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峰

陳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寧人,法學博士,漢族,中共黨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學士(2002.6)、法學碩士(2005.6),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2011.6-7),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2012.9-2013.9)。 在我校歷任助教(2005)、講師(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瀾青年學者(2013)、基層法治研究所所長(2014)、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為法理學、法律社會學、農村社會學。主講法理學、法律社會學、法律與鄉村治理、電影中的法律等課程。 出版學術專著《傳媒監督的法治》《鄉村江湖》《鄉村司法》《暴力與秩序》《農民生活及其價值世界》等5部,在《法學研究》《社會學研究》《政治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等雜志發表論文100多篇,其中CSSCI收錄80多篇,SSCI收錄1篇,《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等轉載20多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16)、重點項目(2015)、青年項目(2009)各1項,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項目(2009)、后期資助項目(2014)各1項,其它省部級項目4項,獲霍英東教育基金會基礎性研究資助(2012)。 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2018)、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2016)、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開發計劃(2014);獲第八屆全國十大中青年法學家提名獎(2017)、湖北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2017)、第四屆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學家(2014)等稱號;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2012)、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2013)、中國法學優秀成果三等獎(2018)、董必武青年法學優秀成果三等獎(2013)、武漢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17)、三等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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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峰:法治社會的辨識性指標

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青年長江學者

法治社會概念被越來越廣泛地使用,但由于缺乏具體的目標指引,似乎可以指涉無數有關法治的范疇,這稀釋了法治社會概念的效用。法治社會建設需要面對社會生活,有強辨識性的目標指引。透過分解目標,可以深化對法治社會結構的認識,從而將法治社會建設具體化、可操作化。 首先,引導公眾有序參與社會治理。公眾參與社會治理,意味著在公共事務的決策、管理、執行和監督過程中,公眾能夠自由地表達立場、意見和建議,能夠合法地采取旨在維護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動。公眾有序參與社會治理,需要有與時俱進的理念、素質和能力。長期以來,社會治理由政府包攬,民眾也適應這種方式,從而導致官本位和權力本位思維突出、民主觀念和社會協同觀念缺乏。直至今日,陳舊觀念還有廣泛影響。 公眾有序參與社會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機制。目前,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還較為缺乏,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虛置。因此,應當以法律法規或其他規范形式,建立以各級政府為主導,以各種形式的社會組織為補充的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網絡體系,打造多樣、豐富、暢通的公眾參與平臺。同時,深入理解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運行規律和心理特征,精心設計、完善公眾參與的運行機制。 其次,維護良性的物質文化生活秩序。良性的物質文化生活秩序,是良好社會秩序的當然之義,也是法治社會的基礎,它至少包括四個方面:財產秩序穩定有序;社會關系和諧可期;文化公共生活健康向上;社會規范與法律協調互補。良性的物質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備的社會信用體系保障。社會信用體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為基礎,以政府強有力的監管體系為保障,通過信用機制對社會成員和企業進行約束,通過記錄信用狀況來揭示信用優劣,整合全社會力量褒揚誠信、懲戒失信。 良性的物質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務體系保障。這應當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法律服務制度完備。這意味著律師、公證、基層法律服務、法律援助等各項法律服務都有充分的…

陳柏峰:中國法治社會的結構及其運行機制

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青年長江學者

[摘要] “法治社會”是具有高度中國實踐特色的概念,它指公權力運作系統之外的社會生活的法治化。它與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各有獨立范疇,構成了中國法治的“一體兩翼”。國家動員能力、既有法律體系、社會治理基礎、社會矛盾態勢等具體背景,對法治社會建設構成引導或制約。法治社會建設應有強辨識性的目標指引:引導公眾有序參與社會治理、維護良性的物質文化生活秩序、調適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供求、界定社會組織的適當行為空間。基層是法治社會建設的主要場域,應當直面基層特質的制約,著眼基層社會的主要事務,發揮基層社會組織的功能。同時,還應在角色分工基礎上,有效整合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律師等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主體。

