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暉臨

6篇文章

當代農民工的抗爭與中國勞資關系轉型

郭于華

2010年的春天注定是中國工人歷史上的一個特別時期: 1月23日凌晨,富士康員工馬向前墜樓身亡。在其后的短短幾個月里,富士康的不同廠區接連發生十幾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僅5月一個月就有7名員工自殺,引起社會強烈反響。面對指責,富士康總裁郭臺銘堅稱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亦稱大多數自殺與富士康無關。從1月至8月底,已有17名富士康員工墜樓,其中14人死亡,2人重傷致殘,此外還有一人割脈自殺未遂。 5月17日,廣東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數百名工人因不滿工資低、實習生待遇差、中日員工同工不同酬而集體罷工;5月20日,勞資雙方進行談判;5月24日,本田公司解雇了帶頭罷工的兩名工人;5月31日,罷工事件升級,罷工工人與南海獅山鎮總工會人員發生肢體沖突,數名員工被打傷。罷工期間,本田在中國的整車生產企業均被迫停工停產,每日產值損失超過兩億元。6月4日,在廣東省總工會、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經過談判,勞資政府三方簽訂協議,廠方在員工現行的工資基礎上提高33%,約增加500元。罷工最終以工人們的勝利而告終。 以罷工方式表達訴求的除佛山南海本田工人外,還有: 2010年5月5日南京新蘇熱電公司罷工; 2010年5月14日河南平頂山棉紡廠罷工; 2010年5月28日上海夏普公司罷工; 2010年6月5日江蘇昆山書元機械廠罷工; 2010年6月6日深圳美律電子廠罷工 …… 這一系列的工廠事件向整個社會畫出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我們究竟身處何種時代?勞方、資方和官方之間出現了什么問題?面對工人的抗爭行動,我們首先會思考的問題一個是時點:為什么農民工的抗爭會在這個時段上普遍爆發?另一個是方式:為什么這些年輕的農民工采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議方式:在富士康是自殺這種個體主義的方式,而在本田等工廠則是大規模集體行動的方式? 一、新生代農民工與抗爭時代的來臨 在當今中國的勞動大軍特別是“世界工廠”中,“新生代”農民工…

潘毅、盧暉臨、張慧鵬:階級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勞動控制與建筑工人的集體抗爭

潘毅

[摘要] 大工地是中國社會生產關系和制度變革的產物,它又如一個縮影,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會沖突和矛盾。被投擲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中的建筑工人,以對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剝削的最直接、自發的反抗,頑強地將多方力量遮蔽的階級結構及階級對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喚自己作為一個階級存在的合法性。本文記錄了分包勞動體制下建筑工人掙扎求生存的苦難,以及一個新興工人階級艱難孕育的歷程。 Large construction sites are the outgrowth of China’s social productive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t also epitomizes the various social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given rise to by thirty years of reform. Being thrown into the capitalist productive relations,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fight directly and spontaneously against the exploitation inflicted on them and expose to the public eyes the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antagonism which have otherwise been covered up by forces of various kinds. In this way, they assert themselves as a legitimate class. This essay documents the hard struggle for survival of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under the sub-contracting labor system and the painful birth of this emerging working class.

暴力的根源——揭開建筑業拖欠工資的面紗

潘毅

“我們連工人都算不上。工人給老板干了活兒,就能拿到工資……我們建筑工人不一樣。我們就像賤民,低等人。我已經給老板干了286天了,還一分錢都沒有拿到。我在這兒等工資,就只能碰運氣。”逼近年關的嚴冬,建筑工人老陳和他的工友卻滯留在北京郊外的一處工地上為工資發放問題焦慮不已。 老陳來自湖北農村,年初跟著同縣的包工頭到北京打工,口頭議定一天工資五十元。每做一天工,他就在隨身攜帶的小本上記下時間和工作內容。記錄與日俱增,而報酬卻始終停留在口頭上。記到第286天的時候,除了每月兩三百元的生活費,他一分工錢都沒有拿到。 老陳的經歷并非特例。今年是溫總理替農民工追討工資的第六個年頭,而建筑工地上拖欠工人工資的情形仍然相當普遍。六年來,房地產建筑行業作為三駕馬車的經濟貢獻備受矚目,而這種經濟增長背后肆無忌憚的資本積累,及其對建筑從業人員施加的社會傷害卻常常被忽視。自從2007年11月開始,我們走訪了北京郊外的四處工地,深入訪談了200多個工人;而后我們又跟隨河北、河南多個村的建筑工人回到他們的家鄉,訪問了近百戶建筑工家庭。幾乎所有訪問過的工人都在近期有過被拖欠工資的經歷,他們充滿著等待當季工資的焦慮和手持陳年欠條的無奈。 “干這行的誰沒有挨過撈(騙)呢?都挨過撈……這張欠條已經有三年了,我年年到他家(包工頭)去要,到現在還都要不到。你們說說,怎么才能把這個錢要回來呢?”我們剛到河北一個有1000多建筑工人的農村,很多家庭就迫不及待地展示了他們“珍藏多年”的欠條。 事實上,2008年1月份新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已經準備要賦予工人更多的合法權益。然而,當制造業的工人已經開始據此爭取加班工資時,在建筑行業的實踐中,卻連1995年舊勞動法的工資按月發放條款都未貫徹。建筑行業的潛規則為什么能夠凌駕于法律之上? 這種遠遠滯后于其它行業的狀態為何遲遲不能改善? 一般的分析認為,建筑業拖欠工資的源頭在于“黑心”…

