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啟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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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啟梁:回應國家重大改革是法治政府建設的核心邏輯

王啟梁

過去40年來法治政府建設的基本主線有兩條:一是依法行政,即圍繞著職權、行為、程序和責任法定化建立依法行政制度體系;二是以良好治理為導向,旨在厘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即明確政府作用邊界的政府改革。第二條主線是方向性的問題,決定著依法行政的走向。從這個角度看,什么是好的政府、什么是善治的政府、什么樣的政府才是懂法治、踐行法治的政府,其內涵、核心要求、構成要素始終處于發展、變化和豐富之中。在中國的全面改革和法治建設過程中,國家和學界不斷深化著對政府職能及其權力運作模式的認識。因此,我們最好是從“過程性”來把握“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其內涵和具體的制度建設、措施始終處于變化之中。不論是具體的行政法律的產生還是政府法制、依法行政等的提出,以及在不同階段的各種具體措施,都是法治政府建設階段性特征和具體建設的體現。法治政府說到底是對政府全部行政活動的一種總體要求,核心是以法治的方式確立政府職能、規范政府運行,其目標應該是充分發揮政府效能。而具體的理論表述、建設方向、建設措施則因時代面臨的問題可以是多樣化的。《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是4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和法治建設實踐的歷史結果。因此,如果僅從法治政府的演進軌跡出發,并不足以全面和深入理解其為何發生、如何發展以及為何建設。法治政府建設相對于中國的發展和國家治理來講是一個“中觀”領域,需要將其放在國家發展的大脈絡中來加以觀察。從根本上講,40年來中國開展的持續性改革是法治政府建設的中心,回應國家重大改革是法治政府建設的核心邏輯。

王啟梁:網絡時代的民意與法律應有之品性——從昆明“躲貓貓”事件切入

王啟梁

[摘要] "躲貓貓"事件演變為公共事件,源于公眾的知情權受阻及對法律的不信任。公權力如何恰當地對待民意將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網絡具有脫域性,網絡民意因此超越了地域性限制,能在政治或法律事件中產生巨大的輿論影響。網絡時代的民意對法治建設而言有如雙刃劍,有利有弊。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法律最需要的品性是人民性和運作的獨立性,它們是樹立法律權威必不可少的兩個支點。民意應當經由合適、有效的途徑進入法律實踐,否則將損害法律的權威。

王啟梁:法律世界觀紊亂時代的司法?民意與政治——以李昌奎案為中心

王啟梁

[摘要] 李昌奎案件代表了一類“簡單的”“難辦案件”,無論法官如何決策,此類案件的處理結果都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其產生的原因卻來自于司法系統內部。該案反映出這是一個法律世界觀缺乏整體性和融貫性的時代。民意、司法與政治之間復雜的互動以及社會對刑事司法系統的不信任雖非中國特有的問題,卻暴露出部分司法人員和學者對司法公信力、合法性、穩定性的理解是單維、偏頗的,缺乏健全的司法理念。經由對該案的討論,筆者提出司法應該彌合而不是加大法律與社會的差距,如果司法要變革社會,必須滿足民眾對公正的基本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媒體的興起使人們得以在事件流中辨識法律的社會意義,多元的法律世界觀有可能獲得融貫。

王啟梁:進入隱秘與獲得整體:法律人類學的認識論

王啟梁

[摘要] 法律人類學是一種觀察視角和研究方法,是反思和創新法律理論的社會科學進路之一。此種進路主張在法律與社會之間建立起關于秩序融貫性的思考,其貢獻主要是提供出一種關于法律和法治的認識論。法律具有“雙重建構性”,即法律是建構的結果,同時是一種建構性的工具。法律人類學強調深入觀察法律實踐,高度警惕法律的建構性可能產生的暗面,在法律實踐-法律教義-法律理論-社會實際幾者之間獲得一種整體性觀察和反思性理解,發展出合適的、能夠理解中國自身的法律理論,在智識上促進法律理論與法律實踐、法律教義與社會實際之間的融貫。

王啟梁:國家治理中的多元規范:資源與挑戰

王啟梁

[摘要] 多元規范的格局是國家治理需要面對的社會事實。多元規范作為國家治理的資源,首先基于法律是國家構建超時空秩序的基礎性制度資源,是國家用以結構化社會的基本力量。其次,社會性的規范是復雜社會中微觀秩序來源的關鍵性因素,對日常秩序的形成具有基礎性作用。而多元規范對國家治理形成挑戰或阻礙則主要是源于兩種情形,一是多元規范間的互動產生出沖突等意外后果,導致治理效能受損等難題。二是規范的多元性下降或不足,導致國家面對基層的日常秩序維護和社會問題時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治理效能低。國家的規范整合能力直接決定著多元規范是治理的資源還是挑戰。當前國家治理中的規范整合面臨三個主要任務,即國家正式規范的內部整合、法律與黨規黨紀的整合、國家對社會性規范的整合,并應注意整合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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