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欣

2篇文章

在法律的邊緣——部分外地來京 工商戶經營執照中的“法律合謀”

賀欣

經過二十多年的法制改革,中國大致上建立了一系列的現代法律規則和機構。然而,規則和機構本身并不能保證法治的建立。實際上,不合法的現象在改革期間普遍存在。為解釋這種廣泛的不合法現象,有人著眼于妨礙中國人接受現代法律的制度和文化障礙,有人歸咎于社會制度轉型期間的制度環境導致的腐敗、尋租、各種各樣的裙帶關系和官商合流。雖然這些研究可以對現狀勾畫出一個大致的輪廓,但基本上沒有深入地討論普通民眾對具體法律的看法和反應。對于這方面的缺失,法律社會學可以提供方法上的資源。這個學科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雖然法律可以事先設定一定的目標,但這些目標卻不一定能夠得到實現,其真正帶來的結果常常出人意料。因此有必要在真實世界中去考察具體法律對人們行為的影響,展示現實生活中法律運作的復雜性。這樣,要了解為什么不合法現象在中國大行其道,一個可行的方法就是去考察人們為什么不遵守某些具體的法律規定。  從基層社會的角度,本文考察一個受北京市地方法規限制的社會群體——外地工商戶——的行為。①「《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2003年10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特別強調了取消限制性規定的問題,其中規定:積極拓展農村就業空間,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限制性規定,為農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強引導和管理,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要得到使他們經營合法的個體戶執照,他們面臨比本地人多得多的困難。在法律設立的障礙面前,他們中的一些人選擇了申辦執照,一些人選擇無照經營,而相當一部分人則從本地人手中租執照。嚴格地說,這種租執照的做法是非法的,但它作為一種與本地人和本地官員合謀的方式,得到他們的支持,因而被廣泛地采用。  要解釋北京市外地工商戶的選擇、特別是他們為什么偏愛租執照,顯然應當從有關法律執行和遵守的研究入手。基于一系列的經驗調查,①「本…

運作不良的法院?——來自兩個基層法院的經驗考察

賀欣

[摘要] 中國經濟和法制改革的一個直接后果是法院逐漸被推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前臺。一方面,作為解決糾紛的最重要的正式機制,法院必須面對社會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大量新型糾紛;另一方面,國家在法院的制度建設上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大致上按法制發達國家的模式來改革和建設原有的司法制度,期望它能夠在變化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解決糾紛和提供正義。[①]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隨著經濟的增長和社會轉型的深入,對法院的使用并沒有同步增長。全國的統計數據表明,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民事案件、特別是經濟案件的數量已經開始出現持平和下降(見圖一)。這個被學界普遍忽略的下降現象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在理論上,它不僅挑戰傳統智慧對于當代中國法院案件數量與社會、經濟、政治條件之間關系的理解,而且質疑正在按西方模式建設和改革的司法制度能否與中國社會相銜接;[②]在實踐上,它直接質疑這種大致上按西方化的法院的運作是否有效,當事人對法院的印象和信心是否在變差,以及最終法院能否在改革過程中有效地解決轉型時期的糾紛等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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