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應茂

4篇文章

法律實證研究的受眾問題

唐應茂

在國內,法律實證研究的影響力仍然非常弱,接受度不太高。近幾年來,對法律實證研究作品進行評論,大家談的最多的是方法論,認為方法論是這類研究的顯著特點,同時也可能是其接受度不高的原因。但是,筆者認為,法律實證研究如果存在問題,首先在于法律實證作品究竟應該寫給誰看,它的讀者是誰? 國內法律實證研究作品的讀者群體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外國學者,一類是中國法理學者。以這兩類群體為讀者,大體決定了研究題目有兩類:一類是外國學者關注的題目,一類是部分中國法理學者關注的命題。在方法上,以外國學者為讀者群體的法律實證研究作品,傾向于采用田野調查、收集數據等方式,并進一步采用統計工具、乃至計量模型分析信息和數據,希望通過大規模的數據采集和處理,研究某一國外理論模型的適用,或有限程度的創造新理論,追求所謂的客觀性、科學性。以部分法理學者為讀者群體的法律實證研究作品則相反,它試圖通過以小見大、個案剖析的方式,闡述某一中國法理學者關注的理論或命題,強調細節、個性,并不刻意追求科學性、普適性。[1] 以這兩類群體為讀者的法律實證研究都存在問題。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在于,這兩類研究都缺乏與中國法學研究主流群體的對話,缺乏對主流問題的關注,也缺乏對主流群體方法論接受度的考量。 一、法律實證研究的“外來性” 從事法律實證研究的群體中,不少是有國外留學背景的學者,尤其是有美國留學背景的學者,他們的法律實證研究作品或多或少帶有其留學的“印記”。這種“印記”通常表現為某種程度的“外來性”:法律實證研究的讀者是外國學者,法律實證研究的對象或者是外國學者關注的問題,或者是外國讀者容易理解的問題。總之,是外國人關注的問題,不一定是中國人關心的問題。 在國外,尤其是美國,主流學者關注中國法律問題只是最近的事情。多數外國學者對中國說不上關心,也說不上憎惡,而是陌生、沒有興趣。或者說,他們的關注點不在中國。中國問題進入外國學者的視…

唐應茂、盛柳剛:中國司法執行難的計量分析

唐應茂

摘? 要:本文嘗試解釋當前中國司法改革中的一個執行之謎:申請執行率高但執行效果差。我們借鑒西方訴訟理論來分析中國司法體系下的申請執行行為,發現其存在局限性:它們無法解釋在已知被告無財產可供執行情況下原告仍申請執行的現象。我們認為,中國執行難的原因之一在于政府為降低金融風險而允許金融機構核銷呆賬時需要相應的審判和執行司法文書作為法律依據,以證明該投資確不可回收并形成了不良貸款。本文采用Logit模型對申請執行率進行分析。研究表明支持這一假說,同時預期差異理論和信息不對稱理論得到了部分支持。 去年(2000年)全國法院受理一審案件530多萬件,這些案件絕大部分最終要進入執行階段。——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2003) 全國法院平均每年處理的具有財產內容的民事案件約450萬件左右,而進入到執行階段的案件大約250萬件。也就是說,從全國來看,約60%的生效法律文書不是靠當事人自動履行,而是靠法院強制執行。這個比例比起十年前,提高了大約一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2005) 前言:中國司法執行之謎 近年來,司法改革中執行難問題成為廣泛關注的焦點。約60%的生效法律文書需要法院強制執行說明當事人雙方自動履行法院判決的意愿很低。[1]這削弱了法律對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導致交易成本上升。然而,法院強制執行的效果卻不盡人意,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執行案件的中止率高。 中止執行案件是結束或暫時結束執行案件的一種方式。[2]法院經常采用的結束執行案件的方式還包括終結、自動履行、和解等。從經驗觀察來看,在中止執行的案件中,絕大部分被申請執行人(債務人)沒有財產可供執行,但又沒有破產或依法失去其存在的資格,大致處于“不死不活”的狀態。[3]債務人沒有財產可以用來償付欠款,債權的回收率也很低,且經常出現回收率為零的情況。[4]而且,法院目前對審判和執行的收費不能算便宜(尤其是在國務院2006年《訴訟…

