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With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now a sound bit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party and rev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neo-liberal world which is said to represent the “end of history.” Among western left-wing intellectuals, with Alain Badiou and Alessandro Russo as their representatives, there emerged a trend of abandoning party politics in search for a decentralized “politics without party.” According to them, class-party has run out of its political value and the party-state system has become obsolete. By reexamining the concret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argue that the object of revolution, or class enemy, is always real,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far from being the end of revolution. What Badiou and Russo fail to realize is that the aim of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is to put an end to bourgeois dictatorship. As long as the bourgeois party, and hence class politics, continue to exist,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must remain in place. This is the lesson we’ve learned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words:class politics, party-state system, continued revolution,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class enemy

馬克思恩格斯
一、挫敗:一種普遍接受的常識
  20世紀60年代的幽靈還在糾纏著人類,并呼吁我們對“革命”和“共產主義”進行再探討,從而為當下的解放政治做好理論準備。本文的論點簡單而直接:若要復活共產主義理念,我們不能求助于第一世界的眼鏡,通過形式的形而上學來進行論證,相反我們只能從第三世界的階級視角出發,挖掘天使與魔鬼俱存的真正的革命辯證法。
  今天,全球資本主義高歌猛進,摧毀了社會主義的成就,如經濟平等、人類解放以及人民民主,而這些是由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這種破壞一直在繼續,直到福山(Francis Fukuyama)稱之為“歷史終結”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的到來,于是,無論東方西方,“革命”這個詞匯——更不要提“共產主義”——在知識界已經成為禁忌。當真正的革命遭到無情唾棄,流血犧牲也就變得毫無意義。共產主義成為“獨裁”、“非理性”、“壓制民主和自由”的代名詞,讓那些在新自由主義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望而卻步。
  社會主義世界的解體并非那么徹底。中國的改革創造出了“奇跡”,并且成為一個例外,其黨國體制(party-state system)又維持了三十多年,而且還在持續下去。在全球經濟中,中國不僅是一個崛起的新星,而且在世界體系中已上升為第二大經濟體。
  關于共產主義革命,當下沒有文獻能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兩場革命》(Two Revolutions)和《現代性與革命》(Modernity and Revolution)更富啟發性了。在《兩場革命》中,安德森試圖描繪出兩場革命——蘇聯和中國——的不同軌跡,并且闡發了兩場大轉變的不同后果。除了關于兩場革命本質已有的“常識”性知識,安德森補充說,與俄國革命相比,中國革命相對來說準備期更為長久,這就為中國共產主義者確立主權提供了更堅實的權力基礎。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帶來了兩個成果:國家獨立和國內和平,安德森如是說。①
  當安德森說“縱觀全球,如果說20世紀是由俄國革命的發展所主導的,那么21世紀將由中國革命的后果所塑造”,②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當他借助“常識”性知識來理解中國革命時,他便誤入歧途。安德森說:“中國共產黨照搬了斯大林統治下所形成的蘇聯模式,由此發展出了統一的紀律、威權的結構和統率的習慣。”③
  對有些西方左派和諸多中國民族主義者來說,中國是共產主義失敗歷史中的例外。這些人承認“威權國家”或“官僚機關”導致了蘇聯政權的解體,但中國的情況卻有所不同。相反,“威權國家”恰恰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通過加速全球資本積累,中國也圓融無礙地加入了國際勞動分工體系,中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最后天堂。
  不無諷刺的是,導致蘇聯共產主義失敗的常識卻成為中國這個“共產主義”國家得以延續的原因。正如安德森所說:“21世紀的中國是世界—歷史的全新事物:它結合了兩樣東西——經濟上,根據任何常見標準中國都應被視為壓倒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上,根據任何常見標準都毫無疑問是共產主義國家。”④
  這里“資本主義經濟”和“共產主義國家”的概念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于是就有了我們的問題:首先,是否可以說普遍接受的常識,可以用于解釋俄國與中國革命的不同后果?真的有兩種不同的后果嗎?如果我們采納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雖然一個依賴能源經濟,一個是出口導向經濟,俄國和中國不都是資本主義的某種變體,并最終創造出類似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國家嗎?其次,這個大家都接受的普遍常識到底是什么?我們怎么理解這種常識?最后,“共產主義國家”的本質是什么?從理論和實踐來說,資本主義經濟能否與共產主義國家共存?革命、共產主義和階級到底意味著什么?
二、巴丟與魯索的形式烏托邦
  “常識”性的知識是一個存在爭議的問題。這種爭議在公共領域和學術界之間流行,只是因為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崛起所遵循的都是全球資本積累或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邏輯。在中國,常識現在演變為一個大家共同采用的普遍因素——“威權的黨國體制”及其各種“邪惡”,在全球范圍內強化了資本積累,并且為超越人類極限創造財富和增長,提供了創造性的形式。全球資本積累的邏輯大獲全勝。現在誰還在乎常識呢?
