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華

17篇文章

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

郭于華

[摘要] 訴苦是中國革命中重塑普通民眾國家觀念的一種重要機制。這種機制的作用在于,運用訴苦運動中形成和創造出來的種種“技術”將農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難提取出來,并通過階級這個中介性的分類范疇與更宏大的“國家”、“社會”的話語建立起聯系。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通過把苦的來源歸結于舊國家制度而建立消極的國家形象,另一方面也通過 “翻身”意識等建立了積極的國家形象。階級的建構和持續的階級斗爭的實踐是以一種作為“部分真實”的階級性社會分化為基礎的,這意味著階級斗爭意識形態的確立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普通民眾的國家觀念的形成,既非完全脫離農民的日常生活,同時又為國家統治權力和精英的建構留下了空間。在西歐,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同時也是現代“公民”形成的過程。而在中國的情況下,普通民眾是通過訴苦、確認自己的階級身份來形成國家觀念的。這種國家觀念是一種“感恩型的國家觀念”。而從個體的角度來說,形成的則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而是作為“階級的一份子”和相對于國家的“人民”或“群眾”。

心靈的集體化:陜北驥村農業合作化的女性記憶

郭于華

農業集體化是一場改變幾千年農業傳統經營方式的革命,也是中國共產黨改造和重建鄉村社會結構的宏大社會實驗與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廣大的鄉村女性在這一社會變革中不僅成為重要的動員對象,也同時作為重要的主體參與其中。著眼于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過程,婦女,不僅是這一宏大社會革命中的生力軍,而且是這一革命的特性、意義和成功程度的重要表征。在中國革命中,婦女問題總是與階級問題相提并論的,婦女解放一直被認為是階級壓迫終結、進而是全人類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制定的第一個《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就指出:“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婦女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李銀河,1997,81-84)毛澤東在1926年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國婦女深受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重壓迫”的論斷(毛澤東,1968,31),進而指出實現階級解放和社會發展是婦女解放的根本途徑,而這一論述亦成為發動廣大婦女投身民族、民主革命并在其中爭取自身解放的最重要的理論依據。   既然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層面,婦女都是中國社會革命性變革的參與者和重要動力,她們當然也應該是這一歷史過程的言說者和解釋者。然而,在正式的歷史和革命史記述中,她們的經歷和感受,她們的所思所想,她們的記憶和講述卻往往無聲無息,她們的故事成為一種歷史中視而不見的缺失,她們沒有歷史,或者至多只有由他人代言的女性歷史。   本研究作為“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資料收集與研究計劃”j的組成部分,試圖以中國農村集體化過程中的女性生活作為分析對象,由此探討這一革命性變遷對農民日常生活的影響以及這一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實踐形態。分析資料主要來源于在陜北驥村進行的女性生活史調查,其主要方式是傾聽和記錄當地女性對該時段經歷的講述、解釋和評價。在“口述史”…

民間社會與儀式國家

郭于華

    國家與民間社會的關系及其歷史過程近年來一直是人類學、社會學關注的重要問題。在探討這一問題時為了分析和敘述的便利,我們常會使用國家與社會、上層文化與民間文化、現代性與傳統、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等一系列對應性的概念。而這些對應概念的使用有時也會導致研究視域和思考上的二元對立,即將國家與民間社會視為各具不同性質、不同邏輯的位于兩極的研究對象,并將正式的、法治的、理性的、現代的、普遍主義的等性質歸于前者,而將非正式的、禮治的、迷信的、傳統的、特殊主義的特性歸于后者。事實上,現代國家的實質內涵并非只居于傳統到現代的線性邏輯的一端,從本土社會與文化中孕育生長出來的國家和國家意識形態,與其產生的基礎既相區別又有著無法分割的聯系;共和國作為農民革命勝利的結果亦不可避免地帶有鄉土社會與文化的深刻烙印。因而,國家與民間社會、大傳統與小傳統、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統治意識形態與民眾觀念之間的聯系、溝通和互動過程才是認識社會構成與文化特質及其變遷的最重要角度。   柯恩(Abner Cohn) 在《雙向度的人》(Two-Dimensional Man 1974)一書中,概括了的權力關系與象征行為這兩個不可分割的維度(Two Dimensions)。指出象征符號和儀式行為等通常被視作非理性的東西并非專屬于所謂原始的、野蠻的或傳統的社會,現代文明社會的權力運作亦離不開它們。儀式與象征既可以表達權威,又可以創造和再造權威,它們與權力關系相互依存、互為因果。這一點常常為人們視而不見,因為我們身在其中,它構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成為“視作當然”(taken-for-granted)的東西。   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描述分析巴厘社會傳統政治模式時使了“劇場國家”(Theatre State)這一概念,旨在闡明通常被西方人忽略的政治關系維度,即展示性和表演性的政治模式(Cli…

