葉蔬菜(如菠菜、韭菜、香菜、芥蘭、空心菜等),不容易憑借重量來區分(蔬菜的含水量可以高達65%—95%,塊根類蔬菜和綠葉蔬菜之間有較大的差別)。最后,僅憑統計數據,不容易區分拱棚(和溫室)蔬菜生產與露地生產,也不容易區分新型的種養結合與舊式的糧食種植加上養一兩頭豬。下面我們將主要依賴產值和種植面積來分析蔬菜生產的演變。如果僅僅根據產出重量,所得出的會是模糊不清,乃至相互矛盾的圖像。

由于上述的原因,中國的新農業革命很容易被忽視,不僅被學者們,也被政府決策者所忽視。下面轉入上述各論點所分別依據的數據和論析。

一、中國新時代的農業革命
  這里從“舊農業”出發。表1列出三大(大田)“舊農業”作物——谷物、棉花和油菜籽——從1980年到2010年的畝產量。可以看到,在這期間,此三大作物的畝產量上升了約100%,亦即年均增長率約為2.4%,大體相當于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谷物增長率(約2.3%/年,但人口則增加了2%/年——見下面)。顯然,這不是我們這里集中討論的新型農業革命。 

  但我們如果轉而檢視“大農業”(即農、林、牧、漁業)的產值數據,這里討論的新農業革命便會變得非常明顯。如表2所示,在同期(1980年—2010年)內,農業總產值(可比價格)上升到之前的590%。其中,牧業產值上升到1042%,漁業產值則更上升到1904%。與之不同,小農業,包括菜果產值,上升較少,但仍然達到之前的407%。

顯而易見,此期間的農業增長不在舊式的大田作物的單位面積畝產(重)量,而在新型的農業結構重新組合,轉向更多的、更高比例的高附加值農作物肉-禽-魚和菜果的生產。我們將在下一節看到,那樣的改組,主要是源自中國人的食物消費的轉化,那是由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而來的,包括農民的大規模非農就業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家庭收入的增加。其結果是對肉-禽-魚需求的大規模上升,從而導致農業結構本身的轉化。正是那樣的變化推動了中國農業從以糧食生產為主轉化為越來越多的養殖以及菜果的生產。

如表3所示,變化首先可以見于蔬菜播種面積的大規模擴增,從1980年的0.47億畝增長到2010年的2.85億畝,達到之前的606%。水果種植同樣,從1980年的0.27億畝增加到2010年的1.73億畝,是之前的680%。在1980年,蔬菜和水果的播種面積分別僅占總播種面積的2.2%和1.2%,兩者結合起來僅僅占3.4%。到了2010年,蔬菜和水果的播種面積分別達到總播種面積的11.8%和 7.1%,加起來共占18.9%——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變化。

肉食(豬、牛、羊)生產也同樣。它們的變化可以用產量(重量)來表達:從1980年的1200萬噸增加到2010年的7900萬噸,達到之前的660%。(國家統計局,1983:178;國家統計局,2010:表13-19)②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各種農產品產值(相對農業總產值)所占比例的變化。從表4我們可以看到,谷物在(大農業)總產值中的比例在此期間下降到僅為15.9%(雖然其所占總播種面積比例是55.9%),而蔬菜和水果所占比例則分別上升到18.8%和7.9%。肉食增加的幅度更大,2010年牧業產值足足達到農業總產值的30%,漁業產值也達到9.3%。1978年,牧業和漁業產值合計僅占農業總產值的17%。(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2008:99,表6-13) 到了2010年,上述的這些非谷物產值已經達到農業總產值的66%,遠遠高于谷物所占的15.9%。也就是說,中國農業已經成為以這些高附加值的農產品為主的“新農業”,不再是過去的以谷物、棉花和油菜籽為主的“舊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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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也不可忽視谷物、棉花和油菜籽。在上文的表1中已經看到,它們的單位面積產量在此期間上升了約一倍。同時,筆者在另一研究中,論證了即便是谷物生產,也在1995年到2010年間相當程度現代化了,使用了越來越多的化肥、農藥、科學選種和拖拉機。(黃宗智、高原,2013;黃宗智2014c:第8章)雖然如此,其產值仍然不到上述新農業的四分之一。人們仍然相當普遍地把谷物生產(或谷物、棉花和油菜籽)當作中國農業最主要的部分。這是一個我們需要改正的觀念。

二、食物消費的革命
  中國人食物消費在1980年到2010年間經歷了激烈的變化,如圖1、圖2和圖3(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數據)所示。從圖1可見,人均“糧食”(即谷物、薯類和大豆)消費在此期間從240公斤降低到130公斤。對長期以糧食為主食,輔以少量副食的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遷(至于蔬菜,本文第一節已經說明,如果像圖1那樣僅以重量來計算,看不出什么變化——我們要從上述的播種面積和產值所占比例的變化才能看出其變化)。同時,如圖2所示,城鎮人均肉禽魚消費從1980年的27公斤增加到50公斤,農村人均消費則從11公斤增加到25公斤。圖3則顯示,人均蛋奶消費也有顯著的變化,城鎮和農村的消費在此期間都增加了約100%。中國人顯然已經從之前以糧食消費為主的模型轉向了越來越多的肉禽魚、蛋奶(以及更高檔的蔬菜)消費,伴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少的糧食消費。(黃宗智、彭玉生,2007;黃宗智,2014c:第5章更新了其數據)

當然,城鄉之間的生活水平仍然有較大的差別,例如城鎮人均50公斤肉禽魚消費和農村25公斤之間的差別,以及兩者之間在蛋奶消費之間的同樣幅度的差別。雖然如此,總體的變化顯然是跨越各階層的(雖然因收入差距而異)。作為這方面進一步的佐證,國家統計局的另一組資料顯示,在1995年到2005年間,城鎮收入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人群組之間的差別是:1995年,前者人均消費肉(豬、牛、羊)禽30.2公斤,后者17.5公斤;2005年,前者增加到37.5公斤,后者增加到23.7公斤(國家統計局,1996:表9-10; 國家統計局,2006:表10-13)。顯然,這個變遷是涉及全人口的(赤貧者除外)。

