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猛

18篇文章

侯猛:中央司法權力的非集中化——從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切入

侯猛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設立,使得司法體制中的央地關系出現新變化。在全國六巡回區設立巡回法庭,雖然體現出中央司法權力向下延伸的屬性,但也使得中央司法權力呈現出非集中化的特點。這種非集中化還體現在,司法權力雖然被認為是中央事權,但目前也只能做到一部分權力由基層向上延伸集中于省級,實現省級統管。這樣一放一收交錯的司法二元結構,是單一制國家中的特殊表現。六大巡回法庭通過對巡回區內地方各級法院的分片管理,有助于實現巡回區內的司法統一,進而實現全國范圍內的司法統一。

侯猛:中國法學的實力格局——以青年學者的引證情況為分析文本

侯猛

[摘要] 本文做法學引證分析,是希望以此推動學術規范化和評價科學化的討論。例如,學術寫作應從梳理已有文獻開始,引證應以必要為限;中國法學界的學術評價不能還停留在只數篇數,哪怕是三大刊篇數的階段。篇數當然很重要,但引證和同行口碑也是必不可少。這樣一種現代多元的學術評價標準,也是在形塑新型的學術卡里斯瑪。本文的寫作,就是在展示法學界的新一代的學術卡里斯瑪。這是通過引證來呈現青年一代的研究能力、整體活力和世代更替程度,以此勾勒出當代中國法學的實力格局。

侯猛:如何經驗地研究中國司法

侯猛

[摘要] 一晃博士畢業已經13年有余,現在回過頭再來看自己的博士論文,是否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我不敢判斷。這次受邀與學界同行分享研究的心路歷程,仍舊不免忐忑。特別是讀者中還有很多法學以外的同行與同學,有必要先做一些說明:一是我雖曾在社會學系做過博士后,學習過法律人類學,但本碩博的訓練是在法學院。因此,在法學院所做的法律社會學,與社會學系的法律社會學會差異較大。這是跨學科研究普遍存在的問題,可能還會彼此看不慣。二是我的博士論文并沒有全部出版,專著的底子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過刪除和增加以后的博士后出站報告。而最近又根據這10年來的相關研究,重新編排結構和內容,準備再出新版。三是博士畢業很多年,已經不太記得當時寫作的細節。好在2013年我曾在第一屆社科法學研習營上談過類似內容,現在征得石頭君同意和建議,就在那次講稿的基礎上進行了修訂更新。也因此這篇文章仍免不了留有當時所講的痕跡,請同行與同學見諒。

劉思達、侯猛、陳柏峰:社科法學的國際視野與本土經驗

劉思達

侯猛:今天對話的主題是“國際視野與本土經驗”,對話人為劉思達,[1]我和陳柏峰是與談人。題目里面的“國際與本土”有兩重含義。從教育背景上看,劉思達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算是海龜;我和柏峰在中國獲得博士學位,算是土鱉。從研究經歷來說,雖然強調國際眼光,但不論柏峰還是思達都是做中國的經驗研究。社科法學的研究不可能脫離本土經驗。 這里還要簡單介紹一下社科法學。社科法學,英文是Law and Social Sciences,指運用社會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來研究法律問題。廣義的社科法學包括不同的研究進路,相對比較成熟的有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法律經濟學以及晚近發展的法律與認知科學。中國當代社科法學的發展,大致是從法律社會學領域逐漸拓展出來的,因此,我們也會將社科法學稱為廣義的法律社會學。我們三位主要研究法律社會學,因此,今天的對話主要圍繞法律社會學的學術傳統展開,同時也會討論與其他跨學科法律研究——例如法律經濟學——的區別與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區別。 一、學術經歷與轉向 侯猛:我先從思達本人的經歷談起。思達是北大法學院98級的本科生。這一屆學生中除了思達在從事學術研究外,還有章永樂。有意思的是,兩位去美國獲得的博士學位,都不是法學的。章永樂在UCLA讀的是政治學,現在回到北大法學院任教。而思達是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讀社會學。所以我的問題是,為什么你們當初會選擇讀非法學專業的博士,在接受學術訓練后卻又從事與法律相關的研究。類似的,歷史上有很多知名學者如馬克思、韋伯當初也都是離開了法學院,但最后又回到學術研究中,用另一種視角來理解法律問題。你怎么理解這樣的學術訓練與學術研究過程? 陳柏峰:在你正式回答之前我介紹一下章永樂。章永樂現在是北大法學院的副教授,在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政治學博士學位。他寫過一本《舊邦新造》[2],討論康有為的政治思想,大概屬于法律思想史研究。我覺得你們倆還真有…

侯猛:進京接訪的政法調控

侯猛

[摘要] 雖然全國信訪總量在下降,但進京上訪數量卻呈現上升趨勢,這使得地方進京接訪的任務加重。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客觀上導致了縣級地方政府暴力接訪行為和“黑監獄”的大量出現。同時為緩解進京涉訴上訪壓力,各省高級法院紛紛派駐最高法院周邊,形成了法院“駐京辦”的扎堆現象。這些現象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之前單一制度改革所帶來的負面后果。未來信訪改革應特別注重各項制度之間的配套、跟進和協調。從限縮信訪事項的范圍、劃定法院審判與涉訴信訪的界限、拓寬建立多元的民意表達渠道、健全社會救助和商業保險體制等方面入手,促成制度改革的整體效應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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