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

4篇文章

李斯特:烏蘇里船歌:產權與倫理的雙重變奏

李斯特

[摘要] 傳統有關著作權保護的論述,更多的是“停留在現代著作權法的框架內的法律教義學研究上,只是繼續馴服于前互聯網紀元的現代著作權法律體系”,從而無法看到著作權背后的法權的歷史過程和倫理意涵。本文借助關于《烏蘇里船歌》著作權權屬糾紛的案件,試圖揭示出著作權“個體獨創論”的話語的歷史形成過程和內在困境,并提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僅要重建這種話語,而且要矯正著作權在現有分配格局下的不公平。具體到中國來說,那就是要“打破國際資本寡頭壟斷的產權制度和意識形態神話,再掀起一場著作權的革命,恢復被貶損的勞動和勞動主體的地位”。

人民司法群眾路線的譜系

李斯特

自2004年以來,人民法院的各機關刊物上出現大量關于“和諧司法”的文章,[1]提出了許多以促進社會和諧為目標的司法舉措,力度非小。在這股和諧司法的風中,許多提法、許多舉措,令人想起建國初期那段漸行漸遠的歷史。吹去封蓋在上的歷史塵灰,我們發現,當下的司法,竟然與那段“不講多少法律、法治”的歷史中的司法呈現出某些相似的面目。這種相似性是否意味著人民司法[2]的發展經過兜兜轉轉,又回到了原點?還是說這是一種否定之否定的辯證升華?相似意味著兩者的相同嗎?還是說更多的是實質的相異?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首先從新政權的性質與合法性、動員社會和反官僚主義三個方面分析了新中國建立初期人民司法貫徹群眾路線的主要原因,接著嘗試從群眾路線切入,解釋建國初期人民司法的若干制度特征,最后從政法環境、政法定位、政法話語等幾個大的方面入手,比較這兩個時期的人民司法,旨在從歷史中返照當下,力求對兩者有一更真切明白的認識,同時發掘當下“司法為民”、“和諧司法”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一 建國初期,迅速適應新時期,建立穩定、有效的國家機器和政治經濟制度是頭等大事。從爭奪政權到建設政權、從戰爭到和平、從農村到城市、從部分地區到全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要經歷一個重大的角色轉變,而且它要將中國構建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3]這是一個南京國民政府已經開展但沒有能夠勝任的任務,現在落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政府的身上。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法律更多地是作為建國的方略,而不是治國的方略。法律要扮演的角色,是要推進對現有社會秩序的全面改造和重新構建。[4]因此建國初期的“法律”更多地具有“整合”的功能,這與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法律”相去甚遠。我們在今天談到“法律”或“法治”,它更多的是具有“凝固”的功能—以法律的形式使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盡量地穩定。這種“破壞”或“重建”的法律在改造和重建社會秩序的同時,也包含了對相應的意識形態的改造和重…

隱私與隱私權的限度——從人肉搜索第一案切入

李斯特

[摘要] 人肉搜索第一案中的隱私權問題實際上反映出中國當代社會的道德倫理立場的斷裂,造成這種斷裂的是社會利益的日趨分化。該案所指向的死亡博客事件是利益受到損害的社會群體利用新的互聯網技術爭取自我利益的一次私力救濟,也是一種寬泛意義上的社區矯正。最終被表述為隱私和隱私權問題的本次事件反映了互聯網時代社會空間與社會組織的深刻變遷,同時也表達了倫理重建的迫切要求。以個體自由主義作為倫理基礎的現有隱私權理論需要內在反省才能適應這一形勢。

清代地方法律實踐中的現代邏輯——圍繞“犯奸”展開*

李斯特

[摘要] 長期以來,倫理司法被看做中華法系的一大特征。但在清代關于犯奸行為的地方法律實踐中,表面上由婦女貞節觀的禮教思想主宰著的倫理司法,內里卻貫穿著與現代法律實踐和理論相一致的邏輯。這一內在的邏輯是由清代法律實踐在處理犯奸案件中面臨的司法資源不足的條件決定的。而且,正是這一約束條件還決定了這種內在一致性要呈現為與現代法律話語迥異的外在形態,因為在司法資源不足的前提下,壓抑法律的專業性程度,利用道德教化手段反而是更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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