這里,我們可以進一步指出,食物消費的演變可以理解為多種消費中優先呈現的一種:無論是高收入人群還是低收入人群,城鎮居民還是農村民眾,都把肉禽魚(以及高檔蔬菜、水果)視作喜慶場合和至為理想的食物。對中國人來說,優質食物也許比其他消費品(如衣著等)更具有幸福和身價的文化意義。吃得好——像城鎮上層人群以及臺灣和香港等較富裕地區那樣,是人們較普遍的意愿。因此,食物消費的轉化(以及各種各樣餐飲業的暴發性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消費演變的前沿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它是伴隨著城鄉和各階層人群收入懸殊以及其他更為突出的消費差別而來的。

三、人地壓力的減輕

人地壓力在此期間也減輕了許多。圖4展示了三個相互關聯的變量:(城鄉)總就業人數、農村勞動力人數、農業勞動力人數。第一個變量主要伴隨著就業人數自然增長而變動。第二個變量則不僅因就業人數的自然增加而變動,也因城鎮就業人數的變化而變動:城鎮就業人數越高,農村就業人數就越低。第三個變量則更受到農村非農就業人數變動的影響:非農就業人數越高,農業就業人數就越低。這里我們將特別關注第三條曲線,即農業就業人數,因為它直接影響勞均耕地面積——對中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來說,這是個關鍵的因素。

  如圖4所示,中國總就業人數在1980年到1990年間極為快速地增長,從四億多人增加到約6.7億人,這是因為人口生育率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達到其頂峰。鄉村勞動力的變動基本和總就業人數并行,從三億人多增加到將近五億人。至于農業勞動力人數,它既受到上述趨勢的影響,同時也受到20世紀80年代蓬勃的鄉村工業化(以及其他非農就業,如買賣與運輸人員)的影響。總的來說,直到1990年,勞動力的自然增長要超過非農就業的增長。該年,農業勞動力達到將近3.8億人的頂峰,也是人地壓力的頂峰。是年,農業勞均耕地面積從1980年—1985年的約7畝降到僅5.9畝。③

20世紀90年代,勞動力的自然增長開始減緩(由于生育控制)而城鎮就業同時快速增長。結果是,農業勞動力人數趨向水平線,在1995年到2000年間基本穩定于約三億人。這段時間,城鎮就業和農村非農就業的增加與農村勞動力自然增長人數基本扯平。

人地比例在世紀之交后開始顯著演變。首先是勞動力自然增長率的顯著下降——源自1980年后嚴格執行的生育控制,可見于全社會就業人數曲線的趨向水平線,全社會就業人數的增長率從1980年到1995年間的年平均1.37%下降到2005年的0.6%(亦見黃宗智,2014c:95)。同時,城鎮就業再次蓬勃增長(在經過1980年—1995年間平均每年增加1500萬人之后,于1997年—2000年間,由于國家“抓大放小”的政策,中小國營企業人員大規模下崗,城鎮就業增長降低到650萬人一年,但在世紀之交之后,回升到每年約1000萬人的增幅),導致農村勞動力人數先是在20世紀90年代趨向水平線,而后在2000年之后越來越快速地下降。加上農村非農就業——鄉鎮企業就業以及其他非農就業——的增加,農業勞動力人數更加快速地下降,在2010年,已經降到2億人以下。

那是非常激烈的變化,農業勞動力從十年前的2000年的3億人減少到2010年的2億人。如果和1990年的將近3.8億人相比,則顯得更加劇烈。從人地比例來說,勞均耕地面積從5.9畝增加到了約10畝——若從美國的視角來看,固然微不足道,但對中國來說,則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我們還需要看到,“新農業”比“舊農業”既更“資本”密集化也更勞動密集化。而更多的勞均耕地,包括其中吸納更多勞動力的新農業,以及新農業更高的附加值,再加上非農就業的收入,共同推動了上述的農業革命和食物消費的轉化。

筆者與合作者在另一項研究中已經論證,這一切主要是由小家庭農場而不是規模化資本主義農場所推動的。而其所使用的更多的現代投入(即化肥、科學選種、拖拉機,以及其它的“資本化”投入,如塑膠拱棚、塑膠薄膜、溫室等),其“資本”多來自農民的非農就業的艱辛收入,其總和其實要高于國家支農的投入,也高于資本主義農業企業的投入。(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黃宗智、高原,2013;亦見黃宗智,2014c:第7、8章)這里要證實的則主要是:第一,中國經歷了一場隱性的農業革命這個事實,主要呈現于從舊式的“大田”農業(糧食、棉花、油菜籽)轉向越來越多的高附加值農產品;第二,這是一個主要由人們食物消費的轉化所推動的農業革命;第三,這場農業革命也得助于人均耕地面積的增加,是既來自生育率下降也來自非農就業上升的結果。

以上的變遷導致了日益擴增的城鄉貿易。伴隨新農業的興起,農民的農業勞均生產率和收入顯著提高(即便是在商業資本的苛刻榨取之下——那也是筆者研究過的一個課題,見黃宗智,2012;亦見黃宗智,2014c:第10章),因此,農民有能力購買更多的城鎮產品。在食物消費轉化之外,比較富裕的村莊更能夠購買各種各樣的工業產品,包括服裝、手機、家用電器、電視、電腦,乃至于轎車等。也就是說,中國農村在多個世紀以來第一次真正進入了一個寬廣和快速發展的城鄉雙向貿易體系之中(下文還要討論)(即便土地買賣和銀行貸款仍然受到嚴格的限制)。如此的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的城鄉單向貿易結構。

四、中國大陸的農業革命與英格蘭、日本、臺灣地區、韓國和印度的比較

下面我們轉入中國大陸近年來的農業革命與歷史上的其它幾個主要類型的農業革命的比較,先是古典的18世紀英格蘭的農業革命,而后是20世紀日本和臺灣地區-韓國的,依賴現代投入(諸如化肥、科學選種、拖拉機等)的農業革命,最后是印度最近的農業革命。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家爭論,傳統農業和其現代化都遵循同一的市場經濟規律(尤見Schultz,1964)——下面我們將論證,那是一個違反實際的錯誤認識。

(一)與英格蘭的農業革命的不同

筆者在已經發表的農業三卷本中,集中探討了中國明清以來(華北平原和長江三角洲)的農業經濟變遷(黃宗智,2014a[1986,2000,2004,2009],2014b[1992,2000,2006],2014c),并把其與18世紀英格蘭的農業革命(根據相關的大量二手研究)作出詳細的比較(黃宗智,2002;亦見黃宗智,2014c:第2章, 25-55)。這里僅僅簡單總結其最主要的內容,并只注明一些最主要的文獻和資料。

