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忠

10篇文章

劉忠:政法委的構成與運作

劉忠

[摘要] 委員會制是列寧主義政黨實現民主集中制的組織方式。政法委是委員會制在政法口的具體表現方式。作為一種議事協調機制,政法委對分工、分立狀態下各政法機關的意志和行動進行統籌、綜合。1980年中央政法委恢復后,這一議事協調機制逐漸確立為單位成員制。其具體的職能體現,通過對1978年中央政法小組到1980年中央政法委轉變的對比,可獲得清晰的認識。在這一轉變中,新成立的中央政法委機關,是區別既往的一個顯著不同。區分作為議事協調機制的中央政法委和作為其辦事機構的中央政法委機關,是準確評價這一機制的前提。

劉忠:司法地方保護主義話語批評

劉忠

[摘要] 地方保護主義話語體系在當代中國司法體制改革中處于主導性地位。司法地方保護主要發生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1992年啟動的經濟、社會、政治的結構性變革,使得地方黨政官員進行地方保護主義的激勵逐漸弱化,障礙性條件增多。作為精于計算的理性人,訴訟當事人訴諸于上級法院對案件進行干預,不管是在一審還是二審中,在成本—收益計算和風險量值上都優于訴諸于地方黨政官員,因此其成為優選方案。來自上級法院的意見或沒有正式行文的打招呼,成為審判中外部干預的主要形態。以抑制地方同級黨政機關干預,倚重上級法院管理為內容的研究,錯置了基本的關注方向。

劉忠:政治性與司法技術之間: 法院院長選任的復合二元結構

劉忠

[小編按:地方黨政領導干部出身的大法官]? ? ?厄爾·沃倫(Earl Warren,1891年3月19日-1974年7月9日)是美國著名政治家、法學家,擔任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1953年至1969年期間擔任美國首席大法官。   中國現代的學科專業分類出自西方。對于學科專業化,沃勒斯坦認為:“十九世紀思想史的首要標志就在于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多元學科的創立乃是基于這樣一個信念:由于現實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識群,因此系統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專門的技能,并借助于這些技能去集中應對多種多樣、各自獨立的現實領域。”[1]就法學而言,恩格斯認為:“隨著立法進一步發展為復雜和廣泛的整體,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的必要性:一個職業法學家階層形成起來了,同時也就產生了法學。”[2]這產生了三個邏輯遞進的后果: 1、職業法學家階層產生后,對自有利益的認識從自發到自覺,推動著法學進行有意識地固化和擴張,對于通過法學學歷和經歷所表現出的專業化,與其他學科競爭; 2、法學的學科化、專業化確立后,法律職業主義認為專業知識的訓練符號,與該專業領域的職業實踐者,兩者之間應具有一一對應的映射關系,否則即是反現代化; 3、英語中學科(discipline)同時具有的含義是紀律/規訓,選擇某一個學科,意味著接受該學科既成知識體系規范的紀律約束或規訓。 在西方法學發展上,這一進程有清晰歷史:西歐絕對主義政體起用一批干練的律師充實其行政機構,他們“滿腦子是關于君主法定權威的羅馬法理論和法律條文統一的羅馬法概念。在建立絕對主義國家的第一個關鍵世紀中,他們是王權集權化的狂熱實行者。正是由于這個國際化的羅馬法學家集團的作用,而非其他力量,文藝復興時期西歐的司法制度羅馬化了。”[3]在中國法院院長選任上的分歧,基本線路一方面重復了以上西方法學發展的歷程,另一方面,中國法學又有自己的敘事邏輯。對于法學…

劉忠:讀解雙規:偵查技術視域內的反貪非正式程序

劉忠

[摘要] 雙規在1996年刑訴法修改后成為反貪案件強制措施的等功能替代物。此現象的直接原因在于,相對于普通刑事案件的反貪案件所具有的自然屬性和證據、法律處遇的差異性,更為根本的原因則在于中國基礎結構能力的軟弱和刑事法總體性的不足。刑事政策與檢察院自身的考量也與之具有部分因果性。未充分關注到此制度結構導致了齊一的刑事偵查立法設計,從而形成事實上對偵查的管制,雙規由此作為非正式程序彌合了偵查力不足。掙脫此境地的根源在于基礎結構能力的增強和刑事法總體性的改變。否則,即使刑事政策等因素被消除,偵查能力不足之功能需要也會不斷催生新的非正式程序。

劉忠:規模與內部治理:中國法院編制變遷三十年

劉忠

晚近以來,程序正義理論的一個基本命題認為只有經由“中立第三方”主持、雙方當事人平等對抗下的三角結構,所得出的結論才是唯一可接受的結果[1]。其方法論立場系出于自然科學:古典物理學為便利研究,將運動中的物體如賽馬、帆船等視為一個可以不考慮大小,無體積、形狀的“質點”(mass point),從而引入幾何學坐標系進行計算。近代以來,人文、社科研究受自然科學研究方式影響甚重[2]。然而,人文、社會研究中,這種方式的物理簡約卻可能自我斬斷能對事態作出真正有力的解釋的因果關系項。 將法院看作一個“質點”在程序法內躍動,忽略了法院是一個有著復雜的內部結構關系的組織,忽視了法院的構成尤其是編制規模導致的內部治理所產生的組織內行為會對組織外程序的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本文對三十年(1978-2008)中國法院編制規模作出盡可能細致的數據變化描述,以此為邏輯起點,在“內部組織結構——外部程序行為”這一視域下,展開對以下問題的初步分析: 政治治理觀念轉型,將更多公共治理職能轉移給法院擔當,由此導致的三十年法院編制規模巨觀化,使得法院內部組織出現了非預期的后果,即表象上的日趨堅硬的科層化,及由此所導致的結構上的困境,即司法行為的作出,被內部組織樣態所決定,產生巨大的負外部性,原本期望的國家政治治理方式轉變目標恰恰因追求目標的手段自身而被削弱。在學理上,以法院為中心的法治化新敘事,獲得了正當程序理論“中立第三方”命題的理論支持。在不反思這一命題的前提下的諸種對策,被1998年以來的司法改革經驗證實效果不彰。法院編制激增,不僅帶來司法效率問題,也導致了新的“憲政時刻”問題。 一、三十年(1978-2008)編制變遷 機構編制規模,是一個機構事權大小與制度內地位的重要根據。1951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董必武曾提議為法院增編。[3]1954年即將出任最高法院院長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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