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本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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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本謙:進化論視野中的宗教:回顧、批評與重構

桑本謙

一、引論 在《物種起源》(1859)一書的結尾,達爾文設想,自然界所有奇妙的生物有機體都是從一個簡單的開端進化來的,在這個開端,上帝把生命的力量注入少數甚或一個類型之中。盡管聲稱這種吸收了基督教神秘主義因素的生命觀是極其壯麗的,但達爾文本人并不真正信仰上帝,至少在一個時期,他眼里的宗教甚至是荒唐可笑的。達爾文曾暗示,信仰只是人類意識在進化過程中不幸出現的錯誤變異,信仰者對神靈的敬畏,與一只狗朝著被微風吹動的太陽傘發出警惕的吠叫,同屬一個類型的認知錯誤。 盡管“上帝”的措辭掩蓋不了自然主義生命觀與神學生命觀之間的格格不入,并且前者在解剖學、考古學、化石記錄以及物種的地理分布等方面都已掌握了堆積如山的證據,但進化論的成功并未動搖宗教的根基。思想開明的神學評論者開始努力調適兩者間的沖突———他們并不否定進化論,而只是強調,萬事萬物的存在和維持從根本上還是要歸因于一種超自然的力量。 威廉·詹姆斯為宗教的辯護是最為進取的。作為一個實用主義哲學家和心理學家,他不關注信仰的內容,而重視信仰所產生的力量———諸如“上帝是否存在”之類的問題無關宏旨,重要的是,那些擁有信仰的人們是否真正體驗到了生命的奇妙和生活本身的豐富多彩;以及,在面對困境時,信仰者能否調動更多的生命能量并表現出更堅毅的品性和人格。對此,詹姆斯都毫不猶豫地給予肯定回答:由于信仰者相對于非信仰者擁有人格和品性上的優勢,所以,在生態競爭中,前者將會勝出,后者則逐漸被淘汰。不難看出,詹姆斯針對達爾文宗教觀的批評卻明顯是“達爾文主義”的,甚至批評本身就是對達爾文主義的一次捍衛。 如今看來,19世紀末伴隨進化論問世所引起的科學和宗教之間的那場交鋒,非但沒有出現你死我活的局面,反倒相互留有余地,甚至已經預示了宗教科學要在進化論視角下發動一場知識革命的可能性。隨著進化論在上個世紀末的強勢回歸,這場姍姍來遲的知識革命終于發生了。在過去20多…

桑本謙:閱讀蘇力

桑本謙

桑本謙 | 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教授   2014年11月,蘇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一書獲得了“1974—2014影響中國法治圖書獎”,《中國法律評論》的執行主編袁方女士邀請我寫篇獲獎書評,但同時給了我另一個選項——也可以評論獲獎作者。之所以會愉快地接受后一選項的邀請,是因為我原本就打算寫篇關于蘇力的評論,應邀只是不謀而合,難得送個順水人情。當然,我要感謝袁方對我的信任。 寫篇評論蘇力的文章,目的卻不在于為這位獲獎作者歌功頌德,也不試圖向這位為中國法學做出卓越貢獻的學者表達敬意(盡管蘇力是我最欽佩的法學家,如今他也到了常規退休的年齡),而主要是為了他的讀者,尤其那些比我年輕的法學研究者以及法學院的學生們;考慮到蘇力的讀者當然希望能夠讀懂蘇力,甚至希望通過讀懂蘇力來把握一個更好的學術方向,所以我很樂意與他們分享多年來我閱讀和學習蘇力作品的體會和感悟。因此,本文的討論重點就不是蘇力的思想,而主要是他的方法和思路。 之所以自認為是完成這個任務的一個恰當人選,當然不是因為我自信學術判斷力有多好(只是自我感覺還不錯),而是因為,我恰好是一個長期努力學習蘇力的人,并且試圖學得比較全面,包括他的分析方法、思考問題的方式以及寫作的風格和技巧等等。 如果按常理來說,一個長期臨摹王羲之的書法愛好者要比那些只看不練的觀賞者更可能了解他的書法,或者一個執著模仿楊麗萍的舞蹈愛好者要比那些只看不練的觀眾更可能了解她的舞技,那么就可以此類推,我評論蘇力的自信并不那么盲目。當然這不能保證對蘇力的評論都是對的,偏見在所難免,但我會大膽地暴露我的偏見。 “大膽”的另一層隱含義是,我不會吝嗇或顧忌對蘇力的贊美。應該承認,有時贊美比批評更需要勇氣。尤其針對蘇力這樣一位特定學者,批評要比贊美容易得多。但我的贊美不是刻意的,它一定會真實反應我的判斷——其實,我只是不想刻意說他壞話而已。 贊美蘇力之所以不那…