首先,我們要說明前現代中國和英格蘭的農業在結構上的根本性差別。中國的傳統農業是一個高度勞動密集化的體系,達到基本排除了動物養殖的地步(這是因為,依賴生產牛肉、牛奶和乳酪來支撐同樣多的人口需要六七倍于谷物所用的土地——Buck,1937a:12)。而18世紀英格蘭農業的基本特征則是結合種植和養殖的混合型農業。之所以能夠如此,主要是因為其農場平均面積是125英畝(750華畝),而中國的則只是1.25英畝(7.5華畝)。(黃宗智,2002)

中國長江三角洲地區在18世紀前后的變遷主要是進一步的勞動密集化,如從水稻種植轉入棉花種植,后者每畝需工(包括紡織)總量是前者的十八倍,但所帶來的收益則遠遠不到此比例;或從水稻轉入蠶桑-繅絲生產,每畝需工約九倍,其收益則才約三四倍。那樣的變遷給江南地區帶來了進一步的商品化,但其代價是單位勞動力報酬的遞減——筆者稱之為“內卷型商品化”。(黃宗智,2014b[1992,2000,2006])

18世紀英格蘭農業革命中的變遷則十分不同。在那個世紀之中,其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一倍,主要是因為使用了更多的畜力(以及畜肥來恢復地力),這是得益于圈地運動(之前牲畜是在共有土地上放牧的,不可能與種植業相結合)以及伴之而來的諾福克耕作制度,即小麥—蕪菁—大麥—三葉草的輪作體系,小麥和大麥供人食,蕪菁和三葉草供畜食。結果是農業產出以及勞均產出的成倍增長,以至于18世紀末,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強足以能為其余的三分之二人口提供充分的食物。這是眾多學者已經證明的事實。(例見Wrigley,1985; Jones,1981; Allen,1992; Overton,1996; 亦見黃宗智,2002

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而導致了一系列其它相關的演變:釋放了非農生產的勞動力,先是進入城鎮的手工業生產(“原始工業化”),而后是工業制造業。同時,農業收入的提高和非農就業的收入推動了消費上的顯著變遷(可以稱作為“消費革命”),一如德弗雷斯(Jan de Vries)(關于荷蘭的研究)、韋澤希爾(Lorna Weatherhill)(關于英格蘭根據遺囑認證記錄的研究)等所論證的那樣(De Vries,1993; Weatherhill,1993)。城鎮在西北歐的發展(“早期城鎮化”——De Vries,1984)則推進了城鄉貿易,其中(亞當·斯密所謂的)農村的“粗糙產品”(rude products)與城鎮的“制造品”(manufactures)進行雙向的貿易,進而更成為國際間的貿易,伴之而來的則是日益擴增的社會分工、競爭、“資本”和“繁榮”(prosperity),一如亞當·斯密所看到和概括的那樣。(Smith,1976[1776]:尤見384-397)

更有進者,城鎮的原始工業生產(主要是紡織業)為人們提供了非農就業的機會,因此促使青年人可以不必等待繼承家庭農場來獲得經濟獨立的能力,由此促使更早和更高比例的婚嫁(結婚率),一如萊文(David Levine)、斯科菲爾德(Roger Schofield)等所論證的那樣(Levine,1977; Schofield,1994)。此外,英格蘭煤炭業的較早發展及其科技的進步也是其后來工業化的重要前置條件。而且,英格蘭也獲益于不列顛殖民地的資源。這些因素的交匯促成了英國工業革命的來臨。(Wrigley, 1988; 黃宗智,2002;亦見黃宗智,2014c:第2章)

這些演變都沒有在長江三角洲發生。當地手工業生產仍然和農耕緊密纏結,各自為農戶提供了其一部分的生計,不能單獨維持農戶全家的生計。幾個世紀以來,棉花、紗、布生產的結合一直是小農農場不可拆分的“三位一體”的生產方式(20世紀機器紡紗的來臨會把其拆開,但農村的織布業仍然維持了頑強的生命力)。蠶絲業基本一樣,僅略有不同:植桑、養蠶和繅絲同樣緊密結合(而絲織則由于其更高的技術要求以及絲織機的較高成本而成為脫離農家的城鎮生產,是一項可以維持一家生計的生產)。即便如此,中國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緊密纏結是和英格蘭的原始工業化十分不同的。它強韌地一直維持到1949年之后,被稱作“農業”主業的手工“副業”生產(諸如草繩、草籃、草帽、織布、針織、散養一兩頭豬等),即使不在一家一戶中結合進行,也仍然在集體化的一村一村中結合進行——一直要到20世紀80年代的大規模農村工業化方才逐漸消失。即便如此,家庭作為一個分工的經濟單位(半工半耕)今天仍然在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以及文化)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仍然展示了不同于現代西方高度個人化的型式。(黃宗智,2011;亦見黃宗智,2014b,2002)

一個關鍵的因素當然是中國特別沉重的人地壓力。這不是一個可以僅憑理論建構來排除的因素(例如,Schultz, 1964)——我已在另文中集中分別討論了此點(黃宗智,2014c:第9章;亦見黃宗智,2008)。這里只簡單指出,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憑借的是同義反復的邏輯:先設定市場機制的運作必定會導致資源的最佳配置,而后爭論,邏輯上根本就不可能會有過剩的勞動力,而他對過剩勞動力的定義則是零報酬的勞動。這其實是個稻草人,因為實際上,人口壓力是一個相對而不是絕對的概念,一如“不充分就業”或“隱性失業”的概念那樣。顯然,即便是在極高度的人口壓力下,大多數人是不會為零報酬而勞動的,但這并不能抹掉上述中國和英格蘭在人地關系資源稟賦上的巨大差別。

這里有必要進一步說明,人口的壓力和市場的運作之間不是像舒爾茨認為的那種非此即彼的關系(即如果有了市場機制的運作,便不可能會有人口壓力),而是一個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關系。中國更沉重的人多地少資源稟賦意味著農業與手工業更強韌的相互結合、相互依賴,像一雙拐杖那樣一起來維持小農家庭的生計,而英格蘭的相對人少地多的資源稟賦則比較容易讓農業和手工業分離,就像其在18世紀所發生的那樣。而相對更多的人均土地資源稟賦與諾福克耕作制度的結合,則意味著更高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入,加上新型的在城鎮的就業,更意味著多得多的城鄉物品交換和貿易(亦即更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那就和中國很不一樣,因為中國的城鄉貿易主要呈現為單向的物品流通,主要是經過地租來獲取的農產品(即“榨取型的商品化”)以及通過內卷化生產(棉花、紗、布和蠶桑-繅絲的勞均報酬遞減)來推動的商品化(即“內卷型的商品化”,是以邊際勞動遞減為代價的畝均產出的提高),而不是由營利型企業性的農業所推動的商品化。(黃宗智,2014b:第5、6章)