關于“吃”的文化人類學思考

郭于華

 食物與進食,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過卻又再重要不過的事情,無論對個人、家庭、國家和社會而言,都是如此。而把“吃”作為研究、思考的對象,卻多少給人雞零狗碎、不務正業的感覺,這對于以“燦爛的飲食文化”為榮的國度來說,似乎又不大相稱。在西方學術領域,以食物作為對象的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和作品其實并不少見。美國社會人類學家、哈佛大學的華琛(James L. Watson)教授講授“食物與文化”(Food and Culture)長達25年之久 ,多年來總是學生們熱選的課程,甚至要靠抽簽來限制聽課人數;而其授課內容涉及生產、交換、消費、民族、地區、宗教、政治等諸多領域。華琛教授認為,通過食物這個“透鏡”(lens),幾乎可以觀照社會和文化特征及其變遷的所有方面。以食物和飲食文化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專著也有不少;而且多年來這一研究領域中的文化唯物論(cultural materialism)與歷史偶然論(accidents of history, arbitrary)一直各持己見,爭論不休:前者以主張文化唯物主義的美國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為代表,他認為,不同族群對食物系列的選擇首先取決于該種食物是否有利(益)于吃(good to eat),即人們偏好的食物在實際收益和代價上的平衡比人們所放棄的食物更優。這一觀點直接針對以法國人類學大師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的結構主義人類學的解釋:千奇百怪、千差萬別的圖騰物種暨食物的選擇首先取決于該物種是否有益于人類的思考(good to think)(Levi-Strauss, 1962),具體而言,“食物,必先滋養群體的心智,而后才進入其空空的肚子”。與此相對,哈里斯的觀點卻是“食物是否有益于思考取決于它們有利于吃或不利于吃。食物必先填飽群體的肚子,然后才充實其精神”(Harris, 1985: pp13-18)。無…

“弱者的武器”與“隱藏的文本”——研究農民反抗的底層視角

郭于華

  當下呼吁關注農村、關心農民的聲音日漸其多,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提上了決策者的議事日程,也進入許多研究者的學術視野。對“沉默的大多數”或“底層社會”的注意無論如何是件好事,然而我們還是要問一句為什么。農民,作為如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的人口主體,在各種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從來是無聲者,是沒有文字記述其歷史的群體,他們出現在歷史記錄中并不是作為歷史的參與者,而是作為征募、稅收、勞動、土地產出和谷物收獲的貢獻者,因而在統計學意義上是以數字形式出現的無名者。但農民在歷史中的消隱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受注意,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也不可謂不關注農民,但關注的原因在于,農民長久以來一直是索取的對象,是任何社會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農副產品、稅費和廉價勞動力——的來源;而且農民的生存境況和由此導致的集體行動常常關乎整個社會的安定或動蕩,甚至導致王朝的更名易主,這便是歷代統治者都諳熟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當前對農民的關注、對解決農業、農村問題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這樣一種危機意識——農民的生存狀況過于惡化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或者不如說出于一種自上而下的對危險警示的反應。不少人以歷史上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或流民之患為例證,或者以中國加入WTO后最受沖擊的農業危機為理由,提請決策者和世人的危險意識。顯而易見,出于“危險”反應的對于農民的關注尚未離開統治的立場、精英的立場或城市既得利益階層的立場。農民在這樣的關注眼光中是作為治理對象和防范對象而存在的。然而,我們是否站在農民的立場上想過,我們是否意識到,農民也和我們一樣是生而平等的同一國度的國民,應當享有同等的生存權利。我們完全不難理解李昌平們“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的呼吁,這或許是由于現在談論農民的人權還過于奢侈。而所謂“國民待遇”本應是農民生而具有的,而不應是來自上方的什么人的恩賜。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已經沒有人愿意當農民,因為農民是二等國民…

乒乓球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