  某些激進的歐洲理論家還是在乎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丟(Alain Badiou)和魯索(Alessandro Russo)。他們認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他們想要為將來的共產主義運動點燃革命想象力,于是他們試圖通過對20世紀60年代特別是中國的“文革”進行嚴肅的再探討,將共產主義由“歷史的科學”改造為“對奇異性(singular)創新或真理的確認”。他們參與了“繆斯計劃”(Project of Muse),并提出一個口號:“今天的研究,明天的啟迪”,旨在對60年代的革命重新給予理論的認識,從而揭露導致失敗的“常識”。⑤
  在一次與霍瓦德(Peter Hallward)的訪談中,巴丟明確指出:
  今天,我們正在研究一種完全不同的觀念,我們稱之為“沒有政黨的政治”。這并不意味著“無組織的政治”。所有的政治就是集體性的,因而會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組織。“沒有政黨的政治”意味著政治不再源于政黨。⑥
  巴丟的政治是要取消主導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政治的黨國體制,而他眼中的列寧主義政黨則是解放政治中不可寬恕的惡。在巴丟看來,政黨的邏輯源于階級主義(classism)的邏輯,即馬克思階級政治的理念或無產階級范疇,而這是需要被質疑和超越的。巴丟說:
  一直以來我們都忠于階級政治、階級國家等的理念……但我們不能再重走舊路了;沒有必要再對馬克思主義本身進行修正。問題是要超越如下觀點:政治代表了可以被劃為階級的客觀群體。這個觀點非常強大且重要。但是在我看來,我們不能再從這樣的觀念出發。我們需要從政治進程、政治對抗、沖突和矛盾出發。⑦
  他繼續論述說:我們必須告別這個觀點,或者我們也可以說,作為政治范疇的無產階級范疇已經無法再發揮作用。⑧
  雖然在其真理的政治學中,巴丟試圖拯救工人的形象,但是他認為我們必須拋棄對工人的代表/表征——無產階級及其組織形式政黨。他一直強調要拋棄這些范疇。在《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場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Last Revolution)中,巴丟說:今天我們明白,所有的解放政治都必須終結政黨或多黨模式,從而確立一種“沒有政黨”的政治。⑨
  巴丟和他的同事對“文革”興趣盎然,因為“文革”體現出了革命的吊詭,正是這種吊詭開啟了深刻的人類解放政治和群眾的“經驗大交流”。“文革”由黨外的青年學生、工人和社會力量構成,意圖通過暴力去打碎黨國機器。
  “文化大革命”被視為共產主義的“最后一場革命”,因為它是最大的政治實驗,即超越政黨,雖然結果失敗了。在巴丟看來,這種失敗是因為“毛澤東也屬于黨國體制。他希望黨重煥活力,哪怕使用暴力手段,但是他不可能接受黨國的消亡”。⑩
  對巴丟來說,毛澤東是“文革”公認的領袖,對這樣一個位置來說,毛澤東并沒有創造出與國家有所不同的政治形式,因而最終在60年代末以政黨的重建這個保守行為而宣告了“文革”的終結。他說:
  因此,“毛澤東”成了一個吊詭的名字:掌權的造反派,通過挑戰黨的權威而受到考驗的辯證法家。但“毛澤東”也是那個無法容忍國家官僚制徹底解體的黨的名字。11
  巴丟總結說:最終,“文化大革命”即便在其身處絕境之時,也見證了這樣的不可能性:在全球范圍內不可能真正將政治從黨國框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12
  在《六十年代和我們》(The Sixties and Us)中,魯索進一步定義了那個常識的問題意識:
  60年代是全球性的群眾政治的實驗室,其中包括前所未有的主題和實驗領域:實驗性的政治之前從未匯聚如此多的集體生活。那個形式多樣的政治時刻有著一個奇異性的重心:對于“階級政黨”的政治價值提出質疑。13
  魯索一般將階級政黨視為專制政府, 塑造等級制以統治現代世界中的所有集體生活。14
  無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質疑政黨的價值是60年代革命的核心精神。“常識”性的知識是“政黨”的一般性難題——政黨是20世紀為了組織革命應運而生的普遍形式。魯索認識到,政黨在20世紀國家結構的形成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政黨本身則源于19世紀下半葉的工人政黨。但是,政黨在60年代卻成為造反的對象,因為人們認識到,它是現代政府形式最為普及的變體之一。“毛澤東在1975年最后的政治論述是:‘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15魯索傾向將這個句子顛倒過來:“共產黨在資產階級內”。16他接著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或者“階級政黨就在資產階級內”的命題概括了60年代主要實驗的議題。17