由榨取和內卷推動的商品化,而不是由營利型農場所推動的商品化,使農民仍然處于生存邊緣,故而嚴重限制了市場的發展,因為農民根本就沒有能力購買城鎮的產品。我們有關于長江三角洲(和華北)農民所購買的商品的詳細(滿鐵)實地調查資料:遲至20世紀30年代,兩地農民所購買的城鎮現代產品僅限于火柴和煤油,以及少量的棉布(棉布占其購買物品花費總金額的6.1%),所購買的傳統城鎮產品則限于鹽、糖、醬油、食用油和少量的煙草(4.9%)、茶(3.3%)和酒(4.8%)。更貧窮的華北農村則根本不見煙草和茶,其所購買的酒在家計中也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1.8%)。農民的市場交易主要只在于農民之間的以棉布換糧食或相反。(黃宗智,2014b:表6.1、6.2、6.3、6.4)這和德弗雷斯和韋澤希爾的研究所突出的18世紀的荷蘭與英格蘭農民所購買的鏡子、油畫、書籍、鐘表、大橡木柜子、陶器、臺布、銀器等十分不同。(De Vries, 1993; Weatherhill, 1993)

簡單概括,中國前現代(直至20世紀30年代)的城鄉貿易主要是單向的貿易,和斯密所概括的雙向、螺旋式上升的城鄉(乃至于國際)貿易截然不同。把兩者混淆,采用近年來有些學者慣常使用的含糊不清的所謂“斯密型增長”(Smithian growth——例見Pomeranz, 2000:17,和其它各處)概念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它源自因為沒有認真閱讀斯密的原作,而簡單想象一種全能和普世的市場動力,以為其必然存在于所有市場化的前現代經濟體中,因而完全無視資源稟賦、市場結構、生產關系以及城鄉關系等其它與市場相互作用的因素。

(二)與“東亞模式”的不同

至于東亞,杉原薰(Sugihara Kaoru)爭論,它的經濟模式是“勞動密集”型的,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資源與資本密集型的經濟十分不同。(Sugihara, 2003)這固然是一個含有一定正確內容和吸引力的論點,因為東亞國家的農業顯然確實比西方國家的勞動密集化程度高得多。筆者也曾論證,東亞農業現代化的型式是“小而精”的家庭農場農業,與美國和西歐(雖然沒有美國那么粗放)的“大而粗”農業形成鮮明的對照。前者較多依賴提高地力的化肥和(科學)良種,后者則更多依賴提高人力的拖拉機。(黃宗智,2014e;亦見黃宗智,2014c:附錄,425-464)

但我們不該讓這些共同點掩蓋了其間非常重要的不同。正如漢利(Susan Hanley)與山村(Kōzō Yamamura)根據日本的“宗門改帳”(可以和西方人口史研究所使用的教會記錄同樣,為人們提供可以賴以“重構”一個社區的人口歷史)的研究論證,日本的人口在德川時代后期的150年中所增無幾,和18世紀的中國很不一樣。(Hanley and Yamamura, 1977)其后,在1880年到1950年間現代投入進入農業的過程中,務農人口基本穩定不變(Hayami, Ruttan and Southworth, 1979:11-12),因此,現代投入所帶來的收益幾乎完全呈現為農業勞均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

與此不同,中國在現代投入進入農業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農業產出雖然每年增長了2.3%,但人口也增加了2.0%(而勞動投入則增加了更多)。結果是,農村人均產出幾乎沒有增加,也就是說,農業收入也基本沒有增加。因此,中國的農業再一次呈現了沒有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勞動密集化。它通過集體化而組織人們(包括婦女)每年工作更多天,投入更多的勞動,推動了更高的復種指數和在每一茬上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如果按照每個工作日的收入來計算,實際上是沒有增長甚至是負增長的。(Perkins and Yusuf,1984; 黃宗智,2014b:第11章)

這一切是和工業經濟中每年11%的增長率并行的。也就是說,形成了一種沒有農業發展的工業發展(也可以稱作工業發展與農業內卷并行的)局面(“發展”在這里的定義再次不僅是產出的增長,更是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這是和日本的工業和農業同時發展十分不同的狀態。(Perkins and Yusuf, 1984: 第4章,第6章;黃宗智,2014b)

一個特別能說明問題的具體例子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拖拉機在長江三角洲(中國最先進的地區)所起的作用。它主要不是節省了勞動力(并由此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是使一年種三茬作物成為可能(從單季稻 + 小麥轉為早稻 + 晚稻 + 小麥),主要是因為拖拉機能夠在特別緊張的“三秋”(秋收、秋耕、秋播)時間段里(在8月10日之前的兩周之內),在收割晚稻和種下小麥之間,完成更多必須的翻土耕地工序,因此使推廣一年三茬的耕作制度成為可能。如此,拖拉機悖論地推進了農業的進一步勞動密集化(黃宗智,2014c:192-195),而那樣的“內卷”(即由于地力的限制,每一茬的按日勞動報酬會遞減),則意味著按日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停滯或縮減。

另一重要的不同是,日本由于歷史的偶然巧合而建立了比較成功的農業合作社。筆者已在另文中集中探討了這個課題(黃宗智,2015a),這里只簡單總結其主要結論:首先,日本的基層地方政府在明治晚期便把農業現代化確立為其主要的任務,為農民提供了現代的投入。其后,戰后在美國的占領下(以及一群認同于羅斯福總統之前的“新政”政策的進步美國官員的影響下——Cohen,1987),實施了以建立小自耕農為農業主體的土地改革,而后設立了由農民控制的高度民主化的合作社,由這些合作社來接管之前地方政府相當部分的支農資源(因而獲得了農民的廣泛支持和參與),借此來為小農提供“縱向一體化”(即農產品的加工和銷售)的服務。(尤見Kurimoto, 2004;Moore, 1990;Esham et al., 2012;亦見黃宗智,2015a)結果是日本農業的持續發展,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Hayami and Yamada, 1991:19,表1-2)這些合作社成功地為農民確立了有尊嚴的生活,也為日本全社會確立了比較公平的收入分配,避免了中國在改革期間所呈現的大商業資本對小農在極端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下的榨取(下面還要討論)。結果是日本比較高的社會公平基尼系數:37.6(2008年),在全球141個國家中排行第65位,相對于中國的47.2(2013年),排行第114位。(C. I. A.,2015;亦見黃宗智,2015a)

