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鵬

1篇文章

王紹光、樊鵬:從醫改領導小組看中央體制中的部際協調

王紹光

《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封面及作者之一王紹光 在談到中國中央各部門關系時,不少學術研究和新聞媒體往往動輒指摘,并不惜使用“部門主義”、“山頭主義”等字樣來形容中國各“部”之間因分歧與不合作帶來的決策“協調難”問題。但人們往往忽略了對背后原因的追問: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協調難”?各“部”之間分歧的根源和性質到底是什么? 從最簡單的原因來看,像醫改這樣的領域,一般中央設定的決策目標高于任何一個職能部門,因此無論哪個部門的決策者對于整體的決策結構而言,都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都不可能占據全部信息,也沒有能力對所有信息進行分析,所以都只能在各自職能范圍內根據他們自己所理解問題的方式,給出他們認為正確的解決問題的選項。 這些不同認知造成的分歧和沖突幾乎無可避免,這也是為什么有時橫向之間的溝通、協調不能解決問題的根源,它可能造成決策久拖不決甚至政策夭折的局面。但除了因職能視角和知識結構產生的差異外,“協調難”的問題還必須從中國中央政府即國務院行政體制的特征來認識。 根據中國的政府制度,國務院嚴格按照專業領域劃分部門,每一個部代表一個縱向的業務管理系統,即“條條”(相對于由橫向之間的地方政府構成的“塊塊”)。在國務院層面,有“委”、“部”、“局”(“國家局”)三種機構設置規格。 其中,國務院組成部門中的“委”具有綜合性質,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以及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規格極高,但數量很少。在“部”與“局”之間,“部”的地位要高于“局”,前者為正部級規格,2013年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后國務院組成部門中共有25個正部級規格的部門(包含三個“委”),另外國務院直屬機構中有8個總局、總署也是正部級;后者副部級規格,俗稱“國家局”,共有20余個,其中包括國務院直屬機構和部委管理的國家局兩類,前者如國家旅游局、國家宗教事務局,后者如交通運輸部管理的國家民用航空…

乒乓球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