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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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強:我國正在形成“土字型社會結構”

李強

 前些年,筆者曾采用定量的范式,使用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 簡稱: 五普) 數據,提出中國社會是“倒丁字型社會結構”,即社會中下層或下層比例、數量巨大,工人、農民、農民工占據了社會群體的主要比例,中間層弱小,中產明顯缺失。那么,今天發生了什么變化呢?筆者采用ISEI方法測量,分析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發現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這里將社會結構的變化概述為四大群體的變化。   農民群體:10年間減少了 16.71%,預測還會發生巨大的社會結構變遷   主要是農民、農業從業人口、農業戶籍人口、外出打工群體以及農村所發生的變化。用 ISEI測量,23分值群體是典型的傳統農業勞動者,2010年占比46.49%,與2000年的63.20%相比,2010年六普減少了16.71%,十年就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這是一種巨大的社會進步,由此可以預測到七普的時候,還會發生同一方向的巨大的社會結構變遷。此種變遷體現了工業化、城鎮化的一般趨勢,根據社會學的現代化指標,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例低于30%是社會結構實現現代化的一項重要指標。   如果具體分析中國農民人數大幅減少的原因,可以發現主要有三種情況: 一種是農轉非,起因于城市發展向農村擴張,該農村土地被征用,轉為城鎮建設用地,于是,農民轉為市民。第二種是農民外出打工,這部分以青壯年勞動力為主。外出打工農民的情況更為復雜,一方面,循環流動的現象依然存在,即一部分中年以上的打工農民又返回家鄉; 另一方面,年輕農民返鄉的可能性明顯降低。六普數據顯示的種田農民的比例下降是真實的,是不可逆轉的。第三種是就地城鎮化。調研發現,中國即使是留在農村沒有外出的農民,有很高比例也不從事農業生產勞動了。這部分農民既沒有轉變戶籍身份,也沒有到城里打工,因而也不是城市流動人口或城鎮常住人口。但是,他們早已不從事農業勞動,住房形態也發生根本變化,農民“上樓”已經成為…

李強 孟蕾:“邊緣化”與社會公正

李強

 “邊緣化”的概念聽起來是比較刺耳的,沒有人愿意被邊緣化,但是當下邊緣化的現象卻比比皆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在我國國有企業就業體制大轉型時期,有兩個詞匯在媒體上曾頻頻出現,即“下崗分流”和“優化組合”,很多職工都希望進入被優化了的核心群體,而害怕被分流到被邊緣化的群體。關于邊緣化,學術界已有相關理論進行探討,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很早就提出“核心”與“邊緣”的理論,不過他指的是國際關系中的兩類國家,他批評那些處在核心位置的歐美國家利用世界經濟體系、進出口貿易剝削處在邊緣位置上的發展中國家。盡管沃勒斯坦的理論探討的是國際關系,但是涉及的主題是社會公正,這與我們在探討邊緣化時思考的核心問題是一致的。   雖然“邊緣化”的現象已有久遠的歷史,但是今天我們所遇到的“邊緣化”問題還是有其鮮明的特點和特殊性。筆者以為,今日中國社會所出現的眾多邊緣化現象,大多具有兩個特征。一是邊緣化往往以驟變的形式發生,這會造成人們很大的不適應感。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劇變,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在短時間內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可謂成就斐然,這從正向方面看具有重大意義。但是,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人被邊緣化的現象,這也是以巨變的形式發生的,往往造成了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譬如,城市迅速擴張,占據了農村的土地,在大規模工程項目推進的同時,失地農民雖然也得到了補償,被轉變為城市戶籍,但是他們中的很多人成了“邊緣人”,原有的農業技能在城市里派不上用場,因此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一些老國企職工的“下崗”、“離崗”、“內退”、“買斷”等,也是一種驟然的變化,“破三鐵”以后,“鐵飯碗”被打破,這種邊緣化也是突發式的。總之,所有這些是以體制變革、城市規劃、實施大型工程項目的形式出現的,造成這些群體地位的變化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生,人們難以適應,由于變化太快,對于被邊緣化群體的社會救助也常常出現制度滯后…

