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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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農民工的新中國?

汪建華

? 汪建華 /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 鄭廣懷 / 南京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 ? 孟 泉 / 首都經貿大學勞動關系學系 ? 沈 原 /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 投稿微信:[email protected]   編者按:本文原載《二十一世紀》2015年8月號,經授權刊發,標題有改動,內容有刪節,注釋從略。文章原標題:在制度化與激進化之間——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的組織化趨勢。如欲轉載,請注明原始出處。   導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迅速推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大批農業人口轉離農業和農村,流入東部新興工業地帶和大中型城市,務工為業。由此導致的大規模農村勞動力流動持續了將近三十年之久,流動農民工數量之巨大世所矚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3年的〈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中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6,894萬人。   在以往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的農民工體制以"拆分型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為主要特征,即工人的打工收入可以維持自身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但贍養老人、養育子女等活動只能在老家進行。在這種"拆分型"生產體制之下,農民工只能作為"世界工廠"的廉價勞動力要素而存在,難以在城市和企業中尋求穩定、長遠的發展。無論是在學術語言、新聞報導,還是在普通民眾的日常話語中,"農民工"、"外出打工者"、"外來工"、"流動人口"、"打工仔"、"打工妹"這類稱謂,也總是與他們在城市社會各企業間高度流動、在城鄉之間不斷往返遷移的形象,緊密聯系在一起。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前期的相關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就業的"短工化"趨勢是農民工高流動性的一個最新表現,主要表現為工人的流動性隨著其入職年份和出生年份的后移而逐漸提高。而企業則通過各種制度和舉措,如臨時性的宿舍居住安排、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分離工人原有的社會關系等,有意將工人的…

當代農民工的抗爭與中國勞資關系轉型

郭于華

2010年的春天注定是中國工人歷史上的一個特別時期: 1月23日凌晨,富士康員工馬向前墜樓身亡。在其后的短短幾個月里,富士康的不同廠區接連發生十幾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僅5月一個月就有7名員工自殺,引起社會強烈反響。面對指責,富士康總裁郭臺銘堅稱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亦稱大多數自殺與富士康無關。從1月至8月底,已有17名富士康員工墜樓,其中14人死亡,2人重傷致殘,此外還有一人割脈自殺未遂。 5月17日,廣東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數百名工人因不滿工資低、實習生待遇差、中日員工同工不同酬而集體罷工;5月20日,勞資雙方進行談判;5月24日,本田公司解雇了帶頭罷工的兩名工人;5月31日,罷工事件升級,罷工工人與南海獅山鎮總工會人員發生肢體沖突,數名員工被打傷。罷工期間,本田在中國的整車生產企業均被迫停工停產,每日產值損失超過兩億元。6月4日,在廣東省總工會、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經過談判,勞資政府三方簽訂協議,廠方在員工現行的工資基礎上提高33%,約增加500元。罷工最終以工人們的勝利而告終。 以罷工方式表達訴求的除佛山南海本田工人外,還有: 2010年5月5日南京新蘇熱電公司罷工; 2010年5月14日河南平頂山棉紡廠罷工; 2010年5月28日上海夏普公司罷工; 2010年6月5日江蘇昆山書元機械廠罷工; 2010年6月6日深圳美律電子廠罷工 …… 這一系列的工廠事件向整個社會畫出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我們究竟身處何種時代?勞方、資方和官方之間出現了什么問題?面對工人的抗爭行動,我們首先會思考的問題一個是時點:為什么農民工的抗爭會在這個時段上普遍爆發?另一個是方式:為什么這些年輕的農民工采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議方式:在富士康是自殺這種個體主義的方式,而在本田等工廠則是大規模集體行動的方式? 一、新生代農民工與抗爭時代的來臨 在當今中國的勞動大軍特別是“世界工廠”中,“新生代”農民工…

