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

強世功,1967年11月11日出生,陜西榆林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法學院教授、副院長。中國著名民族問題專家、法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法理學、法律社會學、憲法學。著有《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的法律》、《法律人的城邦》、《法律的現代性劇場:哈特富勒論戰研究》、《超越法學的視界》、《立法者的法理學》、《中國香港》等,譯著有《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等。

13篇文章

強世功:批判法律理論的譜系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 不同于流行的“法律與文學”視角,從批判法律理論的角度重新審視法學界圍繞《秋菊打官司》電影展開的討論,能考察批判法律理論在中國的內在譜系。蘇力從“秋菊的困惑”入手,秉持法律多元主義理論和功能主義法治觀對主流的西方普適主義權利法治觀展開批判,從而希望建構一種吸納中國本土資源的法治。此后,對《秋菊打官司》的解讀形成兩個批判法律的理論高峰。一個是馮象從基督教理論和共產主義學說的左翼立場出發對法治實踐趨向于全球資本帝國“法治行省”的批判,另一個是趙曉力試圖從中國古典傳統的保守主義立場出發對現代法治將人的生命意義壓縮為資本-勞動力的批判。對此的研究一方面試圖提供一個思考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法理學發展的內在線索,另一方面也希望推動中國探索新的法治發展道路和構建理想的法治秩序。

強世功:先確立人生基本信仰 再談法律職業倫理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強老師,您好!您是我們這批采訪的中青年法學家里比較年輕的一位。首先想問您,考大學時報考法律系的想法和感覺。 我 1986 年畢業于陜西橫山縣中學。當時,陜北是全國有名的貧困地區。明代的李自成就出自橫山縣,后來又出了高崗,都是因為貧困而造反的。當時填高考自愿,沒有什么可以參考的。首選的不是專業,而是城市。我那個高中,往屆考的最好的都在西安,比如西北大、陜師大和西北政法就是最好的了。我自己唯有一個想法,就是不想上陜西的學校,但是去哪兒,也不清楚。你們也知道,高考填志愿就像一場冒險,如果第一志愿太高不能錄取,可能就要落入第二批學校。比我高一屆的有位師兄叫柳蔚,我和他不熟悉,但至今記得他的名字。他本可以穩穩當當考上西北大學,但他估計高了點,第一志愿報了中國人民大學,結果未能錄取,連西北大學也沒有上,去了西安一個二類學校。這對我們來說,無疑是一個教訓。但也因此我知道有中國人民大學這個學校。我是全校差不多最后一個填志愿的,一直很猶豫,北大不敢報,報西安的學校不甘心,于是就報了中國人民大學。其實對人民大學我也一無所知,只是由于柳蔚的教訓,我記住了這個學校。至于報什么專業,也沒有想法。其實,當時人大最強的是經濟類專業,工業經濟、農業經濟、計劃系、統計系等都有,我對這些專業毫無了解,經濟學這個概念在當時非常陌生。于是,我就報了法律專業,純粹是偶然。 高考報志愿的這種創造性和偶然性,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謂人生,就是這樣大大小小的冒險構成的,而這種開放性和創造性給人的自由留下了空間。但其實一個人并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自由,因為這個自由背后可能是虛無,可能是一種我們說不清楚的力量所左右,這就是人們所謂的命運。我從小并不是學習最好的學生。可從小學到初中,我看著周圍那些學習最好的學生由于種種偶然的因素而中斷學業,而我自己也由于種種偶然跌跌撞撞走過來。因此,我常常想,在這種人生的偶然背后,究竟是怎樣的…

強世功:中央治港須認真面對“高度自治難題”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 香港回歸祖國的二十年歷史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治理模式具有巨大生命力。同時,香港在經濟民生領域存在的問題,導致香港政治環境惡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難以解決經濟民生問題。中央作為香港的主權者,承擔著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的政治責任,毫無疑問要思考如何在“一國兩制”格局下解決香港的經濟民生問題。但中央面臨香港民主派的“高度自治論”的挑戰,行政主導思路也遭遇“高度自治難題”,引發普選困境。中央需運用基本法的思維和法律手段,將20世紀80年代確立的基本法1.0版本升級為2.0版本,從而有效解決“高度自治”難題。

強世功:認真對待香港本土意識 探索強化國家認同之道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一國兩制”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國家主權不僅僅是體現為“硬實力”,而且體現為國家認同這樣的“軟實力”。因此,中央始終將“爭取人心回歸”作為一項重要任務。2007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同志在香港特區政府的講話中特別提出,“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和希望,也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 然而,近年來隨著香港與內地的交流日益加深,香港出現了一些排斥內地的負面聲音,甚至出現了“香港城邦論”乃至“港獨”言論。2012年香港爆發了“反對國民教育”的運動,將強化國家認同的“國民教育”看作是“洗腦”。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更是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作為封面故事,討論香港人的“本土意識”、香港人的“民族自決的權利”以及建構香港“本土共同體”等問題,并在民調中公然調查香港“獨立成國”和“公投建國”等問題。 今天的香港大學生是伴隨著香港回歸成長起來的“97一代”,和他們父輩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國家認同感相比,“97一代”無疑具備更為強烈的本土意識和獨立意識。這對“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無疑會產生消極的負面影響。因此,必須認真對待香港年輕一代中越來越強烈的本土意識。 一、著眼于香港年輕一代,全面客觀地分析香港本土意識產生的根源 1.香港本土意識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新中國成立之后,隨著兩地政治文化的差異逐漸加大,香港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本土文化。表現為香港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粵語歌曲、電影乃至武俠小說等大眾文化為核心,形成了不同于內地的獨特文化形態。這些文化背景孕育了香港本土的自我意識。而在20世紀70年代,港督麥理浩治港11年,實施了一系列社會民生工程,尤其是通過“居者有其屋”的“公屋”政策,使得漂泊的內地人終于在香港定…

強世功: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文明持久戰”下的臺灣問題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 本文從中國文明面臨的現代性挑戰來思考臺灣問題,將其既看作政治事件,也看作思想事件。一方面,中國邁入現代在釋放出巨大個人自由的同時,迫切需要強大的國家保障個人自由的實現,臺灣對于中國的崛起具有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地位,臺灣統一必須放在中華民族復興這個“文明持久戰”的大戰略中來思考。另一方面,中國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下邁入現代,導致中國人喪失了文明主體性地位,實現臺灣統一必須重建歷史在現代性中的地位,為中國人的倫理生活提供哲學根據。國家崛起與文明復興應當攜手共進,中國作為政治大國的崛起意味著中國人要為全人類提供倫理生活的榜樣,提供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存方式,這一歷史使命呼喚著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攜手合作,共創人類文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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