  雖然巴丟和魯索特別提出的“政黨”難題性并沒有為共產主義失敗的常識性知識增添新的內容,但魯索的論點“階級政黨就在資產階級內”對描述改革時期的中國——如果說不是60年代中國的話——極為相關。
  在之后的分析中,魯索把問題從“資產階級內的階級政黨”轉向了“無產階級專政”——政黨。18魯索說:我們首先必須將作為必要前提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存疑”,然后才能進行“澄清”:之前時代的政治事件要求我們重新打開這個基本理論概念的討論。19
  毛澤東眼中真正的敵人——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現在成為巴丟和魯索眼中政黨組織的形式。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內的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幾乎沒有差別,因為對他們來說,兩個歷史主體都采用同樣的組織形式,即政黨進行組織并奪取政權。
  對他們來說形式很關鍵,而且形式就是細節中的魔鬼。
  對毛澤東來說,資產階級是掌握政黨的真實的歷史主體,并且將自身變成了“階級政黨”。這就是他發動“文革”、利用群眾的力量去打碎政黨的原因所在。階級政黨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或后果,因此毛澤東堅持不懈地用“不斷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或“繼續革命”(continuous revolution)20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就包括黨內的教育整風和黨外的群眾運動。
  在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曾說過,拿槍的敵人很好發現,但在新中國成立后那些隱藏在黨內不拿槍的敵人就很難察覺。21除非我們認同庸俗的政治理論家,認為毛澤東偏執的人格導致他想要大權獨攬并且像現代皇帝那樣胡作非為,我們就不能無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存在且重復出現的階級關系的復雜性。本文會不斷回到這個問題。
  但是,巴丟和魯索忽視了階級和階級敵人的存在——這些是真問題,并將這些實實在在的歷史主體轉變為政治組織的抽象形式。他們抹去了“階級”的問題,并且用“政黨”形式取代了政黨(即真實的資產階級政黨或由資產階級所掌控的政黨)。
  雖然呼吁更為深入的分析,但巴丟和魯索無法提供走出60年代困境的答案。很顯然,他們將這種困境視為60年代自我組織多元形式的反彈,以及對實驗性的平等主義群眾政治的壓制。對他們來說,這種困境意味著60年代之后又回到了傳統的“階級政黨”政治。
  魯索認為,對60年代進行理論描述和年代劃分的主要障礙就在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范疇不僅不恰切,而且也會遮蔽政治布局的奇異性。22魯索論述說,“既然階級主義的政治文化和階級政黨全部的‘百科全書知識’都無法通過考驗,那么就必須找到新的范疇來反思現代所有的平等主義政策”。23為了取代過時的“階級政治”,巴丟訴諸那些可以開啟新的解放政治的奇異的“政治進程、政治對抗、沖突和矛盾”。但是,這些事件的本質是什么,就政治議程、大眾動員和政治組織來說,解放政治的出路在何處?我們認為他的解決方案同樣含糊。
  創造性的形式,新的范疇和“超越政黨的政治”,這是一些歐洲左派理論家對未來共產主義的呼喚,在這種呼喚中他們把共產主義轉世為一種“理念”,因而與共產主義的“歷史”毫無瓜葛。在他們看來,創造性的組織形式是解放運動的首要任務,這些形式要不惜一切代價得到實現。
  在這種論述中,階級的視角不是被遺漏而是被棄置一邊了。魯索并沒有呼吁對內在于60年代歷史進程中不同階級間的權力斗爭進行深入分析,而是認為研究“不僅要考察中國、意大利、法國或波蘭工人在組織方面所展開實驗的具體弱點,也要考察這些實驗所面對的共同問題”。24這種呼吁恰恰取消了對政黨、國家和意識形態進行真正的階級分析的可能性,結果就導致了對形式烏托邦(a form of utopia)的向往——在這種形式中,社會和階級力量之間具體和日常的斗爭都隱匿不見了,最終讓自己與歷史唯物主義和真正的斗爭漸行漸遠。
  簡言之,真正的敵人即資產階級悄無聲息地從后門溜走了,而“偽敵人”(pseudo enemies)則以政黨的形式或國家的形式登上了舞臺。于是“常識”變成了“形式”。
三、何為共產主義革命?