陳柏峰:法治社會建設應有強辨識性的任務

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青年長江學者

從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到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對“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政治意義和理論內涵的闡釋,再到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中央將法治社會建設作為政治命題提出,其建設方向是明確的,方案也是具體的。對“法治社會”內涵的理解,可以從“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政治命題中汲取資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與法治社會共同構成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依法治國總目標的有機組成部分。三者之間各有側重,又緊密聯系。法治國家建設立足于構建和完善國家權力的基本構造,法治政府建設著力于政府權力的具體運行,法治社會建設主要是公權力運作系統以外的社會生活的法治化。 法治社會建設應有強辨識性的任務:引導公眾有序參與社會治理、維護良性的物質文化生活秩序、調適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供求、界定社會組織的適當行為空間、維護傳媒功能發揮的良好秩序等。法治社會建設也有著明確的價值目標追求,包括社會自由、社會平等、社會福利、社會正義等。在法治社會建設中,不同主體應當承擔不同的功能,應當在角色分工基礎上,有效整合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律師等法治社會建設主體的力量。

陳柏峰、李夢俠:轉型社區的自組織及其法治化保障 ——基于重慶市L社區的個案分析

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青年長江學者

[摘要] 本文立足于個案經驗,在自組織網絡的意義上討論治理理論的中國適用性。在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推動下,農村社區的轉型為基層社會的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社區自組織模式能夠通過協調國家、市場和社會三方關系的方式來回應挑戰。培育新組織、黨組織領導、能人參與和政府介入組成了轉型社區的自組織網絡;契約機制、情面機制、互惠機制和行政包干機制則保障了轉型社區的自組織運行。然而,法治化不足限制了自組織機制的發揮,通過強化社區自治職能、提升群眾參與、建立健全社會治理規范體系有助于完善轉型社區的自組織機制。通過個案,本文對作為自組織網絡的治理的中國適用性進行了探討,認為“治理”理論在中國的適用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重視地方政府的治權建設、重視基層社區的基礎結構。

陳柏峰:社會科學學者如何面對時代使命

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青年長江學者

社會科學學者如何面對時代使命 ——在高層次人才簽約聘任儀式暨新教工入職典禮上的演講 陳柏峰 尊敬的各位領導、老師和同事: 大家節日好! 能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并作為高層次人才代表發言,我倍感榮幸,也深感責任重大。在此,衷心感謝學校多年的培養,感謝成長過程中遇到的諸位恩師,感謝同事們和領導們,也感謝我的學生們!去年今日,我在這里受聘青年長江學者,當時的發言主題是“做無愧于時代的社會科學學者”。今天,我想沿著之前的主題,談談“社會科學學者如何面對時代使命”。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擺在突出位置,多次就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求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指明了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和前進道路,點出了中國社會科學學者的時代任務和使命。 作為時代任務的承擔者,我們是十分幸運、無比光榮的。這樣的時代使命,不是每一代學者都有,更不是每個國家的學者都有。只有身處大國,才有可能承擔如此偉大使命。 大國不同于小國的地方在于,它有巨大的社會科學戰略空間,有龐大的學者群體,有豐富的研究領域,有自身的學術問題意識,可以自主設置研究議題,可以建構有獨立性的學術場域,建立服務國家戰略需要的社會科學。小國由于缺乏戰略空間,缺乏足夠的社會科學從業者,很難建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擺脫不了依附的地位。很難想象,新加坡這樣的小國,能建立規模化、自主性的社會科學。它有社會科學研究,但其實質可能是“西方社會科學在新加坡”。那些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 大國不同于小國的地方還在于,其經驗本身是世界性的,能對世界格局產生結構性影響,因此是小國所不能忽視的。大國的社會科學是小國所無法逾越的,它構成了對小國的制約,是小國學習、模仿的對象。而小國往往只有通過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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