衫原薰把較公平的分配也納入到他建構的所謂東亞模式之中,但他根本沒有考慮農業合作社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以及其與改革時期的中國的顯著不同。(Sugihara, 2003)今天,農業只占日本整個國內生產總值(GDP)很低的比例,農村人口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分配已經不那么重要,但對(農民仍占人口大多數的)中國來說,不解決農民乃是二等公民這個現實、不解決對農民工的不平等待遇,便沒有可能做到比較公平的社會——這是筆者已經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詳細論析過的問題。(黃宗智,2009,2010b,2013;更新于黃宗智,2014c:第11、12、13章)

合作社的問題多被觀察者所忽視,但它其實遠比乍看起來要重要得多。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在其集體化時代曾經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之一,但如今已經成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其中的一個關鍵原因是中國沒有能夠像日本(尤其是其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那樣建立起有效的合作社來為小農的利益服務。筆者在另一項研究中,論證了如今中國的務農農戶中,只有約三分之一是合作社的社員,而在那些合作社中,只有約20%能夠被視作真正為農民所掌控并服務于農民利益的合作社。它們幾乎全是不可能向國家正式銀行貸款的小型合作社。此外,還有約30%是“翻牌”的合作社,是由出資的資本家所控制的,他們采用合作社的虛名是為了獲取國家的補貼和資助。另外有約40%是性質介于兩者之間的合作社。(黃宗智,2015a:27-29)因此,大多數的小農今天只能自己單獨和“大市場”的商業資本打交道,被迫處于極其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之中。(黃宗智,2012;更新于黃宗智,2014c:第10章)這是中國今天收入分配極端不平等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是一個特別顯著的歷史諷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源于農民革命的國家,一個在其早期曾經通過土地改革和集體化而做到平等分配的國家,但在建立農業合作社和社會公平方面則遠遠落后于(資本主義的)日本。中國今天特別需要的是,社會(或“社會主義”的)改革——尤其是建立真正服務于農民的合作社,讓仍占全民中大多數的農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才有可能克服如今的嚴峻社會不公。(黃宗智,2015a;亦見黃宗智、龔為綱、高原,2014)

另一個能夠說明問題的比較是中國大陸與韓國和臺灣地區的比較——后者是所謂的“東亞”發展模式中的另外兩個主要國家/地區。它們和中國大陸的不同主要源自于日本的殖民地統治(雖然主要是為了日本本國的利益的統治),以及它們后來所經歷的與日本相似的歷史偶然巧合,即日本的地方行政傳統和美國的占領政策(或決定性影響)的交結。

在臺灣,一個關鍵的因素是,日本殖民地政府為農民提供了大量的農業現代投入。在1910年到1940年的三十年間,該地農業的化肥施用量上升到之前的730%,科學選種也起到一定的作用。(Ho,1968:318)農業產出因此在1917年到1937年間平均每年上升了3.6%,顯著地超過了人口2%的平均增長率。(Lee[李登輝] and Chen, 1979:78)結果是,在日本統治的五十年中,臺灣農業產出足足翻了一番(Amsden,1979),相當于18世紀英格蘭農業革命一百年的增幅,其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入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與中國大陸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經歷十分不同。

韓國的經歷基本和臺灣地區差不多。日本的殖民地政府為農業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把灌溉面積擴大到之前的1600%,從1萬公頃增加到16萬公頃,同時,在1920年到1940年間,把化肥施用量從每公頃1.5公斤提高到208公斤。(Kang and Ramachandran, 1999:792,表6)同時期,韓國的人口只以平均每年0.87%的速度增長,但農業產出則在1930年到1939年間,平均每年增長2.9%(1920年到1930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0.5%)。(Ban, 1979:92-93)總體來說,在1918年到1971年間,韓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了1.4%,在此五十多年期間翻了一番,也就是說,在一半的時間段中達到英格蘭百年農業革命的成績。(Ban, 1979:105)

被忽視的是,臺灣地區和韓國與日本同樣得益于一個歷史巧合,即日本地方行政體系傳統在美國的統治(或決定性影響)下,促成了農業合作社的建立。其關鍵因素是相似的:日本地方行政成功地為農業提供了現代投入;在美國的影響下,實施了使小自耕農成為農業主體的土地改革;由合作社來為農業產品提供了縱向一體化(加工和銷售)的服務(雖然,韓國的合作社要到20世紀80年代方才具備農民的民主化參與——Burmeister et al., 2001: 9-20;亦見黃宗智,2015a)。而成功的農業現代化則為較充分的城鄉貿易和市場發展奠定了基礎,也促使兩地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便達到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

日本(1880年—1950年)和韓國-臺灣地區(1920年—1980年)與中國大陸(1960年—1980年)之間的關鍵不同在于,在現代投入進入農業的初始期間,農業勞動生產率方面不同的經歷。在日本和韓國-臺灣地區,農業產出的增長超過了人口增長,因此導致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上升,而中國大陸則沒有。中國大陸真正的現代化(即連帶勞動生產率和收入上升的)農業革命,包括農村消費城鎮產品的增長(亦即城鄉貿易的發展),要等待不同的動力,而不僅僅是現代投入的來臨。

  日本和韓國-臺灣地區的農業現代化對中國大陸真正的啟示不是僅在其比較明顯的勞動密集上的共同點,而更是其由于歷史的偶然巧合而建立的高效農業合作社——它們成功地協助農民擺脫像改革期間的中國大陸那樣的商業資本對小農的榨取,借此為農民提供了有尊嚴的收入。悖論的是,資本主義的日本和韓國-臺灣地區,居然會變得比(曾經是革命的和完全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要平等。上面已經說明,現代日本要比改革期間的中國大陸平等。更使人驚訝的是臺灣地區,其基尼系數是34.2(2011年),在世界14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行第47名,和韓國,31.1(2011年),排行第29名(C. I. A.,2015),遠高于中國大陸的47.2(2013年,排行第114名)。這是一個戲劇性的諷刺:曾經是革命的和完全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居然在發展合作社方面要遠遜于日本-韓國-臺灣地區。