  如果回到最基本的問題,我們可能會對常識有更深入的理解:“何為共產主義革命?”25敵人是誰?目標是什么?實現目標的方法是什么?在《共產黨宣言》的開頭,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定義革命的敵人: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黨人和德國的警察,都為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圣同盟。26
  更為具體的目標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這是奠定共產主義社會和所有人的個人自由、行動和獨立的基礎。他們進一步解釋說:“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筑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生產和產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27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28
  但是如何實現這些共產主義目標?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答案是共產主義革命:“他們(指共產主義者——引者注)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29
  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為我們提供革命的方法,那么列寧則直接應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強化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力量,并且提出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黨理論——作為統一的戰斗力量,共產黨有著高度的政治意識和組織紀律。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黨去推翻資產階級國家,這是暴力革命的歷史必然。這也是工人階級先鋒黨的最終消滅和無產階級國家的最終“自行消亡”的歷史前提。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說: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30
  在闡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時,列寧做出了如下總結:
  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象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在階級矛盾客觀上達到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程度,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31
  于是有了列寧著名的說法: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32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政黨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33
  一般來說,政黨就是在和平時期,試圖通過選舉而組成或加入政府的政治團體。無論是和平時期的選舉還是戰爭時期的革命,政黨肯定是階級力量的凝結,其最終勝出并管理國家意味著一個階級或某些階級對其他階級的勝利。
  在沖突性的歷史進程中,政黨及其形式昭示了階級斗爭的后果。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棘手的問題:無產階級的先鋒黨發動革命,管理國家并統治人民,即奪取并掌握政權。可是,無產階級國家作為政治組織的一種形式,并非如列寧所說,自行消亡,相反,在共產主義革命之后,政黨會繼續存在下去,并且轉化為黨國體制。
  當政黨或無產階級的黨國體制沒有消亡,我們就遭遇了問題的關鍵節點:如何為“無產階級專政”辯護?為什么要為“無產階級專政”辯護?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只是簡略地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4
  當這個政治上的過渡期看起來沒有盡頭,而先鋒黨消失以及國家的自行消亡遙遙無期時,左派和右派都發起了各種各樣的批判。當黨國體制最終轉變為官僚制和壓迫性的國家,共產主義的夢想破滅了。
  這之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歷史性的反諷,只是因為我們缺乏真正的階級視角。通常我們都會注意到無產階級專政即政黨政治的形式,但是我們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黨的真正敵人——他們是真實的階級力量。看起來我們還沒有為共產主義革命更為漫長和艱苦的斗爭做好準備。
  只要階級沖突還在,革命就不會終結,政黨或黨國體制也不會消失。
四、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
  當代中國左翼的領軍人物汪暉也介入中國革命的研究,并認為,只要政黨依賴人民戰爭即群眾路線,那么在革命時期作為形式的政黨就不存在問題。35
  正如汪暉所說,群眾路線最初是在1929年中共中央給紅四軍的信中提出的。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僅是一種政治、軍事的戰略,而且也是對于一種有機的革命政治的描述。36
  因此,群眾路線是創造性的政治形式,提供了政治能量。群眾路線開啟了一個進程,這個進程讓“群眾也是一個政治范疇,內含著通過政黨與大眾的結合而產生的新的政治主體性。在群眾路線的脈絡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政黨政治與大眾政治之間的緊密聯系和相互塑造”。37
  汪暉和魯索一樣,也感嘆“創造性政治”的衰落,即革命后的群眾路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群眾路線,這種衰落意味著“創造性”的組織形式完全消失了。激發中國共產黨政治活力的群眾路線的終結意味著20世紀政治的終結。
  汪暉說:“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共產黨想要在后人民戰爭的形勢下找到重煥活力的道路。而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意味著這種探索的終結,以及政黨完全整合進國家框架的開始。”38其結果就是:“國家的邏輯支配了政黨。政黨和國家的邊界越來越不清楚。”39
  正如汪暉所指出的,群眾路線的終結是去政治化進程的后果,或者說意味著政治形式脫離了社會形式。和魯索一樣,汪暉也呼吁超越舊有的政治黨派模式的后政黨政治——新的實驗形式或者新的組織形式。40
  可是問題依舊:群眾路線只是純粹的政治組織形式還是一種內在包含階級力量和階級沖突的斗爭路線?
  毛澤東在動員“群眾路線”與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的敵人——新中國成立前的買辦資本主義和地主——進行斗爭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動員“群眾路線”的努力卻失敗了。可是同樣是群眾路線,為什么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改造的努力卻失敗了,大家都沒有提供有效的解釋。用政黨的組織“形式”可以解釋嗎?
