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

5篇文章

崔之元:在第三世界超越西方中心論與文化相對論

崔之元

當前,第三世界關于進步可能性的討論主要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為了“進步”,第三世界必須一攬子接受西方現有的制度和思想;另一種則認為,第三世界特殊的文化和制度之傳統必須保持原樣,對地方傳統的任何外在的批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需要的。前者是西方中心論,后者則屬文化相對論。 在本文中,我將指出,這兩種觀點都會給人帶來嚴重的誤解。只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足以說明它們的缺陷。今天,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中,婦女的權利仍然受到限制甚至是壓制。我們是否準備把它當做文化習俗而加以接受呢?亦或我們想破除這一地方傳統以便改善婦女的社會地位,這樣做是否意味著我們必須全盤采納西方現有的制度呢?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這一例子切中兩種觀點為中存在的共同問題:沒有把握住“特殊”與“普遍”的辯證關系。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們都對各自獨特的傳統過分推崇,盡管推崇的原因各不相同。西方中心論者推崇他們的獨特傳統,是因為他們錯誤地將自己特殊的傳統和思想視為普遍有效;與此相反,文化相對論者則就是為了自己特殊的傳統而推崇自己特殊的傳統。他們都缺乏一種體現在特殊性之中并又與之分離的“普遍”觀。 本文提出的主旨是,構成所有這些特殊傳統基礎的“普遍性”是“人類的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不同的社會和文化所表現出的人類的自我肯定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它們都無法窮盡出這種自我肯定所可能具有的各種意義。“人類的自我肯定”這一觀念可以歸溯到布盧姆伯格(Hans Blumenberg),他將它定義為“一種生存綱領,人類據此將自己的生存置于歷史環境之中,并向自己表明他將如何與周圍的現實交往以及怎樣利用所能遇到的各種可能性。”[1]盡管布氏討論的主要是歐洲近代早期的人類自我肯定,但我們依然能夠輕而易舉地發現它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的潛在萌芽。 本文的第一部分將闡述我對人類自我肯定的理解,探討三個哲學概念:特殊…

擺脫“亞洲價值”vs“西方價值”的思維方式——對人權問題的思考

崔之元

本文為作者在第九屆“中德人權對話”研討會上發言的修訂稿。中德人權對話已有10年歷史,人權對話已成為兩國戰略對話的重要組成部分,2008年中德人權對話的主題為“人權與和諧社會”。   我先用一個例子來說明我的一個主要論點——公/私界限和個人權利的相對性。我們都會承認尊重和保護公民“隱私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很多國家的立法要求政府官員公布個人和家屬的財產。在當前金融危機導致的公共資金救市浪潮中,許多美國民眾對公司高級管理層的過高收入不滿,今后也不排除要求他們公布個人財產的可能。這個例子說明“隱私權”是相對的,不存在固定不變的公私界限。實際上,中國古代傳統和當代政治文化都強調個人權利的相對性,并強調權利總是伴隨著責任。德國憲法(即《德國聯邦基本法》)第十四章在規定私人財產權時,也明確說明財產權利伴隨著社會責任,而這在美國憲法中是沒有的。 承認個人權利的相對性,意味著公/私界限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因為當我們劃定“私人”的領域時,也就劃定了“個人權利”的領域。我之所以強調個人權利的相對性,是為了在政治哲學上說明不存在本體論意義上的絕對的公/私界限。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中的英國思想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劃分公私界限的標準:一個行為如果“只影響行為者本人”,就屬于政府和他人不應干涉的私人領域。但復雜性在于:什么算“影響”?穆斯林女生在學校戴面紗對其他學生有無“影響”?對此顯然沒有絕對的和普遍接受的答案。因此,更深層的問題是:為什么要劃分公與私?某一種具體的劃分方式的目的和價值是什么?例如,1976年德國國會通過了《共同決定法》,要求2000人以上的公司的監事會必須有50%的職工代表,這是否已經突破了傳統的公司股東的私有財產權的界限? 在政治哲學上說明不存在本體論意義上的絕對的公/私界限,有助于我們澄清一種流行的錯誤意見,這種意見把所謂“亞洲…

