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力

朱蘇力,筆名蘇力,祖籍江蘇東臺,1955年4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測繪(最高軍職為班長),1976年6月退伍后當測繪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寫點新詩,一度想當詩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82年法學學士,考研成功;但放棄并赴廣東海關分署“從政”。兩年后二度考研,再次入北京大學研究生院,就讀于張國華教授門下學習中國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費公派留學,先后就讀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獲LL.M(1987,美國商法與稅法)、M.A(1992,美國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學科研究)學位。1992年歸國,任教北京大學法律系,先后聘講師(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導師(1997)。1998年任法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校學術委員會委員;1999年任法學院副院長;2001年任法學院院長;2010年卸任。

24篇文章

蘇力:提升中國法學的研究品格

蘇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我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獲得巨大發展,也必將成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國,成為為數不多的在經濟、科技上領先的國家之一。伴隨著發展,我國的國家制度體系、社會結構也發生重大變化。這對國家和社會治理提出新要求,也呼喚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上的革新。我國的全面深化改革如今在許多領域都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在這些領域產生的大量新問題,已經沒有可能直接搬用外國經驗了,學者們必須自己進行思考、提供答案。 這就要求我國法律學人,不論是否準備好了,都不得不應對社會發展變化帶來的新問題新挑戰;無論是否有勇氣,都要在這些領域內對法治實踐進行開拓性研究。因此,在思考法律運行實踐中的新問題時,學者就不能僅運用以往積累的概念、語詞或教義,還要注重從經驗層面切入,發現隱藏于概念背后的、實踐的與經驗的觀念和理論。在立法層面、司法層面乃至整個國家治理層面,學者都需要提升問題意識,針對我國社會發展變化中的新情況進行新思考,推出無愧于新時代的法學成果,以此來提升中國法學的研究品格。 資料圖/視覺中國 比如,當前大數據技術應用日益廣泛,這一技術應用也會使法律規范發生變化。在一些法律領域,未來以大數據和算法作為依據,而不僅僅是基于傳統經驗來制定規則具有很大可能性。 傳統的法律規則可以說是一種類型行為簡化的抽象,雖節省信息,但并不十分精確。為避免僵化和教條,相應的法律制度還會給執法者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大數據和計算技術的發展令計算能力和信息都不再像先前那么稀缺,算法的精確和靈活可能引發一些領域規則的改變,且算法本身作為規則也可能興起。換言之,更有針對性的法律規則有可能多起來。例如,針對個體的行為矯正、制裁和懲罰,針對特定公司、組織的規則等,會出現更細密的區別對待。當然,這種區別有道理有根據,不是隨性任意的。 運用大數據進行法律規制的另一特點是,雖基于過去,但會趨向未來、預測未來。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司法實踐,司法判決會…

蘇力:公民權利論的迷思 ——歷史中國的國人、村民和分配正義

蘇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摘要] 歷史中國未產生公民概念,這并非一種智識上或制度的“缺失”。公民概念是城邦的產物,作為一種特權,也是一種區分/歧視。在農耕大國,除極少數政治文化精英外,普通百姓通常只是作為歷史中國的自在但并不自覺的成員——國人,同時也作為其生活村落的更為活躍的成員——村民,這種身份制度是大國的必然。雖然沒有公民以及相應的公民權利制度,歷史中國也還是以獨到的方式大致公正系統有效處理了百姓在國家和村落這兩個共同體中的分配正義問題,只是沒有依據公民個人權利的概念或話語體系。

蘇力:歷史中國的經濟構成與整合

蘇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摘要] 小農經濟不會自然趨向形成疆域大國,但治理黃河以及抗擊游牧民族令中原農耕區必須建立中央集權的疆域大國。這個吊詭迫使歷代王朝,除其他軍政文化措施外,必須利用經濟手段來勾連趨于老死不相往來的各地,以利益交換來構建和整合歷史中國。歷史中國的超級經濟建設,鑒于各地資源不均、民營商業唯利是圖而不得不由國家推動全國性的資源調配,以及因農業稅收不便轉而以官營來籌措國家財政資金,包括協調物價和鹽鐵官營。國家干預經濟通常不如民間商業經濟效率,也難免時有官員貪瀆,但即便如此,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明智和選擇性干預對于歷史中國的經濟政治的構成不可或缺且無可替代,可謂是歷史中國實在的經濟憲制。

蘇力:司法改革的知識需求——波斯納《各行其是》中文版譯序

蘇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摘要] 《各行其是——法學界與法院》一書是波斯納審視美國司法制度的第三本著作。書中認為,司法界與法學界的“各行其是”是導致美國當今司法實踐困境的重要成因。盡管此書中的種種建議甚至未必能解決美國的問題,因此更不可能有效回應中國的問題,但此書提出的問題,以及波斯納切入問題的視角和展開的分析還是應當引發中國法學人的關注。對于當下的司法改革研究者和實踐者來說,尤其應當適度地調整知識需求和儲備,將司法過程中的實踐經驗納入一種社會科學的系統思考和分析,以此才可能改善中國的司法,促進和拓展中國的法學。

蘇力:中國司法中的政黨

蘇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毛澤東[1] 一、問題的界定和意義 《耶魯法學雜志》2005年春季號刊登了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弗蘭克·阿帕漢人(Frank Upham)的一個長達44頁的書評,[2]評論我的《送法下鄉》。[3]在認真理解并給與了高度評價的同時,阿帕漢教授對他認為的書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批評。 批評主要有兩點,一是“不加批評地接受了單線進化版的現代化理論”;[4]但“最大的問題”則是在書中“看不見政治和政治權力”,[5]仔細讀來其實是批評我沒有展示并辨析中國共產黨對法院工作的干預和影響,法院在涉及黨的或有黨的背景的機構、人員的案件中具體行動,以及基層法院在社會沖突中的一般角色等等。 坦白地說,我的著作屢屢揭示了當代中國政治,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對司法的影響,包括黨組織對某些案件的干預。特別顯著的是第一編,我分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制度層面討論了政治,包括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改革政策對司法制度的各類影響。 第一章“為什么送法下鄉”,通過一個案例,把司法制度在中國基層社會延伸視為民族國家的權力向下延伸;第二章“法院行政管理制度”分析了法院內的行政管理和組織結構如何干預了司法的運作;第三章“審判委員會制度”則分析了這一制度的諸多功能,其中包括了各種政治的功能,防止腐敗、統一法律適用、有限度地抵制包括地方黨委在內的各種地方政治的不恰當的干預和影響,以及運用法院的社會關系在一定限度內克服因其他制度的缺失而帶來的司法判決的執行難等等。 第二章在其他各章,例如第七章有一個關于通奸/強奸案的分析,第十章中有關“復轉軍人進法院”的分析,以及最后關于社會調查中的權力流變,也都有大量的有關司法與政治的分析。 第三章我的這些分析肯定還不夠全面、不夠深入;我也沒有事先征求阿帕漢教授或其他外國教授關心哪些“政治”問題,即使征求了,也不可能在一本書中滿足他們的各種預期,甚至可能是相互…

乒乓球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