  為了“挖掘”中國革命的傳統,歷史學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采納了文化定位的視角,來研究中國革命領導的機制以及他們為了動員安源工人支持革命,在使用文化資本和組織創新方面所表現出的創造力。41從某種程度來說,她也認為中國共產主義是舶來品,馬克思主義是中國革命的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a)。42她論證說,在革命的進程中,用民歌、音樂和故事將外來的革命目標本土化,這種能力保證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
  裴宜理強調了滋養中國革命過去的文化要素,但她忽略了階級斗爭的關鍵作用。
  裴宜理非常重視安源罷工的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但這樣一來,她就將重點從階級平等轉向了工人為爭取“人類尊嚴和社會正義”而進行的斗爭,于是,她將中國革命視為寬泛意義上的公民運動(civil movement)。裴宜理雖然同情中國革命,但是她卻忽略了中國革命的階級內容以及共產主義奪權的階級目標。
  盡管如此,裴宜理的如下說法——安德森等人也持類似觀點——無疑是正確的:與列寧的革命有所不同,毛澤東的革命是一個更為漫長的過程。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25年至1927年的國民革命為基礎,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用了將近三十年——從1921年7月建黨到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才取得其政治勝利。43
五、未完成的革命
  1949年并非共產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恰恰相反,1949年新中國成立象征著繼續革命的新起點。
  從本質來說,1949年的中國革命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中國是“一國社會主義”的產物,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為強大的資產階級國家所包圍。到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國家統一,并驅逐了帝國主義勢力。可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還有待完成,其中就包括黨國體制的“自行消亡”。
  然而,在具體的第三世界歷史斗爭中,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列寧的“國家的自行消亡”所承諾的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讓我們首先來看國際因素。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和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雙雙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于是革命的中心只能向第三世界國家轉移,尤其是那些倍受武力脅迫而整合進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秩序中的國家。就像當下的情形一樣,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處于這種整合與壓迫的中心,與之伴隨的則是階級沖突和生活匱乏的不斷加劇與惡化。于是革命到來了。革命就發生在一個孤立的國家。西方對國際共產主義的背叛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必要。從本質來說,中國革命是一場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同時也是過渡性的革命。國家肩負著防御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敵人并保衛革命果實的任務。
  因為西方共產主義運動的背叛,中國“國家的自然消亡”或黨國體制消失的歷史前提無處可尋。當冷戰揭開序幕,中國共產黨唯一的選擇就是全力建設強大的國家,保護自己免遭外國勢力的侵犯。階級敵人并沒有消滅殆盡,事實上,他們就在身邊。另一方面,無論是在社會主義時期還是在當代,國家富強都是大多數人懷抱的夢想。從某種程度來說,國際局勢拖累了中國革命。國家“自行消亡”的條件根本不可能存在。
  邁斯納(Maurice Meisner)下面的評論尤為正確:與列寧和托洛茨基有所不同,毛澤東是一個更為突出的民族主義革命領袖,“相比之下,1949年中國獲勝的一方看起來更像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們不像俄國的前輩那樣充滿千禧年的革命遠景,因而他們也不會感到類似的幻滅”。44
  無產階級專制還在繼續。雖然毛澤東遭遇第三世界情境下的歷史制約,但是他創造性地將“無產階級專政”轉化為“人民民主專政”,以擴大黨國體制的代表性。
  在新中國成立前的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寫作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在文章的開頭,毛澤東寫道: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這一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二十八年了。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45
  他接下來說:
  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被推翻,例如眼前國民黨反動派被我們所推翻,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和各國人民所推翻,對于被推翻者來說,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對于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則不是什么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于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46
  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現實,因而受到國際社會的批判。毛澤東做出如下回應:“‘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47
  “為什么理由要這樣做?”毛澤東自問自答,“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為什么?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48
  但毛澤東是在孤軍奮戰。這個陳述用來描述后革命時期的毛澤東其實更為準確。49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無產階級專政”所承擔的更為艱巨的任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
六、想象的和真實的階級敵人
  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基本可以分為兩個時期:首先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其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前一個時期,主要任務是創造出社會主義改造的條件,從而讓生產資料私有制所導致的階級矛盾趨于消滅。如果說第一個時期是為社會主義奠定經濟和物質基礎,那么后一個時期則是用文化革命去解決黨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矛盾。50
  當中國共產黨的大多數領導都將政治能量轉向社會主義建設時,毛澤東卻格外警惕,從沒有忽視政治以及潛在的敵人。毛澤東曾提醒過人民,拿槍的敵人,尤其是外國的帝國主義勢力很容易辨識,但是革命之后的敵人是誰?雖然地主階級和舊的官僚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但是,國內還確實存在新的敵人。在毛澤東看來,至少有五類敵人:一是在新政府中工作的國民黨的舊官僚;二是向往等級社會的舊知識分子以及相信西方議會民主制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三是不愿意接受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支持者;四是新中國成立前的富農和中農以及土改后的新富農和中農,他們不愿意加入合作化運動;五是黨內的修正主義者和精英,他們拒絕或者不同意社會變革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和激進政策。
  當然,在運動中揪出來的敵人可能并非真的都是敵人,可能會有冤枉和誤判的現象。在“文革”期間,用血統論和出身論來指認階級身份也同樣是錯誤的。即便如此,如果判斷國內根本就沒有階級敵人或階級沖突,也同樣難以令人信服。
  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正確地指出,毛澤東發展出了革命的辯證理論。51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展開,毛澤東將對抗的力量區分為“階級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而毛澤東關于對抗力量的觀點也處于演化之中。那么,誰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敵人呢?
