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思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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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思達、侯猛、陳柏峰:社科法學的國際視野與本土經驗

劉思達

侯猛:今天對話的主題是“國際視野與本土經驗”,對話人為劉思達,[1]我和陳柏峰是與談人。題目里面的“國際與本土”有兩重含義。從教育背景上看,劉思達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算是海龜;我和柏峰在中國獲得博士學位,算是土鱉。從研究經歷來說,雖然強調國際眼光,但不論柏峰還是思達都是做中國的經驗研究。社科法學的研究不可能脫離本土經驗。 這里還要簡單介紹一下社科法學。社科法學,英文是Law and Social Sciences,指運用社會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來研究法律問題。廣義的社科法學包括不同的研究進路,相對比較成熟的有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法律經濟學以及晚近發展的法律與認知科學。中國當代社科法學的發展,大致是從法律社會學領域逐漸拓展出來的,因此,我們也會將社科法學稱為廣義的法律社會學。我們三位主要研究法律社會學,因此,今天的對話主要圍繞法律社會學的學術傳統展開,同時也會討論與其他跨學科法律研究——例如法律經濟學——的區別與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區別。 一、學術經歷與轉向 侯猛:我先從思達本人的經歷談起。思達是北大法學院98級的本科生。這一屆學生中除了思達在從事學術研究外,還有章永樂。有意思的是,兩位去美國獲得的博士學位,都不是法學的。章永樂在UCLA讀的是政治學,現在回到北大法學院任教。而思達是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讀社會學。所以我的問題是,為什么你們當初會選擇讀非法學專業的博士,在接受學術訓練后卻又從事與法律相關的研究。類似的,歷史上有很多知名學者如馬克思、韋伯當初也都是離開了法學院,但最后又回到學術研究中,用另一種視角來理解法律問題。你怎么理解這樣的學術訓練與學術研究過程? 陳柏峰:在你正式回答之前我介紹一下章永樂。章永樂現在是北大法學院的副教授,在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政治學博士學位。他寫過一本《舊邦新造》[2],討論康有為的政治思想,大概屬于法律思想史研究。我覺得你們倆還真有…

劉思達:職業化及其批判

劉思達

自21世紀以來,隨著統一國家司法考試制度的確立和律師、法官、檢察官等法律實務人員專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概念在我國法律界的公共話語中逐漸流行起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北大法學院的強世功教授寫作于2002年的一篇激情澎湃的《法律共同體宣言》。該文認為,在我國現代化的進程中,社會勞動分工的發展導致法律系統的自主性不斷增強,而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律學者等法律相關群體將構成一個具有“共同的知識、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思維、共同的認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標、共同的風格、共同的氣質”的職業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這個法律共同體主張“形式理性的道德不涉”“為權利而斗爭”“分散訴訟機制的司法理性”以及“法律的自主性”,將是法治社會的中堅力量。 然而,十幾年之后的今天,縱觀我國各個法律職業的發展狀況和相互關系,離這個理想中的共同體還相去甚遠。首先,律師與法官、檢察官之間的流動性十分有限,彼此的認同感也不強,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檢察官與律師的關系甚至有些水火不容,不但缺乏相互尊重,而且時不時還會出現以“律師偽證罪”為名的職業報復行為。其次,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之間的銜接也存在很大問題,雖然在高等教育“大躍進”的背景下,全國各地已經設立了600多個法學院系,但法學教育的核心基本上還是從國外舶來的高度脫離本土法律實踐的技術性知識,法律學者與實務工作者之間缺乏嚴肅的學術性交流,法學畢業生從“象牙塔”進入實踐工作崗位之后也往往會感到無所適從。再次,本應由律師業主導的法律服務市場也呈現出四分五裂的割據景象,外國律師事務所、基層法律服務、企業法律顧問、法律咨詢公司、專利代理、商標代理乃至“黑律師”“赤腳律師”等機構和群體都對律師的市場空間構成了持續性的限制乃至威脅。而最重要的問題在于,中國法律人的政治參與空間自建國至今都極其有限,法律系統根本沒有獲得相對獨立于政治系統的“自主性”,反而處處受…

