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慶華

2篇文章

中國行政訴訟:多中心主義的司法

汪慶華

在學術界有關司法功能的討論中,司法被賦予了下述功能中的一種或幾種:糾紛的解決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規則的確立者、民眾參與的平臺。由于行政訴訟直接觸及行政系統的神經,它也成為一個國家法治水平的晴雨表。在當下國家治理總體目標的指引之下,盡管中國的法院和其他行政部門存在一定的職能區分,但是行政訴訟作為一種行政糾紛的解決機制,并沒有象一些論者所預期的那樣,分流行政糾紛,緩解上訪洪峰給政府帶來的巨大壓力。至于日常的司法實踐,法院則是一直在追求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一致的司法政策指導之下運作的。這樣一來,法院在實踐中的具體作用就和學術界有關司法功能的規范分析存在很大的差距。 本文將首先去討論現有的幾種有關司法功能的觀點,并指出所有這些學說在面對中國行政訴訟時候都會表現出其理論上的不足。接下來,文章重點討論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結合這一司法政策對行政訴訟結構、運作和功能的影響。考慮到本文是從行政訴訟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司法的功能,文章第三個部分將從行政案件的立案、審判和執行這三個階段來討論行政訴訟在中國社會呈現出來的面貌。在討論立案問題的時候,文章進行了一個類型化的分析,指出法院為自我表現保護進行司法抑制、其他官僚機構的壓力、法院中的非制度性因素這三個方面共同帶來了行政訴訟立案難的問題。文章進一步在審判這部分中對所謂中國行政訴訟的高勝訴率提出質疑,在最后有關執行階段則特別指出基層法院在行政訴訟中重非訴行政案件,輕行政審判所導致的法院司法功能的缺位和行政功能的凸顯。中國的行政訴訟是在法律與政策、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維護政府權威與實現個人權利之間游移的選擇性司法。由于選擇性司法沒有確定性,當事人無法形成穩定的預期,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為。從功能角度來說,行政訴訟也肩負著多重的使命。文章在第四個部分就結合具體案件討論中國行政訴訟的多中心主義的特征。 如果我們從內部視角觀察中國行政訴訟的運行,把它概括成選擇…

名譽權、言論自由和憲法抗辯

汪慶華

? 摘? 要:陳永貴親屬訴吳思、《北京青年報》一案涉及了我國名譽權制度的諸多方面。該案為思考公共人物與非公共人物的區分、死者的名譽權、言論自由與名譽權的沖突等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考慮到媒體管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取消的現狀,在名譽權問題上,應該放棄對言論自由與名譽權進行平衡的流行主張。如果從完善名譽侵權的基本要件入手,也就是說,從非常技術性的角度入手,建立相對完善的名譽權體系,那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約束司法的恣意,改變現行名譽權制度設計所帶來的勝者通吃的局面。 關鍵詞:名譽權/言論自由/公共人物   1986年,《民法通則》頒布實施,從立法上對公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進行根本的保護。《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民法通則》第120條則進一步規定了侵害名譽權的民事責任,“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且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適用前款規定。”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各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名譽權案件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最高人民法院總結各級人民法院在審判名譽權案件中積累的經驗,針對一些普遍的問題,于1993年、1999年相繼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兩個司法解釋。法律規則的日趨完善、法官專業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社會公眾名譽權意識的增強,從正面推動了對公民人格的尊重和對人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媒體市場化程度加深、現代通訊工具的發達和互聯網進入日常生活也對公民隱私權、名譽權等人格權利的保護提出了新的挑戰。 由于名譽權官司一般是以侮辱或誹謗等行為侵犯其權利為理由而提出,其不可避免會涉及被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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