塵肺病人的死亡接力棒–以深圳爆破業建筑工人為例

沈原

2009年7月21日,《瀟湘晨報》報道了湖南耒陽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風鉆工人因工作過程中職業病防護措施缺失而罹患塵肺病的事情,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以北大、清華兩所學校為代表的高校師生也很關注這件事情,十幾名學生組成的調研小組遠赴深圳、湖南,對事件進行了深入的調查。本文正是在調研小組收集到的材料基礎上,結合以往的調查研究寫成的。 2009年8月15日,在經歷了3個多月的折騰和煎熬之后,倪桂生已經心力交瘁,拖著病重的身體,踏上了回家的列車,他只想盡早離開深圳這個讓他絕望的地方。和倪桂生一起回家的還有十幾個老鄉。過去的十多年時間里,他們在深圳從事風鉆工,并因此患上了塵肺病。原本,他們可以依法拿到高額的賠償,可是,因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沒有辦法證明自己和爆破公司的勞動關系,他們只能拿到區區幾萬塊錢的同情費。 過去的100多天里,為了證明自己的勞動關系,這些身染沉疴的風鉆工人負擔高昂的食宿費用滯留深圳,并數次往返于深圳與湖南老家之間。他們消耗了太多的時間、精力還有金錢,然而事情卻進展緩慢,難見轉機。最終,他們再也消耗不起了,只能無奈地接受現實。當他們踏上回家的列車時,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到他們當時的心情,然而我們卻沒有辦法給他們任何安慰。對于他們的不幸遭遇來說,所有同情的語言都顯得太過蒼白無力。 勞動關系缺失: 一道邁不過去的坎兒 從90年代初開始,倪桂生所在的湖南省耒陽市導子鄉的村民就開始到深圳工地上,從事孔樁爆破井下風鉆作業。他們的工作就是先用風鉆在巖石上打眼,再用炸藥爆破,在堅硬的巖石上打下直徑一米到兩三米不等,深達數十米的孔樁,然后在孔樁里澆筑鋼筋混凝土給高樓大廈做地基。從90年代初到2003年十多年的時間里,耒陽的工人基本壟斷了這一行,深圳幾乎所有的標志性建筑,包括地王大廈、賽格廣場、市民中心,都是耒陽人打下的地基。 井下風鉆作業粉塵特別大,對身體危害極大,老板又沒有提供相…

新世界中國”地產公司工地調查–拖欠工資的根源

潘毅

  “我們連工人都算不上。工人給老板干了活兒,就能拿到工資……我們建筑工人不一樣。我們就像賤民、低等人。我已經給老板干了286天了,還一分錢都沒有拿到。我在這兒等工資,就只能碰運氣。”逼近年關的嚴冬,建筑工人老陳和他的工友卻滯留在北京郊外的一處工地上為工資發放問題焦慮不已。 老陳來自湖北農村,2007年初跟著同縣的包工頭到北京打工,口頭議定一天工資五十元。每做一天工,他就在隨身攜帶的小本上記下時間和工作內容。記錄與日俱增,而報酬卻始終停留在口頭上。記到第286天的時候,除了每月兩三百元的生活費,他一分工錢都沒有拿到。 老陳的經歷并非特例。2008年,香港一家叫做“大學師生反對無良企業行動”(SACOM)的民間機構調查了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世界中國”)在內地13個城市的工地,調查報告為我們提供了建筑業極為糟糕的勞動保護現狀。調查發現,除了部分塔吊工是按月直接從施工單位領取工資外,其余建筑工人的工資被拖欠率竟達到100%。被調查的工人中80%每月只可以領取到200元的生活費,遠低于法律規定的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以月工資2000元計算,工人每月獲發工資僅得全額工資的10%。有的包工隊甚至接連幾個月不給工人發生活費,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一邊工作,一邊還需要家里寄錢來維持基本的生活。即使經過漫長的等待,工人也無法如數拿到全額工資,在SACOM重點調查的8個工地中,50%以上的工人在年底結算工資時都遭到了各種理由的非法克扣,少則幾十,多則上千。 事實上,自2003年底起,建筑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就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關注。首先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為一位重慶籍農民工討工資,為農民工的苦難而掉下熱淚。然后是政府承諾要用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問題,將整治轉包和非法分包等行為作為政府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此后,全國性的“討薪風暴”迅速蔓延,實名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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