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樂

學者簡介:方樂 1980年12月生,安徽黃山人。1999年考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同時在經濟學院輔修經濟學專業;2003年7月畢業,獲法學與經濟學雙學士學位。2003年9月入南京師范大學法學理論專業學習;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在臺灣東吳大學法學院交流學習;2010年7月獲法學博士學位。現為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江蘇高校區域法治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江蘇省教育廳校外研究基地司法現代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主要研究方向為:法理學與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社會學與知識社會學。近些年來,在《中外法學》、《法律科學》、《法律與社會科學》、《法制與社會發展》、《清華法學》、《政法論壇》、《政治與法律》、《法學論壇》等刊物上發表論文13篇,并有6篇文章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以及有1篇論文同時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和《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轉摘。

8篇文章

方樂: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的類型化方案

方樂

一、問題的提出 自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綱要”頒行以來,有關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的討論,就更多地從制度存廢的價值理念之爭轉向了如何對制度的工作機制與工作方式進行技術化改造上。最高人民法院希望通過工作機制的改革來完善審判委員會制度,使其制度功能夠更好地發揮。而一些新的經驗性研究也為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方案擺脫價值理念或者意識形態之爭進而專注于工作機制上的技術化改造提供了支持。比如,這些研究表明,不僅有關審判委員會制度及其實踐的一些既往認識以及基于這種認識而提出的改革對策都是需要重新評估的;——比如這些研究發現,審判委員會委員的專業化程度已經很高了、審判委員會研究討論的案件范圍和數量其實并不大、審判委員會對于合議庭案件處理意見的尊重也是常態性的等等;而且通過工作機制上的改革來完善審判委員會制度,無論是對于當下中國的司法實踐還是司法體制改革,都是一種謹慎而務實的態度。 新的分歧集中到了有關審判委員會工作機制的設計上。比如,就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上述四個有關審判委員會制度以及工作機制改革的方案而言,其中不僅改革的著力點較為分散,缺乏整體性規劃;而且一些改革措施的理想化色彩較濃,——若是在實踐中推行,要么會因缺乏可操作性而被擱置,要么就會產生副作用進而導致程序機制與制度的雙重異化;還有一些改革舉措是相互矛盾的。與此同時,盡管新的經驗性研究在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實踐機理上重新達成了一些共識,但這些新的發現不僅有待進一步驗證,——尤其是由于這些研究的經驗性材料主要都是基于某個省域范圍甚至某個基層或者中級法院之內的因而也就需要放置在全國的實踐中來進行全局性考察;而且它們也只是減輕了對于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價值理念之爭,并不能從根本上否定以往基于某種價值理念的標準出發而對審判委員會制度所進行的衡量進而呈現出的問題。這意味著對于審判委員會制度的角色定位,認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而基于不同的認識所提出的、有關審判…

方樂:司法參與公共治理的方式、風險與規避——以公共政策司法為例

方樂

[摘要] 司法參與公共治理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將公共政策納入裁判活動之中。由于公共政策具有多元化的面相以及內含知識結構的開放性,公共政策司法不僅有助于拓展司法參與公共治理的范圍,也有助于提升司法公共治理的能力。但公共政策同時也隱含風險,為此就會削弱甚至干擾司法參與公共治理的效果。因而要確保以公共政策司法的方式參與公共治理目標以及效果的實現,就必須要對公共政策進入司法的方式與類型進行歸納,以此為依據,客觀展示公共政策司法的風險,并在此基礎上建構公共政策司法風險的評估體系與規避機制,從而在整體上提升司法參與公共治理的能力與效果。

方樂:司法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管理 ——從司法的供需結構切入

方樂

一、司法供需矛盾日益尖銳化 早在人民法院“二五改革”開始時,司法改革的決策者就意識到,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與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對不足的矛盾,是中國司法發展中的一對主要矛盾。因此,從“二五改革”到“四五改革”,解決這對矛盾,始終是人民法院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 令人遺憾的是,經過十多年的改革,中國司法中的這對矛盾非但未有所緩和, 相反變得越來越尖銳。這突出表現在:一方面,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不斷急速增長。以法院的年案件受理量這一司法需求的外在表現的變化來看,2008 年,全國法院系統案件受理量首次突破1000萬件。2011年至2015年,全國法院系統年案件受理量從1221萬件躍升至1952萬件。2015年新收案件量同比增幅是2014年的3 倍多。2016 年,全國法院系統案件受理量更是超過2305 萬件,達到建國以來的歷史最高點。“有糾紛找法院”已經從當年的法制宣傳口號,變成當今人們日常的行為選擇,中國社會已然進入到了“訴訟社會”。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的整體改善并未能與案件數量激增這一狀況相匹配。僅就參與司法產品生產的人力資源要素而言,從2002 年至2016 年,全國法官總人數一直維持在19萬人左右,不僅法官人數增長十分緩慢,而且法院人員編制增幅空間也極為有限。與此同時,員額制改革的推行,勢必大幅度降低法官人數。“案多人少”成為當下中國法院系統普遍面臨的嚴重問題。 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直接決定其所能提供的司法供給。因此,“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與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對不足的矛盾”,其最終反映的,實際上是人民法院的司法供給與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之間的矛盾。與此同時,“案多人少”只是反映了司法供需矛盾在量化結構上的表現,也即以案件受理數量為外在表征的、當事人/社會大眾的司法需求和人民法院提供的司法公共服務產品總量之間由“供不應求”表現出來的矛盾。在質性結構上,司法的供需矛…

方樂: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制度功能

方樂

[摘要] 作為司法改革的“排頭兵”,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設置與實踐,既能夠通過最高審判權力的“下沉”帶來社會矛盾糾紛的就地化解,也能夠通過最高司法權的在地化運行來促使巡回區司法行為的規范化,還有助于確立通過司法機制分配地方利益以及這種分配方式的權威性。由此所帶來的,不僅是地方司法權的行使被進一步高度統一到最高法院的司法行動邏輯上來,而且也確保了國家通過司法進行地方社會治理的可能性,從而有助于國家通過司法權威的塑造來助力國家權威的提升。當然,對于巡回法庭的進一步發展,以及由此所可能帶來的對司法世界與政治社會的影響,我們也要敏感并有所預判,要通過巡回法庭司法職能的合理設置以及司法成本的均衡分擔,來確保巡回法庭良性運轉的同時,促使其司法-法治功能與社會-政治功能的良好發揮,從而實現司法改革的整體目標。

方樂:跨行政區劃法院的區域治理功能

方樂

[摘要] 此輪司法體制改革中的一個突出現象,便是各種類型的跨行政區劃法院的設立。跨行政區劃法院的運行實踐,具有重要的司法法治意義與社會政治功能:一方面,它不僅有助于規范區域內司法的同時化解區域內的社會矛盾糾紛,也有助于破解司法地方主義的同時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與司法權威。另一方面,它既有助于通過司法機制消解區域內的法治沖突,也有助于運用司法對社會資源和公共利益進行再分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同時強化司法作為一種公共事項處理平臺的價值,實現司法對于區域社會的斷裂整合與分歧統一的同時完成司法的區域治理功能。應當說,這種司法治理模式的存在,在更寬廣的意義上又不僅有助于治理的法治化,也有助于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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