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磊

1989年生,江蘇省淮安市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基層法治研究所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學、基層社會治理、司法制度。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手機號碼:18708129512。

19篇文章

劉磊:中國土地制度的憲法解釋:問題、爭議及權衡

劉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

[摘要] 近年來,中國土地制度引發諸多爭論,集中體現為對憲法第十條的不同解釋。許多學者試圖“回到憲法”,通過對土地條款的規范憲法學解釋來彌合分歧。然而,從基本權利理論出發的規范憲法學解釋方案并未能消弭分歧。這一爭論的實質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同學者在此問題上持有不同的利益關懷。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與中國憲制緊密相聯,現有土地制度對于處理國家與民眾關系、不同利益群體之間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要以慎言違憲的態度對待憲法確立的土地制度基本架構。對于決策層而言,需要注意土地制度的變動,特別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的調整與中國城市化所處階段相匹適,審慎權衡此種變動所帶來的一系列影響。

劉磊:刑事訴訟法與監察法銜接的政治邏輯

劉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

[摘要] 我國刑事訴訟法與監察法之間的銜接需要建立在準確把握其中政治邏輯的基礎之上。這種政治邏輯蘊含于立法過程的博弈之中,并且凝結為監察法所設定的權力關系和利益格局。在二者銜接問題上存在基于不同價值取向而產生的認知分歧,這種分歧集中地體現為對監察機關權力邊界的設定,具體而言主要是律師對監察機關調查活動的介入、檢察機關對監察機關的約束這兩個方面。依循政治邏輯,在監察法已經制定并實施的背景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以監察法確定的基本格局為參照標準,從而實現兩部法律之間的有效銜接。政治邏輯的存在,意味著“兩法銜接”中的價值分歧無法完全消弭,最終的價值權衡依然取決于立法過程的博弈以及政治判斷的做出。

劉磊:基層政權建設的演變及進路——以政-民關系為視角

劉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

    隨著社會轉型不斷推進,我國基層從結構到生態都發生了變化,基層政權建設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中共十九大指出要“鞏固基層政權”,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提出“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夯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礎”。基層政權建設千頭萬緒,錯綜復雜,抓住其中的主線是有效破解難題、探索建設進路的重要前提。   一、基層政權建設的核心問題:政-民關系 (一)國家政權建設中的政-民關系 國家政權建設有兩個基本維度,一是中央與地方關系,二是國家與民眾關系。一方面,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界定決定著國家的基本政治架構,為國家治理的實施奠定框架基礎,國家與民眾關系是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以及由此構建的制度體系中展開。中央與地方關系作為特定時期的結構性因素,會傳遞到國家與民眾關系的具體互動中并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國家與民眾關系對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調整也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在不同時期,隨著國家與民眾關系的變化(例如,二者之間是以國家向民眾汲取資源為主還是以國家向民眾供給資源為主),中央與地方關系也會隨之變動和調適,從而以新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回應國家與民眾關系的改變。隨著社會多元化、群體分化以及社會自組織能力增強,國家治理的趨勢是以國家與民眾關系作為主線。[1] 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點在于中央與省級的關系,而市、縣、鄉三級并不屬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主要內容。也可以說,中央、省級與市、縣、鄉之間分別主要掌握“治官權”和“治民權”,從而形成“上下分治”的治理體制。[2]從理論分析的角度看,可以將國家與民眾關系進一步劃分為中央與民眾關系、地方與民眾關系。在我國,中央與民眾關系主要體現在政治象征層面,并且通過國家基本的政治架構呈現和運行,處于融洽狀態:一方面中央不斷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另一方面民眾對中央有著高度的認同感。但是在民眾與地方之間,尤其是民眾與基…

劉磊:中國法治四十年:社會主義與法治的變奏

劉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

[摘要] [文章導讀] 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法治在不同時期獲得重要發展的同時,也不斷遭遇爭議和挑戰。總的來說,各階段對“社會主義”的界定與理解,決定了中國法治道路的內涵與走向。在本文中,作者詳細梳理了 40 年來中國法治建設進程的重要節點,伴隨著國際格局的持續演化,以及中國社會改革、發展的不斷深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逐步成型,但如何在新時代重新闡述社會主義,仍是當下法制建設需要繼續面對的重要問題。

劉磊:信訪的類型化及其法治展望

劉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

[摘要] 結合基層信訪治理困境和國家政治行政運行,分析信訪制度的運行過程和功能定位。把信訪案件分為政策在位型信訪、政策缺位型信訪和無理型信訪,將信訪制度的功能分為國家意志表達的政治功能和國家意志執行的行政功能。不同類型信訪案件處理過程中,信訪功能定位的側重點有差異。政策在位型信訪和政策缺位型信訪是當前信訪案件中的主流,無理型信訪是信訪案件中的支流。信訪制度法治化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有效應對政策在位型信訪和政策缺位型信訪,以此為基礎理順信訪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探尋法治化改革路徑,適應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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