(三)中國新時代的農業革命與印度的比較

下面我們先借助比較經濟史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關于以上各國不同年代的人均GDP的合理估測,來為以上的討論給出一個大約的量化概念,并借此進入與印度的比較。之所以說“合理”是因為麥迪森較少像許多其他學者那樣受到理論-意識形態前設假定的影響,而之所以說“估測”是因為前現代的經濟數據大多是依據軼事證據而來的,并沒有現代經濟數據那樣系統的統計。雖然如此,麥迪森的估測,結合現代的統計數據,仍然可以為我們的質性論析提供一個大約的量化尺度。表5綜合了麥迪森做出的相關估測。

在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已經看到這些數據所顯示的變遷和其背后的動力:不列顛早在18世紀便已經歷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革命,遠遠早于中國大陸;日本則在1880年—1950年間成為經歷了同樣的革命的第一個亞洲國家;韓國和臺灣地區(由于日本殖民主義統治所打下的基礎)在1950年前便已經逐步邁向現代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麥迪森的數據,如果謹慎對待,為我們以上的論述提供了一個合理的量化維度。正像其數據所示,中國大陸的經驗是和印度極為相似的:兩國遲至1978年人均GDP仍然同樣只處于較低的水平,中國大陸是978美元,印度是966美元,與不列顛和日本相去甚遠,與臺灣地區和韓國也相去較遠。

中國和印度的基本共同點在于其相對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在那樣的制約下,兩國在現代投入進入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綠色革命”中,都沒有能夠成功進入現代型的變化。兩國都處于年均2%的人口增長率壓力之下(源自現代醫藥和公共衛生設施所導致的死亡率下降),由于此,其人口的增長基本“蠶食”掉了現代投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如表5所示,在1950年到1978年間,兩國人均GDP只呈現了較小幅度的增長。顯著的現代化增幅要等待1980年以后的,來自非農經濟發展的消費革命。

  但是,我們需要同時指出,兩國之間也有鮮明的不同:一如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和其合作者)所論證的那樣,兩國在1978年,雖然人均GDP大致相當,但中國在一些重要的社會發展指標上要遠高于印度。表6顯示,從1960年基本相同的嬰兒死亡率出發,到1981年,中國已經成功地把每千名嬰兒中有150人死亡的人數降低到37人,而印度則只從165人降低到110人。同時期,中國把出生了的嬰兒壽命預期從47.1歲提高到67.7歲,而印度則只從44.0歲提高到53.9歲。另外,中國把其男子識字率提高到68%,印度則只提高到39%。(中國的這些成績當然主要是通過其由村莊集體組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衛生和教育而做到的。)森等學者爭論,如此的差別正是中國之后所以能夠更成功地發展經濟的重要原因(Drèze and Sen, 1995:第4章;亦見Saith,2008)。這里的關鍵概念是,社會發展乃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肇因。這也是國際勞工組織(ILO)和世界銀行的社會發展部以及社會發展與勞動保護單位這些進步組織的指導思想。(黃宗智,2009)

此外,麥迪森的數據還點出了中國和印度之間另一個相關的重要差別:中國在1978年之前的經濟發展要比印度成功。1950年,中國的人均GDP僅為439美元,低于印度的619美元,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歷了多年的戰亂。要在1978年便達到與印度相等的地步,中國的計劃經濟需要比印度經濟增長得更快。根據麥迪森的數據,中國的人均GDP在此期間增加了123%,而印度則只提高了56%。正如一項世界銀行的研究指出,在1959年到1979年間,中國的GNP(國民經濟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了2.7%,將近一倍于印度的1.4%(引自Drèze and Sen, 1995:67)。當然,這主要是由于中國的工業發展速度很快,在1952年到1980年間,達到年平均增長11%——根據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權威性研究(Perkins and Yusuf, 1984)。也就是說,我們不要簡單認為計劃經濟是一無可取和完全失敗的。

至此,我們可以轉入對中國和印度新時代農業革命的基本共同性的論證。上面我們看到,中國的農業革命是怎樣主要由中國人食物消費的轉化所推動的,以及它是怎樣重構了過去的農業結構。印度的經歷與中國基本相似。在1977年到1999年間,印度的人均谷物消費從192公斤減少到152公斤(在城市從147公斤減少到125公斤)。同時期,人均水果、蔬菜、奶和奶產品,以及肉食-蛋-魚消費分別增加了553%、167%、105%和85%。(Gulati, 2006:14)

以上已經指出,如此的變化很容易被忽視,因為研究者多習慣把農業革命認作要么是像古典英格蘭農業革命那樣,伴隨某種新的投入(更多的耕畜使用)而導致勞動生產率的上升(而后是機械的使用,頗為揭示性地是以馬力來計算的),要么是所謂的東亞模式或“綠色革命”,是主要依賴化肥和科學選種來推動的,主要體現于某些作物產出量的提高。兩種革命都主要體現于某些作物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但是,在近三十年中國和印度的農業發展中,革命性的增長則主要是來自總產值的提高,即由于生產越來越高比例的高附加值農產品,而不是某些作物的產量的提高。在這些方面,中國和印度的農業革命是十分相似的。

兩者的不同主要在于伴隨其農業革命而來的農村社會變遷。印度的型式更像列寧在其《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中所論述的,農村社會向(資本主義的)富農和無地雇農兩極分化(Lenin, 1956[1907])。到2000年,印度的資本主義化程度要比列寧當時的俄國更高:其農業勞動力中有足足45%是無地的雇農(相比于1961年的25%),其中有一半處于貧困線下(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和估算)。(Dev, 2006:17-18)

改革期間的中國還沒有呈現同樣的狀況。在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土地使用權是一村村地平均分配的,農民因此并沒有簡單分化為雇傭勞動的富農和被雇的無地雇農。中國農民的絕大多數仍然是差距不大的“小土地所有者”(雖然,他們只擁有使用權而不能出售其土地)。農民間收入的差別主要在于不同地區(相對富裕和相對貧窮地區)的差別,而不在于同一村和同一地區內的差別。固然,各地地方政府為了發展城鎮而征用了不少(主要是城郊)土地,但看來迄今其總量大約不會超過總耕地面積的5%(即總共約1億畝,平均每年約300萬畝)。(黃宗智,2015b:101-104,尤見第124頁,尾注1)另外則是政府對龍頭企業和大農場的扶持和資助,尤其是在最近的幾年之中。有的批判者認為,土地轉讓因此大規模上升,到2013年年底已經達到3.4億畝的歷年累積總數,亦即大約總耕地面積的六分之一。(Zhang, Oya and Ye, 2015:308)但是,眾多的實地調查研究(見下文)顯示,其中小農戶之間的轉讓(離村打工者轉讓給留村的親鄰耕種)占較大的比例,絕對不僅僅是小農出讓給企業、公司或大戶。