桑本謙:“法律人思維”是怎樣形成的

桑本謙

[摘要] 應對常規案件,從“理性人思維”到“法律人思維”是一個進化;而應對疑難案件則相反,由“法律人思維”回歸到“理性人思維”才是一種進化。法律教義學無力揭示法律背后的邏輯,更無力與法律經濟學競爭疑難案件的指導權。因為法律教義學面對疑難案件是防御性的,在新要件、新概念、新教義、新措辭出現之前,無分析工具可用;而法律經濟學卻能在疑難案件面前始終保持進攻態勢,簡單的分析工具一以貫之,以不變應萬變,從容不迫地應對法律難題,清除法律神秘,破解法律教義學上的“概念黑箱”。

桑本謙:科技進步與中國刑法的近現代變革

桑本謙

[摘要] 科技進步及其推進的產業革命為中國刑法的近現代革命提供了物質技術支撐。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得益于因信息科技發展而改進的立法技術和普法手段;軍事現代化基本化解了造反和叛亂的風險,從而減輕了國家對酷刑和株連的依賴;加之,發達的偵查技術提高了案件破案率,雄厚的財政預算支持了監獄的改良,刑罰由此趨于人道。此外,國家能力的提升也拓展了刑法的控制領域并削弱了的權貴階層的特權。總之,軍力、警力和財政等巨大變量的強力介入,改變了法律決策者對傳統法律兩難問題的利弊權衡。

司法獨立的冷思考

桑本謙

新一輪司法改革的取向已經明朗,在不久的將來即有具體實施方案“落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這意味著司法改革將要向體制性獨立邁出關鍵的一步。雖然這一改革取向值得期待,但仍有必要前瞻其與當前中國司法現實對接后可能面臨的障礙甚至挫折。 因此,在肯定總方向之余,對“司法獨立”做一番現實的“冷思考”并非多余。盡管這些冷思考沒有直接證據(至多有佐證),只是根據現實政治邏輯和政治潛規則所做的推測或揣測,但相信還是能對司法改革做出些許預警,并能為改革前的調研、論證提供一些切入點。 一、對人財物省級統管的后果推測 1、實現省以下地方司法機關人財物的省級統管,必然需要一個省級機構,負責審批地方司法機關編制的預算報告,并監督預算的執行情況。而將預算審批權和預算監督權賦予哪個機構,是司法改革設計者首先面對的問題。目前,圍繞這項權力的政治博弈正在進行。但是,考慮到省級司法機關在管理地方司法機關方面久已形成的權威和信息優勢,可以合乎情理地預測,省級法院、檢察院最有可能在競爭中勝出,分別獲得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的預算審批權和預算監督權。 2、有效的管理需立足于準確的信息。事實上,由于省級司法機關對于地方司法機關人財物的真實需求,并不比地方政府更加清楚,因此,實現省級統管后,如何避免司法資源的無效率分配,將是一個更為艱巨的制度挑戰。此外,由于編制和審批預算的信息不對稱加劇,地方司法機關之間的預算競爭和編制競爭會較此前(地方司法機關與地方黨政機構之間的預算競爭和編制競爭)更為激烈。而上述兩個因素的直接后果則是,圍繞預算審批和預算監督,省級司法機關會獲得相對于地方政府更大的尋租空間。況且,由于省級司法機關原則上并不承受無效率分配的直接后果,所以沒有理由簡單認為,實現省級統管就能有效遏制與預算審批和監督相關的腐敗。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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