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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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德文:基層治理轉型中的群眾路線

呂德文

[摘要] 群眾路線是一個矛盾的結合體,群眾觀點和群眾工作方法之間是對立統一的關系,群眾工作方法內部也具有多重對立統一關系。在長期的國家建設過程中,群眾路線逐漸形成了相對成熟的工作機制,包括簡約治理、中心工作和綜合治理三大機制,它們已成為國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國家治理的轉型,群眾路線也面臨諸多挑戰,簡約治理、中心工作和綜合治理機制無不在實踐過程遭遇困境。群眾路線具有“純粹”的官僚制所不具備的優點,它適應國情,且符合公共行政發展的未來趨勢,因此,需要找回群眾路線在國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

呂德文:灰色治理與城市暴力再生產——魯磨路“城管”實踐的機制分析

呂德文

[摘要] 與西方經驗不同,近十多年來中國城市暴力的興起并不是城市共同體失敗的征兆,也不是簡單的暴力犯罪的法律問題,而是特殊的城市治理機制的產物。在灰色治理中,城市空間實踐塑造了大量的灰色地帶,半正式行政主導了一線行政,使得權力實踐雙方保持了微妙的平衡關系。治理者與被治理者之間雖然是一種非對稱性關系,但是,權力實踐是有節制的、柔性的,被治理者也有自主性空間,他們之間的跨邊界關系呈現出聯盟、妥協、抵制、攻擊等共存的混雜狀態。灰色治理過程主要包括保護性協商機制和邊界改變機制,在組織調控加強、媒介動員等情況下,治理者與被治理者之間的順從模式可能無法支持,繼而相互攻擊主導了跨邊界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灰色治理再生產了城市暴力。

呂德文:中國小縣城里的黑社會江湖

呂德文

一個小縣城有幾十萬人,但真正有權有勢的就那幾百號人。這幾百號人里面大概有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干部,然后有幾十個較有影響的各行各業的老板,再有就是幾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士。 黑社會不是單個犯罪集團,而是由眾多犯罪個體、松散的犯罪團伙、有經營頭腦的組織者整合而成的體系;黑社會與正常社會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必定嵌入在市場社會、人情社會、權力網絡之間,并從中汲取營養。因此,一個完整的黑社會體系,必定有一個聯系色譜:黑、灰、白等成分都有。犯罪集團生存的秘訣在于,它努力保證其底色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白色。 縣里有頭有臉的那些人 一個縣域社會有幾十萬人口,但真正有權有勢或許只是幾百個人。這幾百個人里面大概有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干部,然后有幾十個較有影響的各行各業的老板,再有就是幾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士。 筆者在縣城調研,感觸非常深的是,這幾百人實際上構成了一個熟人社會網絡,相互之間即便不熟悉,也大致了解各自的底細。身處網絡中的一個人,如果碰到什么事需要找到網絡內的任何一個人,一定可以不費力地找到對方。事實上,我們的調研之所以較為順利,恰恰是因為獲得了這個圈子里的幾個關鍵人物的支持,以至于可以不用過于費力地找到想要訪談的對象。 公安局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權力的交匯點,也是信息集散地。說它是權力的交匯點,這很好理解,因為它是縣城里面唯一合法掌握并可施展暴力的機構。縣政府如果要強力推行某項工作,就必定需要借重公安局的力量;而社會中的各方勢力如果要順利活動,也必須有公安局的保駕護航。說它是信息集散地,是因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無阻力地接觸社會各個角落的機構,它本身就是一個情報中心。 在這個意義上,黑社會的一些情況不可能不被公安局知道。我們訪談了多個公安局的中層干部,在掌握信息上絕對是專業的。關鍵在于,信息要呈現為無可辯駁的證據。事情就復雜在這里——怎么明確的界定黑社會的犯罪事實。 一般情況下,黑社…

賀雪峰、陳柏峰、呂德文等:鄉政不可怠,鄉業不能衰

賀雪峰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摘要] “基層工作很重要,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基層既是產生利益沖突和社會矛盾的“源頭”,也是協調利益關系和疏導社會矛盾的“茬口”。把基層基礎工作做扎實了,利益關系得到協調,思想情緒得以理順,社會發展中的不穩定因素就能得到及時化解,各種矛盾沖突就能得到有效疏導,社會和諧也就有了牢固的基礎。正因如此,我們黨和國家對鄉村治理問題高度重視,出臺了一系列文件來探索解決鄉村治理難題的方法。鄉村治理的規范和完善,既需要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也需要地方的試點和創新,這是一個開放性探索的過程,當然也需要我們理論界、學界進一步研究。

呂德文:當前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新識

呂德文

近些年來,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凸顯期,出現了一些較為激烈的突發性事件,這其中,受傷害的不僅僅是群眾,還包括基層干部。在這種形勢下,正確認識人民內部矛盾,就顯得尤為必要。我認為,理論學術界尤其需要清醒地認識和把握這一問題。   一、當前人民內部矛盾復雜性的基本表現 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現實決定了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和模糊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之間更容易混淆。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轉入了經濟建設,社會各階層都成為人民的一部分,基于階級身份劃定的敵我矛盾已經不存在。但是,極少數顛覆國家政權、危害社會的人和思想仍然存在,而且不容易為干部群眾識別。少數干部出于種種原因,甚至不愿意區分這兩種不同性質矛盾。 二是非對抗性矛盾與對抗性矛盾之間界限更加模糊、更容易相互轉化。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矛盾在根本上是非對抗性的,但在利益分化的社會轉型期,各個利益主體往往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體的利益,有的利益主體甚至更加傾向于采用對抗性方法進行利益博弈。一旦博弈破裂,非對抗性矛盾就很有可能走向對抗性矛盾。這典型地表現在近些年來某些征地拆遷事件中。在征地拆遷過程中,部分農民往往采用對抗而非協商的手段謀求更多的補償款;一些開發商為了壓低征遷成本運用灰色暴力;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加快工程進度采取斷水、斷電等強硬措施。 三是人民內部矛盾中的“大事”和“小事”變得難以區分。一般而言,政府的科層體系只適合辦一些帶有普遍性的、難以解決的“大事”,諸如民事糾紛這樣的具有特殊性的且容易解決的“小事”,只適合通過社區自治進行處理。長期以來,我國人民內部矛盾的化解機制主要依賴于基層干部,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矛盾不上交”。少數真正通過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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