2016年的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過去一般在調查幾年之后發表)應該會給我們一個更可靠的依據來區別這兩種不同的轉讓。目前,我們需要看到,地方政府政策雖然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便一直向龍頭企業傾斜,但直到十多年以后的2006年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全國還是只有約3%的農業勞動力是全職的農業雇工(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這部分原因是,承包制仍然強韌地主宰著農村的土地分配;同時,小農場一直展示頑強的生命力,乃至于許多農業企業都采用了與小農簽訂合同或訂單的方式來經營,而不是直接雇用全職的勞動力。

事實上,在目前的客觀環境下,小農場仍然享有眾多比大農場有利的條件:它們不必支付地租來使用別人的承包地;它們不用顧慮所雇用勞動力的工作激勵問題,沒有必要雇用管理人員;它們可以使用自家相對廉價的輔助勞動力(婦女和老人),輔之以就近從事非農打工的男勞動力在農忙季節中回家協助耕種和收割。正是因為這些因素,小農場的凈收益率一般要高于大農場(黃宗智等,2012:5-9;黃宗智,2012,90-96,2015a:24-27)。小農經營的這些優點已經被眾多的實地調查所證實,其中尤其扎實的是,高原關于山東聊城的蔬菜種植的研究(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153-157)、林輝煌關于湖北的棉花種植(也有養殖業)(林輝煌,2012)、陳柏峰關于皖南的臍橙種植(陳柏峰,2012)、焦長權關于湖北的煙草種植(焦長權,未刊稿)、高原關于聊城的糧食種植(高原,2014)以及張建雷、曹錦清關于皖中的糧食種植(張建雷、曹錦清,2016)的研究等。正是出于上述的理由,眾多的農業企業都采用了與家庭農場簽訂合同或訂單的經營方式而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型經營。

在新農業中,例如小規模的拱棚蔬菜種植,家庭作為一個充滿彈性的生產單位,特別適合其所需要的密集、頻繁、不定時的勞動投入,既廉價也高效。至于小規模的種養結合農場,它能夠較好地利用“范圍經濟”效益(即結合兩種或更多的互補生產活動,而不是簡單的規模經濟效益),而不像大農場那樣依賴工廠生產的飼料。

即便是在“舊”的“大田農業”(谷物、棉花、油菜籽)中,小農場的生命力也可以見于其在最近15年中越來越多地依賴機器耕-播-收,以及其使用除草劑來節省除草勞動力的經營方式。一旦其打工所得的“機會成本”超過其購買機器耕-播-收的成本,這些小農場便較普遍地購買機械服務(和使用節省勞動力的除草劑)。如今,機械服務已經相當普及于各地的農村(黃宗智、高原,2013;亦見黃宗智,2014c:第8章)。由于上述的多重原因,今天絕大部分的耕地仍然主要是由小農家庭農場來耕種的——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正是因為中國農業較少使用農業雇工,其全人口的貧困率要遠低于印度。根據世界銀行2008年的報告,印度在2005年有足足42%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被定義為1.25美元一天),其中不只一半是農業雇工(Dev,2006:19)。與此不同,中國只有15.9%的人口生活在此貧困線下。(World Bank, 2008)

固然,此間差別的部分原因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更快速的國民經濟發展:根據表5中麥迪森的估量,2003年中國的人均GDP超過印度不只一倍。其更快速的發展和更高的人均收入,無疑放大了新農業革命的作用。這里,我們還要再次提到阿瑪蒂亞·森所指出的因素,即中國集體化時代的社會發展水平是其后來能夠比印度更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無可置疑,中國農業今天的社會結構仍然和印度主要是(雇工經營的)資本主義型農業十分不同。其中的關鍵顯然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土地革命傳統,如果沒有那樣的制度背景,實施均分土地使用權的承包制是難以想象的。這是中國農業今天為什么仍然主要是小家庭農業的主要原因。即便是我們這些十分關心中國近幾十年來的(越來越)不公平的社會現實的觀察者,以及對政府錯誤地向大農場傾斜的批評者,也需要認識到此點基本實際。

對筆者來說,中國農業的未來仍然是一個未確定的問題,仍然具有不同的可能,而不是已經完全或者無可挽回地是“資本主義”的。近年來,政府確實由于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誤導而錯誤地向龍頭企業傾斜,而其之所以盲目相信規模經濟效益和農業的“產業化”的部分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持同樣的觀點(我們只需回顧過去的大型集體農業的錯誤)。(黃宗智,2015a,2014e;黃宗智、龔為綱、高原,2014)但是,即便如此,政府迄今仍然沒有顯示要終結或取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跡象,而它正是中國與印度間的不同的關鍵。

那些堅持中國已經完全成為一個“后社會主義”的,或“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觀察者,我們只能懷疑其要提倡的是否是再一次的暴力革命?但這是一個中國人民絕對經受不起的選擇。在我看來,如今需要的是社會(或“社會主義”的)改革——譬如,積極扶持小農而不是大公司和大戶,組織合作社來為農民提供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的服務,讓他們能保留更多的市場收益,借此來處理如今非常巨大和緊急的社會不公問題,也借此來擴大內需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

五、結論

本文借助較寬闊的歷史和比較視野來總結中國新近的農業革命,說明中國的現代化農業革命之所以一直被延遲到20世紀80年代,主要是因為其特別沉重的人地壓力。長期以來,中國的農業早已排除了種養結合的混合經濟,也排除了像18世紀英格蘭那樣借助使用更多的畜力來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可能。如此的制約使農業生產長期與手工副業生產緊密纏結,缺一不可地支撐著農戶的生計,因此也排除了18世紀英格蘭那樣的原始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同時,也決定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基本結構:在生存邊緣的農民沒有可能購買更多的城鎮產品而推動斯密所看到和概括的螺旋式上升的城鄉貿易。其后,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現代投入初步進入中國農業,但其收益基本被快速增長的人口所蠶食掉。真正現代化(帶有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的農業革命因此一直延遲到1980年—2010年間,而它主要源于農業外的經濟發展所推動的食物消費轉化,由此而改組了中國的農業結構,把其推向更多的高值農產品(肉-禽-魚、高檔蔬菜和水果、蛋奶)生產。這一切也同時得助于其與(由于生育控制而導致的)生育率的下降以及非農就業的擴增的交匯。同時,新型的高值農業既是資本密集也是勞動密集的農業,由此吸納了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并提高了農業的收入。