  1949年之后一般將革命的敵人統稱為“反革命”。斯大林對國內的敵人殘酷打壓,相比之下,毛澤東則顯得寬大仁慈。在《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中,毛澤東指出:
  對待反革命分子的辦法是:殺、關、管、放。殺,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關,就是關起來勞動改造。管,就是放在社會上由群眾監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來以后表現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況,給反革命分子不同的處理,是必要的。52
  毛澤東強調,國內依然存在反革命分子,雖然數量大大減少了。他說:“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沒有清查出來的,還要繼續清查。要肯定現在還有少數反革命分子,他們還在進行各種反革命破壞活動,比如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破壞工廠,盜竊情報,貼反動標語,等等。所以,說反革命已經肅清了,可以高枕無憂了,是不對的。”53
  毛澤東要求說,在清除政府機關、學校和軍隊等的反革命分子時,黨必須堅持延安時的原則——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捉。他提出,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由其所在機關清查,但是國安系統不參與,公安局不能隨便抓人。54
  毛澤東總結說:“只要中國和世界上還有階級斗爭,就永遠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說現在還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對的。”55
  到了1957年,毛澤東以更為成熟的方式對國內的對抗力量進行了概念分析。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進一步區分了社會矛盾的兩種類型: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他認為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在這篇文章中,不僅敵人的概念是變化的,就連人民的概念也不是本質化的。毛澤東說:“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他指出:“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現在才有的,但是在各個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56
  在毛澤東看來,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
  毛澤東進一步解釋說:“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57
  與斯大林不同,在毛澤東看來,并非所有的階級矛盾都是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58毛澤東認為,如果處理得當,兩個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亦可以轉化為非對抗性的,并且通過和平手段得到解決。
  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毛澤東更偏向于和平手段,希望將國內敵人改造為新人。正如他所說:
  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人民來說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這種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59
  施拉姆評論說,毛澤東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道路的過程中,一直采用“思想改造”的方法改造人,特別是階級敵人。60
  事實上,毛澤東對于中國革命所要實現的愿景,是達到一個理想社會,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應該走的道路。在談及俄國共產主義建設時,毛澤東說:“我們不提‘干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也不提‘蘇維埃加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我們不提這個口號,是否就不電氣化?一樣的電氣化,而且化的更厲害些。前兩個口號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術決定一切’——政治呢?‘干部決定一切’——群眾呢,在這里缺乏辯證法。”61
  為了區別于社會主義改造的俄國道路,毛澤東提出:“斯大林在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說,革命后的政策是從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階級斗爭。……只是自上而下的對資本家。不斗爭。我們有從上而下。但又加了一個從下而上的扎根串連階級斗爭。我們在‘五反’中斗爭了資產階級。”62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思想的核心要素就是兩個相互交叉的群眾路線和階級斗爭。
七、“文化大革命”:沒有終點的革命
  我們同意佩里·安德森的觀點,即革命是一場自下而上徹底推翻國家秩序并創造出新秩序的政治行動。他同時具有洞見地指出:革命是一剎那暴烈的政治轉型,在革命爆發的瞬間,時間被壓縮,目標被突出。革命有著清晰的起點——此時舊的國家機器雖然還是固化——和明確的終點,這意味著革命到來的這一時刻,國家機器徹底被打碎,新的秩序也得以確立。63
  但是當安德森認為革命是一蹴而就而并非是一個不斷持續的過程時(a punctual process but not a permanent process),他就錯了。在安德森看來,“文革”只不過是一種心理或者道德的改造,并且無謂地讓社會空間的所有角落都變得混亂不堪。在這種認知上,安德森拒絕承認革命是一個不斷持續的進程。安德森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防止官僚階級在中國死灰復燃,正如毛澤東所認識到的,這個官僚階級“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將蘇聯帶向了一個與資本主義無異的階級社會”。64為了解決這個尖銳的矛盾,毛澤東沒有依賴武力機構,而是訴諸青年學生和更年青的造反一代。但是,安德森說:“雖然擔心中國會步蘇聯后塵,但毛澤東并沒有自上而下地清洗官員,而是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暴亂,結果就是將中國帶入了有所控制的十年動亂之中。”65安德森就此對“文革”做出以下評價:
  殘忍事件層出不窮。失控的暴力——迫害和傾軋;羞辱,毆打,射殺;派系斗爭在很多城市都司空見慣;在農村,則是有組織的處決行為。66
  安德森對“文革”的定評如下:其宣傳的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完成對社會的平等主義改造。但是,這種理想在當時的任何社會都是空想,更不要說像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了。67
  安德森否定“文革”,因此他也否定了毛澤東,也否定了“不斷革命”的概念。如此一來,他也重復了右派的論述邏輯——問題都歸咎于黨是邪惡的,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是動亂的——并且浪漫化一步到位的革命,從而輕視階級斗爭的艱巨性。
  與安德森認為革命是一蹴而就的爆發不同,毛澤東更加現實主義,他認為從資本主義社會改造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革命必須是一個“不間斷”和“持續”的過程。68毛澤東解釋說:
  我們的民族在覺醒,象我們大家在早晨醒來一樣。因為覺醒了,才打倒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執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現在整風、反右派又取得了勝利。69