論中國證券發行靜默期的遵守

唐應茂

  摘? 要:套開宣傳限制制度是世界主要國際金融中心證券法律的一項重要制度。但是,中國證券法律卻對此沒有任何規定,或者即便有規定也存在規定的邏輯不同、規定適用范圍狹窄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與中國資本市場法律制度的國際化進程極不協調。分析世界主要國際金融中心證券法律中有關公開宣傳限制的制度以及中國證券法律中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指出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在于中國證券發行核準程序比較長且可預期性不強,此外,中國證券發行核準制度還存在輔導制度這樣的前置程序。證券發行核準制度的前述特點以及前置程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公開宣傳限制制度的功能。因此,中國資本市場在國際化進程中除了需要引進公開宣傳限制制度外,更重要的在于提高證券發行核準程序的效率和可預期性,建立與公開宣傳限制制度相適應的配套措施和制度基礎。 關鍵詞:靜默期;公開宣傳;證券發行   一、問題的提出 在公開發行證券的過程中,企業必須遵守所謂靜默期的規定,即在靜默期內不能對外公開提及發行證券這一事實。靜默期內企業不能對證券發行進行公開宣傳,這是世界主要國際金融中心證券法律的一項非常重要的規定。[1]對于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目前中國證券法律的相關規定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2005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對于靜默期內公開宣傳限制問題幾乎沒有任何規定。其二,《證券法》禁止非公開發行證券采用廣告、公開勸誘等方式,這一規定同世界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公開宣傳限制法律制度相近,但兩者的邏輯又完全不同。在世界主要國際金融中心,不僅非公開發行(比如向少數機構投資者私募發行)不能采用公開宣傳等方式,在法律規定的特定時段(即靜默期)內,公開發行(比如向公眾公開發行)也不能采用這些方式。其三,2009年頒布的《創業板企業發行上市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創業板管理辦法》)禁止創業板企業在獲得中國證監會…

私人企業為何去海外上市 ——中國法律對紅籌模式海外上市的監管

唐應茂

摘? 要:中國企業采用紅籌模式海外上市過程中出現了國有企業紅籌模式海外上市監管嚴、私有企業紅籌模式海外上市特定時間段監管相對寬松的情況。造成不同性質企業監管差異的原因在于中國政府角色的轉型還沒有到位,還沒有從監管和服務國有大企業的角色轉變為監管和服務包括私人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的角色上來,從而造成國有企業管得嚴,而私人企業沒有人管也沒人服務的狀況。同時,不同監管機構之間存在潛在利益沖突,造成監管機構之間在是否監管以及如何監管私人企業紅籌模式海外上市問題上缺乏共識,這也是造成對私人企業紅籌模式海外上市監管寬松的原因。 關鍵詞:紅籌模式/海外上市/證券監管     中國企業到海外上市大致可以采取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在中國注冊公司,獲得相關政府部門批準后,發行H股,也就是境外上市外資股,然后將H股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或者將H股轉換成美國存托憑證同時在美國的證券交易所(比如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中國電信、中國人壽、中國工商銀行上市采用的就是這種方式。另外一種方式是中國企業或個人在境外,比如開曼、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地設立一個控股公司,控股公司返程收購中國境內運營企業股權,然后控股公司發行股票在香港聯交所或者美國的證券交易所上市。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以及新浪、搜狐、百度、新東方、阿里巴巴等企業采用的就是這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有時也稱為“H股模式”,相關法律法規比較清楚,審批程序也比較成熟。[1]在政府監管和審批方面,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差異不大。而第二種方式,也就是本文重點討論的方式,有時也被稱為紅籌模式,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在監管和審批方面差異不小。總的來講,國有企業紅籌模式海外上市監管嚴、審批成本高,私人企業紅籌模式海外上市在特定階段監管相對寬松、審批成本低。本文將討論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從而為理解資本市場國際化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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