換言之,中國的農業歷史不可僅憑市場因素,或技術投入因素,甚或兩者一起而排除了人地關系資源稟賦因素來理解,像舒爾茨所爭論的那樣。我們需要的是從那些因素和人地關系資源稟賦兩者間的相互作用來理解,而不是單獨依賴某一方面(而且,新型的農業革命的來臨雖然與市場緊密相關,但其實質內容是舒爾茨視野之外的消費革命)。

中國的農業歷史也不能簡單從杉原薰那樣的“勞動密集型”“東亞模式”來理解。與中國不同,日本人口在1700年之后沒有像中國那樣大幅增長,而其后,在1880年—1950年現代投入來臨期間,其農業人口基本穩定不變,因此能夠顯著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由此推動了農村和城市的共同發展。至于臺灣地區和韓國,它們較早得助于日本殖民政府的地方治理體系為農業所提供的現代投入,因此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便已開始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入上升的演變,由此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并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便成功進入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行列。把這些地方和中國大陸籠統簡化為單一的勞動密集型發展模式,即便具有一些洞察力,也嚴重掩蓋了這些重要的不同。

其實,中國大陸和日本-臺灣地區-韓國之間的不同一定意義上要比其相對勞動密集的共性更重要。悖論的是,日本-臺灣地區-韓國對中國大陸真正重要的啟示是其相對成功的農業合作社經驗。這是杉原薰沒有考慮到的方面。它們的合作社源自一個歷史偶然巧合,即先由日本地方治理為農業提供現代投入的制度傳統,后來在美國占領下所實施的為建立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土地改革,以及創建由農民控制的民主化農業合作社來掌控相當部分的政府支農資源和功能,這三者的結合。這些合作社成功地為小農戶提供了農產品的加工和銷售服務,使他們能夠避免受到像在改革期間的中國大陸那樣的商業資本的榨取,借此為自身保留更多的市場收益。由此,確保了日本,以及臺灣地區和韓國的全社會比較平等的收入分配。正是由于歷史偶然巧合而產生的合作社,而不僅僅是其與中國大陸的勞動密集的共性,才是日本-臺灣地區-韓國對今天的中國大陸的真正啟示。

是印度最近的農業革命,而不是日本-臺灣地區-韓國的,才最近似于中國大陸的農業革命。首先是,印度同樣因為人口壓力而沒有能夠在現代投入初步進入時期做到農業的現代化(即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入)。之后,由于同樣的消費轉化以及農業結構的改組而推動了同樣性質的農業現代化革命。兩者在這些方面的共同點再次為我們說明,簡單聚焦于市場和科技而無視人地關系資源稟賦,是不足以理解其農業歷史的。

同時,印度與中國之間鮮明的不同提醒我們,中國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傳統是多么重要地塑造了如今的農業革命。中國之前較高度的社會公平發展是其后來之所以能夠比印度更成功、快速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正如阿瑪蒂亞·森已經清楚為我們說明的那樣。而中國土地改革的革命傳統乃是如今平分土地使用權的承包制度的歷史根源,而承包制則正是中國之所以沒有和印度同樣簡單走上資本主義化農業道路(其45%的農業勞動力已經成為無地雇工)的主要原因。中國走的主要還是小農家庭農場發展的道路。

盡管中國政府的政策,由于其對規模經濟效益的迷信——一個既來自新自由主義也來自馬克思主義的(決策者的)錯誤認識,一直向大農場傾斜,小家庭農場,尤其是在新農業中,展示了強勁的生命力,其效率比大農場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即便是大農業企業,如今仍然多依賴與小農戶簽訂合同或訂單的方式來經營,而不是依賴傳統的資本主義雇工經營方式。(尤見黃宗智,2011;納入黃宗智,2014c:第13章)

總而言之,簡單的某種“主義”(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以及單一的因素(如市場或技術或產權)都不足以給予我們對中國農業以及其新近的革命準確的認識。我們需要的是根據歷史經驗證據來分析多種因素之間的互動,包括市場、技術、人地關系資源稟賦、國家行為、產權制度、社會關系與城鄉關系,也包括歷史的偶然性,來理解中國的農業。這些因素中的不同的和錯綜復雜的結合與互動才能夠說明以上討論的各種農業革命間的異同。單一突出一個因素,有時候固然可能可以說明某些部分的問題,但更常見的是,會遮蔽我們的視野和混淆實際的問題。同時,我們還需要認識到每個國家的特殊性和其歷史偶然性,才能真正了解其過去和現在。學術研究最終必須連接理論概括和經驗證據,才有可能使抽象概念扎根于實地,避免其成為只是脫離實際的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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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本文中的“中國”如未特殊說明,均指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和臺灣地區。

②有研究表明,牛肉的產量在1980年到2000年間,擴增到之前的20倍,達到一億頭肉牛——作者們稱之為“牛肉革命”(Longworth, Brown and Waldron, 2002)。

③這里使用的總耕地面積數字是20億畝。眾所周知,中國政府一直特別強調要保衛18億畝耕地面積的“紅線”,但2012年的衛星測量發現,該年全國其實有20.2億畝的耕地,高于國家之前使用的數量(陳錫文,2014;亦見黃宗智,2015b:271,尾注1)。

  黃宗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Philip C. C. Hu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本文是筆者根據自己四十年來關于中國農業的過去和現在的三卷本研究而寫的總結性論述。三卷本中至為關鍵的第3卷的16章中有約一半曾經以論文形式發表(之后經過更新和修改納入新版的專著)。本文將注明之前發表的那些文章,以及2014年以來新發表的幾篇文章。除了作者自身的著作之外,本文亦將注明所依據或討論的最主要的著作和資料,以便讀者查閱。三卷本中的第3卷目前只有中文版(2014年版),之前以《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為標題出版的較簡短的版本(2010年版)也只有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