  他繼續說:“我主張不斷革命論……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著搞土改,土改剛結束,就搞互助組,接著又搞初級社,然后又搞高級社。七年來就合作化了,生產關系改變了。隨著就搞整風,趁熱,整風以后,就搞技術革命。”70
  在1958年初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毛澤東進一步解釋說:“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后,馬上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就可以使干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71
  他要求黨內同志必須重視“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72
  1958年“大躍進”時期提出的不斷革命概念為后來的群眾運動以及最終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很顯然,毛澤東的繼續革命并非簡單地要消滅國內的階級敵人,而是希望深化革命,從而解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矛盾。正如施拉姆所說,毛澤東的革命辯證法“將人、社會和宇宙視為是無窮無盡的流程,而這種觀念在蘇聯是不存在的,它是1958年‘大躍進’和之后‘文革’的核心思想”。73
  讓我們再仔細考察《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在筆記中,毛澤東闡釋說:教科書327頁至328頁上說,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地”要代替資本主義,而且要用“革命手段”。無產階級要“把一切勞動者團結在自己周圍來消滅資本主義”(第327頁),這個說法對,但是在這里還應該說到奪取政權。74
  毛澤東堅持認為,無產階級革命遇不到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他解釋說:
  “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內部成長起來”(第328頁)。其實不只是“不能成長起來”,而且不能產生。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社會主義成分的合作經濟和國營經濟根本不能產生,當然也說不上成長。這是我們同修正主義者的主要分歧。修正主義者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象城市的公用事業是社會主義因素;說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歪曲。75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觸及了“無產階級國家的形式”問題,這也是巴丟和魯索最為關注的問題。雖然毛澤東承認無產階級國家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在他看來,中國人民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和蘇聯十月革命之后的無產階級專政并無本質的區別。毛澤東指出,蘇聯的蘇維埃和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都是代表性的機構,只存在名稱上的差別。如果真要說差別的話,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有著更為強大的群眾基礎和更高程度的代表性。
  “落后國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難?”毛澤東的答案是否定的。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中,他說:
  在西方各國進行革命和建設有一個很大的困難,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毒害很厲害,已經滲透到各個角落里去了,我國的資產階級還只有三代,而英、法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有十幾代了。他們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影響到各個方面各個階層,所以英國的工人階級不跟著共產黨走而要跟工黨走。
  毛澤東接下來進一步做出評論:“列寧說:‘國家愈落后,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關系就愈困難’。(第353頁)這個說法現在看來不對。其實經濟越落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難,人越窮,越要革命。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業人數比較多,工資水平比較高,勞動者受資產階級的影響很深,在那些國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看來并不那么容易。”76
  現在我們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社會主義改造與階級斗爭的目標,到底是什么呢?
  在社會主義革命下,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就是要終結資產階級專政。這是階級政黨可能消失的歷史前提。我們必須清楚,即便反抗的政治不采取政黨的形式,敵對力量也會利用這種形式。政黨是權力的核心,而國家則是階級斗爭的場域。魔鬼不是形式本身,而是掌控著形式的資產階級權力。形式是可變的,它可以是政黨、關系網、網絡平臺、節點或數字,或賦予一個乃至多個具有創新性的名字,并不觸動階級力量對比的關節點。沒有繼續革命——沒有“不間斷”和“持續”的過程,資產階級權力就可能東山再起,不管這種權力披上什么樣的外衣。人們往往將這種階級力量對比,簡單歸結以及錯誤理解為“官民矛盾”。在今天的歷史情境下,本屬于階級矛盾的范疇,主流話語卻將其移置為“官民矛盾”,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錯位。這也是“文革”時期毛澤東和中國人民所面對的真正歷史挑戰。
  “文革”中群眾的失敗——因為宗派主義、群毆和混亂而受到指責,并不是因為新的組織形式的政治實驗失敗了,而是因為群眾本身力量的微弱所導致的。“工人階級”的概念本身并不是問題,核心問題是,工人階級尚沒有能力去推翻官僚制。階級關系依然存在。
?  (譯/王行坤)

 

 

 

【注釋】
①Perry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New Left Review 61, Jan. -Feb., 2010, p. 65.
②Ibid., p. 59.
③Ibid., p. 66.
④Ibid., p. 95.
⑤Alain Badi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Positions 13(3), 2005, p. 503.
⑥Alain Badiou,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1, pp. 95-96.
⑦Ibid., p. 97.
⑧Ibid., p. 114.
⑨Alain Badi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Positions 13(3), 2005, p. 507.
⑩Ibid., p. 503.
11Ibid., p. 506.
12Ibid.
13Alessandro Russo, “The Sixties and 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Idea of Communism,” Seoul, Sept. 29-30, 2013, p. 3。魯索將“階級”置于政黨之前有些畫蛇添足,因為所有的政黨都是階級關系的產物。
14Alessandro Russo, “The Sixties and 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Idea of Communism,” Seoul, Sept. 29-30, 2013, p. 6.