小康社會主義與中國未來——小資產階級宣言

崔之元

一個幽靈,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幽靈,在中國和世界徘徊。為什幺? 因為在世界各地,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都已經失去了它的政治和思想動力,而對于新自由主義的幻滅也在日漸滋長。 中國當前的制度安排不容易理解,而從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理論來看卻能從一團亂麻中理出一些頭緒來。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不應使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地位永久化,于是小資產階級普遍化似乎成了未來的希望。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經濟目標是通過改革和轉變現存的金融市場體制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政治目標是建立“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有著深厚的傳統,其中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有蒲魯東、拉薩爾、J.S.穆勒、西爾沃·格塞爾、費爾南·布勞代爾、詹姆士·米德、詹姆士·喬伊斯,費孝通和羅伯特·昂格爾。毛澤東也在潛意識中深受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影響. 本文所用的”小資產階級”一詞包括農民,這是與國內目前流行的 “中產階級”的不同處. 但我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可以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聯系起來.中國革命和建設, 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的政策,實際上包含"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實踐與創新,但至今未能予以正面的理論解釋. 蒲魯東和中國的土地所有制 洛克認為“土地私有制起源于優先占有”。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向洛克的理論提出挑戰,強調人口的增長使得不可能每個人都有私有土地財產。蒲魯東說:“從生存的實際看來,每一個人都有占有的權利。為了生活,他必須具有用于耕作的、據此進行勞動的生產資料。另一方面,因為占有者的數量是隨著出生和死亡情況而不斷變化的,它遵循以下規律:每個勞動者可能要求的生產資料的數量隨著占有者的數量而變化。因此,占有始終是從屬于人口的。最后,因為占有物從未保持固定,占有物從來就不可能變成財產……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占有的權利。占有的數量并不依據個人的意志,而是依據空間和人口數量的…

科斯定理:真知灼見還是同義反覆?

崔之元

一、引言 科斯(Ronald Coase)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近年來,他的理論在國際和國內均有較大影響。本文的目的在于對所謂“科斯定理”做一個批判性的分析,以期引起國內學者的進一步討論。本文的要點在于區分對“科斯定理”的第一類和第二類解釋。 與其他多數諾貝爾獎得主多為多產作家不同,科斯一生著作甚少,基本上只有兩篇主要論文:一是1937年發表的“論企業的本質”,二是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當然數量不是關鍵。關鍵的是,科斯的著作是否包含真知灼見。 現在流行的觀點是:科斯1937的論文開創了“交易成本經濟學”,1960年的論文建立了“科斯定理”。由此看來,雖然科斯著述不豐,但功績其偉。 但是,科斯本人對他著作產生影響的過程另有一番說法。1987年,在《企業的本質》發表五十周年之際,威廉姆森(O. Williamson)等交易成本學派經濟學家集會紀念。科斯在會上發表了三篇講演,追述他思想的發展過程。科斯的回憶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科斯強調他三十年代寫作《企業的本質》的思想背景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他寫道:“我那時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我1932年去美國時拜見的人之一就是社會主義黨的總統候選人托馬斯(Norman Thomas)”。(見Coase,1988a,第88頁)當時科斯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同學勒倫(Abba Lerner),曾專程去墨西哥拜見在那里流亡的托洛茨基,并在后來與蘭格一起成為“市場社會主義”的兩位主要理論代表(同上注)。科斯明確地說明了他寫《企業的本質》是受當時社會主義思想論戰的激發: “列寧說俄國經濟系統可以像一個大工廠那樣來管理——其他一些人認為像管理工廠那樣管理整個經濟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英國和美國存在看工廠,應該如何調和全俄國大工廠的不可能性與西方世界存在著工廠的現實呢?”(同上注)科斯的答案實際上是居中的。他認為:企業的存在本身就是因為…

重慶實驗的三個理論視角:喬治、米德與葛蘭西

崔之元

如果說深圳和上海分別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話,重慶則展示了21世紀頭十年中國的發展勢頭。發明“中美國”①(Chimerica)一詞的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2008年說的如下一段話很生動地抓住了人們的“重慶想象”:   在次貸危機爆發一年之后,我訪問了“中美國”的東部即中國。沒有地方比重慶更反映中國的高速發展。地處長江上游,重慶是今日世界增長最快的城市。在我以前對中國的訪問中曾見證過不少令人驚嘆的建設場景,但重慶速度使上海和深圳都略顯遜色。②   有趣的是,重慶之行促使弗格森改變了他的“中美國”理論。在“中美國”中,中國的功能是儲蓄,美國的功能是消費,因為中國沒有足夠的國內市場。但是,弗格森在地處西部和內陸的重慶所見到的“令人驚嘆的建設場景”,使他認識到中國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從而預示著“中美國”的終結。   我認為,重慶使弗格森改變“中美國”理論是意味深長的:國務院2007年批準重慶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的目的之一正是激活國內市場,因為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數倍于農村居民,從而使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從出口導向轉變為以國內消費為主。2011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宣布了第12個五年規劃,以改善民生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成為基本國策。在這個意義上,重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的一些做法和經驗,可以被理解為“局部向整體漸進”。   本文的目的是從亨利·喬治、米德和葛蘭西的理論看重慶實驗。在展開論述之前,我需要說明這一理論解釋努力的性質。我并不是說重慶實驗的參與者和領導者有意識地按照這些理論行事。尼采在《論道德的譜系》中有句名言:“行動就是一切。”他似乎否定行動背后有“主體”。他的原話是:   行動背后并沒有存在,“行動者”是事后發明出來的——行動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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