劉思達:法律社會學的定性研究方法

劉思達

近年來,隨著中國法學研究的主流范式從法律移植向本土資源的轉換,法律實證研究方法在我國法學界已經受到廣泛關注。然而,不熟悉社會科學的法學家們對“實證”二字卻常常有一種誤解,即認為實證研究就是使用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的定量研究。 數字和統計并非法律實證研究主流 事實上,強調數字和統計的問卷調查只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的一種,即使在西方法律社會學界,使用問卷調查的定量研究也并非主流,更多的法律實證研究所使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即訪談、參與觀察、歷史文獻分析等。這一方面是因為法律社會學并不像其他一些社會科學領域(如經濟學、人口學等)那樣強調研究的“科學性”;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系統的許多方面(如法院、立法機關等)并不對研究人員充分開放,因此關于法律制度的統計數據往往不容易取得——即使在定量方法最發達的美國也是如此。 即使有機會進行大規模的問卷調查,由于各種原因,我國法律系統的許多統計數據在抽樣等技術問題上也很難達到復雜統計分析的要求。于是,定性研究方法對于我國的法律社會學乃至整個法學的學科發展而言就顯得尤為重要。 訪談不是“座談” 不少法學家都經常去法院、檢察院或律師事務所進行“座談”,把和研究課題相關的人員全部召集在一起開會。這種方式看似效率很高,其實違背了實證研究的幾個基本準則。首先,要真正了解被訪談人的工作,就應當去他本人的工作場所,因為語境變了,說的話可能大相徑庭。其次,要真正了解有潛在利益沖突的不同研究對象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就應當將其分開,一對一地進行交談,否則大家難免會瞻前顧后、欲言又止。再次,訪談時要盡量避免有不相關的人員在場,尤其是被訪談人的領導或同事,但座談的時候往往有領導在場,這會進一步制約談話內容的實質性和真實性。因此,要想獲得更為真實、深入的數據材料,就必須避免流于表面形式的座談,而應真正去了解被訪談人的工作和生活。 訪談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強調訪談人與被訪談人之間…

中國法律的形狀

劉思達

[摘要] 本文采用社會幾何學的研究視角,提出一個理解法律系統之整體形態的社會學理論分析框架,并由此將當代中國法律系統的基本社會形態概括為十六個字:內圓外方、三位一體、二元對立、法政合一。其中“內圓外方”是中國法律系統的社會結構,“三位一體”是其運作方式,“二元對立”是其價值觀沖突,“法政合一”是其文化核心。這一理論分析框架充分認識到法律系統內部種種矛盾與沖突的不可調和性,并試圖用一種社會互動而非社會整合的眼光來審視其基本形態與變化過程。本文既是對當代中國法律系統整體形態的一次社會學分析,又是法律社會學理論創新的一次嘗試,為關于中國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法律職業、糾紛解決等方面的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在理論層面彼此對話和整合的可能性。

風雨飄搖中的法律服務所

劉思達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法律版圖上出現了一種結合了基層政權、司法行政與法律服務的獨特現象,這就是鄉鎮法律服務所,在那個全國律師總數只有兩三萬人的年代,這一創舉極大地填補了我國日常法律服務的空白。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曾經的鄉鎮法律服務所已經更名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其從業人員也早就發展到了十幾萬人,而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服務所目前的生存狀態,卻只能用“風雨飄搖”四個字來形容。 在法律服務所里工作的人,曾經叫作“鄉鎮法律工作者”,現在的正式名稱叫作“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一般則被圈內的同行們簡稱為“法律工作者”或者“法工”,本文中為了敘述的方便,將他們統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這是一群半隱形的法律專業人員,他們沒有律師手中那鮮艷的“紅本兒”,卻做著和律師基本相同的工作——為當事人提供法律咨詢、代寫法律文書、代理訴訟和仲裁,為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擔任法律顧問,等等,唯一的區別是不能代理刑事案件。基層法律工作者們在國家法律體系的最底層生存了二十多年,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們這個拗口的名字,不明就里的老百姓和媒體都把他們稱作“律師”,甚至連不少法官為了稱呼方便也叫他們“律師”,而有些明白兩者區別的人則把他們戲稱為“二律師”。即使是在90年代末基層法律服務的鼎盛時期,除了在司法行政機關的內部刊物上能見到基層法律工作者的名字之外,這一群體也幾乎從未得到過國家的任何公開宣傳。法律服務所就這么“猶抱琵琶半遮面”地存在和發展著,經受著一次次國家政策變化的沖擊和洗禮。 關于法律服務所的起源,可以說是眾說紛紜,但大體上可以確定,鄉鎮法律服務是在1980年底在北京、遼寧、廣東、福建、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的一些街道和鄉鎮里開始出現的。到了80年代中期,這些來自基層的實踐創舉得到了司法部的認可,作為對律師數量嚴重不足的一種補充,鄉鎮法律服務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各地的鄉鎮街道都紛紛成立了與司法所“一套人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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