15這里資產階級指的是現代資本家階級,社會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以及雇傭勞動力的使用者。無產階級指的是現代雇傭勞動力階級,這些勞動力沒有生產資料,只能通過出賣勞動力謀生。另,毛澤東的原話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那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見方剛:《走資派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載《紅旗》雜志1976年第6期。——譯者注
16鮑夏蘭(Claudia Pozzana)也使用這種說法。
17Alessandro Russo, “The Sixties and 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Idea of Communism,” Seoul, Sept. 29-30, 2013, p. 4.
18Ibid., p. 8.
19Alessandro Russo, “How Di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 The Last Dispute betwee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1975,” Modern China 39(3), 2012, p. 245.
20這兩個術語毛澤東都使用過。關于前者,毛澤東的解釋是:“你們不要以為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革命就要趁熱打鐵,一個革命接著一個革命,革命要不斷前進,中間不使冷場。湖南人常說:‘草鞋無樣,邊打邊象。’托洛茨基主張民主革命未完成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不是這樣。”見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月28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1968年,第14—15頁。而“繼續革命”則一般用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譯者注
21毛澤東的原話是:“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出自1949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譯者注
22Alessandro Russo, “The Sixties and 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Idea of Communism,” Seoul, Sept. 29-30, 2013, p. 20.
23Ibid., pp. 20-21.
24Ibid., p. 11.
25革命意味著暴力性推翻現存政府或社會秩序,并建成新的體制。
26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頁。
27也可翻譯為共產主義者。——譯者注
28同注26,第265頁。
29同上,第285—286頁。
30 《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頁。
31同上,第175頁。
32同上。
33政黨一般指的是參與選舉并試圖組成或參與政府的政治團體。國家一般指的是在一個政府或聯邦共和國統治下的有組織的政治共同體所占據的領土。在現代政治體內,國家在一個具體的固定領域內,作為官僚性與行政性的機構,對組織性的政治共同體的運作進行協調。但是,在一個具體的國家或領土內,我們肯定可以看到階級沖突和斗爭的表現。
34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頁。
35Wang Hui,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veness and Post-Party Politics,” Modern China 40(2), 2014, pp. 214-239。中文版見汪暉:《代表性斷裂與“后政黨政治”》,載《開放時代》2014年第2期。——譯者注
36Wang Hui,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veness and Post-Party Politics,” Modern China 40(2), 2014, pp. 214-239.
37Ibid.
38這句話在汪暉《代表性斷裂與“后政黨政治”》的中文版本中找不到對應翻譯,應該是作者在英文版中增補的內容。——譯者注
39Wang Hui,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veness and Post-Party Politics,” Modern China 40(2), 2014, pp. 214-239.
40Ibid.
41Elizabeth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 4。中文版為裴宜理:《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閻小駿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譯者注
42Elizabeth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p. 283。在古希臘戲劇中,當劇情陷入膠著、困境難以解決時,會突然出現擁有強大力量的神將難題解決。通常是利用起重機或升降機的機關,將扮演神的演員載送至舞臺上,這種表演手法是為了制造出意料之外的劇情大逆轉。——譯者注
43Elizabeth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p. 3。同時也參見毛澤東的說法:“我們有經過幾十年革命斗爭鍛煉的共產黨和解放軍,有經過幾十年革命斗爭鍛煉的勞動人民。我們的黨和軍隊是在群眾中生了根的,是在長期革命火焰中鍛煉出來的,是有戰斗力的。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是經過革命根據地逐步發展起來的,不是突然建立起來的。”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6頁。
44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p. 56.
45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頁。
46同上,第1468—1469頁。
47同上,第1475頁。
48同上,第1476—1477頁。
49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0Steve S. K. Chin,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Form and Content, HK: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9, p. 84.
51Stuart R. Schram, “Mao Tse-tu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1958-69, ”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6 (Apr. - Jun., 1971), pp. 221-244.
52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0—281頁。
53同上,第281頁。
54同上。
55同上。
56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64頁。
57同上。
58同上。
59同上,第371頁。
60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5.
61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二)》(1958年5月17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第77頁。
62同上,第78頁。
63Perry Anderson,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144(1), 1984, p. 112.
64Perry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New Left Review 61(1), 2010, p. 65.
65Ibid., p. 68.
66Ibid.
67Ibid.
68見施拉姆的相關討論,Stuart R. Schram, “Mao Tse-tu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1958-6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6 (Apr. - Jun., 1971), pp. 221-244.
69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月28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第11頁。
70同上,第14—15頁。
71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1958年2月2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第24頁。
72同上。
73Stuart R. Schram, “Mao Tse-tu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1958-6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6 (Apr. - Jun., 1971), p. 224.
74毛澤東:《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第297頁。
75同上,第297—298頁。
76同上,第304頁。
潘毅: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Pun Ngai,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責任編輯: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