居住的政治——B市業主維權與社區建設的實證研究

郭于華

19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迅速推進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城市居民,特別是大城市居民的住宅形態也隨之呈現出多樣化特征,并由此構造出多樣的城市社區類型。這些社區類型的權利主體不盡相同,其所面臨的居住問題不同,與之對應而形成的行動策略和社區治理體制也有所不同。權利主體在處理與市場、與國家之間的復雜關系時,經常以各種類型的都市運動表達各自的利益訴求。進而圍繞著居住問題而形成的都市運動構成轉型期城市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維度。近年來,為數眾多的社會學研究從各個角度對之進行過探討。[①] 本研究以一種實踐社會學的基本立場,即強調將社會事實看作一種動態的實踐過程,將“居住”視作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內容,并力圖將其提升到“居住的政治”這一高度來解析其中國家、市場與社會的復雜互動關系以及其內在的機制與邏輯。在此意義上,本研究也可作為從微觀社區開始對中國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后果的社會學考查與評估。研究引入了公民權理論、行動社會學理論等新的理論視角,力圖對以往大部分研究主要停留于社會運動范式有所超越,進而更加有助于揭示當前城市業主維權與社區建設的本質意義所在。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取了問卷調查分析與社區民族志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座談會以及與社區組織合作搭建各種業主論壇、業主研修班、業主年會、社區診所等活動形式,有效地增進了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廣度。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堅持結構分析和機制分析相結合的研究策略,尤其注重過程-事件分析方法中對過程、機制、邏輯和策略揭示[②],同時通過結構-制度分析把握現象背后的宏觀結構與制度背景。 一、城市化進程與居住形態的演變 “居住形態”,主要包括城鎮居民住宅的空間樣式與產權構成兩個基本方面。所謂居住形態的空間樣式,是指住宅的外在風貌與空間關系,其與一個城市的長久文化傳統密切相關。以往人們在日常俚語中常常提及的“天津的洋樓…

塵肺病人的死亡接力棒–以深圳爆破業建筑工人為例

沈原

2009年7月21日,《瀟湘晨報》報道了湖南耒陽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風鉆工人因工作過程中職業病防護措施缺失而罹患塵肺病的事情,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以北大、清華兩所學校為代表的高校師生也很關注這件事情,十幾名學生組成的調研小組遠赴深圳、湖南,對事件進行了深入的調查。本文正是在調研小組收集到的材料基礎上,結合以往的調查研究寫成的。 2009年8月15日,在經歷了3個多月的折騰和煎熬之后,倪桂生已經心力交瘁,拖著病重的身體,踏上了回家的列車,他只想盡早離開深圳這個讓他絕望的地方。和倪桂生一起回家的還有十幾個老鄉。過去的十多年時間里,他們在深圳從事風鉆工,并因此患上了塵肺病。原本,他們可以依法拿到高額的賠償,可是,因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沒有辦法證明自己和爆破公司的勞動關系,他們只能拿到區區幾萬塊錢的同情費。 過去的100多天里,為了證明自己的勞動關系,這些身染沉疴的風鉆工人負擔高昂的食宿費用滯留深圳,并數次往返于深圳與湖南老家之間。他們消耗了太多的時間、精力還有金錢,然而事情卻進展緩慢,難見轉機。最終,他們再也消耗不起了,只能無奈地接受現實。當他們踏上回家的列車時,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到他們當時的心情,然而我們卻沒有辦法給他們任何安慰。對于他們的不幸遭遇來說,所有同情的語言都顯得太過蒼白無力。 勞動關系缺失: 一道邁不過去的坎兒 從90年代初開始,倪桂生所在的湖南省耒陽市導子鄉的村民就開始到深圳工地上,從事孔樁爆破井下風鉆作業。他們的工作就是先用風鉆在巖石上打眼,再用炸藥爆破,在堅硬的巖石上打下直徑一米到兩三米不等,深達數十米的孔樁,然后在孔樁里澆筑鋼筋混凝土給高樓大廈做地基。從90年代初到2003年十多年的時間里,耒陽的工人基本壟斷了這一行,深圳幾乎所有的標志性建筑,包括地王大廈、賽格廣場、市民中心,都是耒陽人打下的地基。 井下風鉆作業粉塵特別大,對身體危害極大,老板又沒有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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