為什么農民工“有技術無地位” ——技術工人轉向中間階層社會結構的戰略探索

李強

[摘要] 本文探討了中國社會結構變遷中遇到的最大難題,即如何改變整體社會結構中下層過大的問題,特別是要解決已經進入到產業隊伍中的廣大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問題,使他們有機會進一步上升到中等社會階層中來。本文指出最有力的渠道就是對于農民工中已經具有一定和較高技術水平的農民工給與正式的技術職稱認定,從而實現農民工自身的結構轉型。使得有技術的農民工進入到專業技術階層的隊伍,這不僅符合國際上大多數國家社會結構演變的慣例,而且,也可以大大促進農民工學習技術、技術評比、技術進步的積極性。

李強 李洋:居住分異與社會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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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分異”是指居民住房的分化現象,特別是指人口形成一定規模的居住小區之間在空間上的分化現象,最典型的就是國外的所謂“窮人區”、“富人區”的分化現象。居住分異的研究屬于多學科領域。城市社會學中最早關于城市空間結構變遷的研究,是20世紀初的古典人類生態學派借助自然競爭的生態規律探討空間結構及其變化,并提出眾多空間結構模型,如伯吉斯的“同心圓”模式等。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影響較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又稱新馬克思主義)和新韋伯主義城市理論。新馬克思主義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引入對城市空間結構變化機制的考察,而新韋伯主義城市理論則指出社會能力、經濟能力等多元影響因素對不同居民空間資源的獲取能力的影響和運作機制(夏建中,1998)。國內學界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對“居住空間分異”(residentialspace differentiation )等問題開始有了一些研究,探討了居住空間分異的形成機制,提出空間規劃上的對策(許學強,1989;杜德斌,1996;顧朝林、克斯特羅德,1997;李志剛、吳縛龍等,2004;吳啟焰,2001;王慧玲、萬勇,1998;等等)。杜德斌等曾經將“居住空間分異”定義為:不同的社會階層由于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差異以及家庭結構、擇居觀念的不同而產生的居住水平和居住區位的差異,在空間形態上形成面積不同、景觀相異、相互隔離且具有連續性發展趨勢的同質化居住體系(杜德斌等,1996)。迄今為止,居住空間分異的研究還主要集中在地理學和城市規劃學領域,而地理學和城市規劃學在國內屬于理工科。   國內的社會科學界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關注“居住分異”問題。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大體上是“階層混雜”式的。究其原因,一方面,1956年城市住房改革以后,很多大房產主的私房分配給了無房戶,因而,在居住分布上,住房…

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共和國的四個實驗

李強

 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其實就是構成這個社會的階層、人群發生的變化。在建國以來的六十年里中國的社會分層結構共發生四次大的變遷,我把它稱作共和國的四個實驗。   共和國建立的前二十幾年是“打碎階級結構”的實驗。這個實驗不是中國首創的,馬克思曾經說過這個概念,但是我們打碎得比較徹底,農村被打碎,所有地主的土地都被重新分配。打碎結構引起了一個大的問題,原來農村的結構、文化載體、價值觀載體都被摧毀,這是今天農村混亂、沒有信念的最主要原因。   共和國的第二個實驗是“恢復結構”實驗,花了30年。中國很幸運,當年打碎結構的時間并不長,農村打碎的時間長一點,城里直到1956年民族資產階級被打碎。1978年開始恢復結構,鄧小平把榮毅仁、王光英這些人請了出來。就是因為這一代人還活著,社會記憶還沒有喪失,所以這30年恢復結構能夠成 功。   在恢復的過程中也曾經產生過很多爭議。改革最初的時候,鄧小平恢復知識分子的地位,中組部天天下文件,直接提工資、恢復工作,叫做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待遇。有一段時間工人并不滿意,他們認為是工人創造了財富,知識分子并不創造財富。1984年《中國青年》發了一個問卷,測兩個指標,一個是聲望地位,一個是收入地位。問卷回收了7萬份,結果是個體戶收入最高,但聲望最低;研究生聲望最高,雖然研究生其實并不是一個職業。這說明有一個階段里出現了很復雜的局面,到今天社會結構應該說基本上恢復了常態。   第二個實驗,從分層的角度看,實際上解釋的是誰得到了什么,而毛主席的時候是強調哪些階級不應該得到什么。   第三個實驗是資源在社會各階層中的配置方式實驗,過去是一種配置方式,今天是另一種配置方式。從分層的角度講,這個是研究“怎樣得到的”,這是最核心的問題。我算了一下,今天大概有5種得到資源的方式。   第一種是市場的配置,我們改革以后引進了市場機制。與此相反,在改革之前我們曾經想用政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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