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陳俊

6篇文章

尤陳俊:儒家道德觀對傳統中國訴訟文化的影響

尤陳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摘要] 若論對傳統中國訴訟文化影響之直接與明晰,當首推儒家道德觀。儒家道德觀體系中有三個主要的倫理準則——克己、忠恕與中庸——與大傳統訴訟文化氣質相通,其對傳統中國訴訟文化的氣質模塑途徑,最主要的則有兩條:儒吏們的理訟實踐;以儒家道德觀為底色的家法族規的潛移默化。宋代以降商業文明在不少區域的興盛,使得儒家道德觀無法再像以往那樣能夠強有力地統攝訴訟文化的不同層面。儒家道德觀根源于農業文明并與之深度契合,而以“無訟”為價值追求的大傳統訴訟文化,亦是緣自于對農業文明這一經濟基礎的回應。從宏觀上將不同的文明類型、道德觀念和訴訟文化加以對應討論,對其間所透露的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的“選擇性親和性”加以洞察,不失為我們做進一步深入研究之前必要的框架性認識。

尤陳俊:作為問題的“問題意識”——從法學論文寫作中的命題缺失現象切入

尤陳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尤陳俊 |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   那種按照教科書式體例撰寫的法學論文,其最大的弊病在于“有論域而無論題”,亦即只是選定了一個研究領域、對象或范圍進行面面俱到的介紹和敘述,卻沒有從中提煉出一個中心論題貫穿全文始終并加以論證。教科書式的寫作風格在今天仍然頑強乃至頑固地繼續影響著法學論文的寫作,這在很多題為“××制度研究”或“論××制度”的碩博士學位論文當中體現得尤其明顯。之所以仍然存在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是與對問題意識的重視不夠和認識誤區有關,特別是沒有充分意識到問題(question)、論題(problem)和命題(issue)之間的區別。對于如何提煉問題意識這一問題的思考,可以圍繞“書本知識VS.社會實踐”“歷史視野VS. 現實關懷”和“中國意識VS. 國際視野”這三組概念展開。 過去的20多年間(尤其是1999年開始的全國大學擴招以后),中國的法學教育和法學作品生產均在規模上總體呈現出快速發展甚至急劇膨脹的趨勢。但在這種“繁榮”景象之下,卻時常可以聽到很多嘆息之聲。一方面,每年的春季學期,常常會有很多法學教師抱怨閱讀一些無甚學術新意的畢業論文并撰寫評閱意見實在是一種令人痛苦的折磨。另一方面,在國內各法律院系碩博士研究生每年通過答辯的兩三萬篇畢業論文,以及各種刊物上每年發表的數千篇法學論文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論文實際上很少受到同行們的關注,甚至有個別論文在收錄于中國知網數據庫并經過一段不短的時間后,還出現了“引用量為0、下載量也為0的現象”(這意味著連作者本人都懶得把自己的文章下載來看或加以保存)。 那些讓評閱老師們“怒其不爭”或為同行們所無視的所謂法學論文,之所以有如此命運,主要是與其學術質量不高乃至低下有關。而在導致其學術質量不高乃至低下的各種原因當中,除了有一些法學論文可能存在胡亂抄襲拼湊的學術不端外,很多法學論文本身缺乏“問題意…

尤陳俊:社科法學的成長與發展

尤陳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按:本文根據尤陳俊副教授2015年6月23日在南開大學法學院舉辦的“社科法學連線系列講座第14講暨‘規制與公法’沙龍第11期:社科法學與國家治理”上的一部分主題發言錄音整理加工而成,發表于《南開法律評論》(第10輯),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此次推送的版本,系由作者本人在原文基礎上稍作修改。   一、“社科法學”概念的形成 如果對近兩三年來發表的法學論文或一些法學會議上的學術討論有所關注的話,就會發現有兩個學術熱詞時常會被提及,并且其使用頻率還在持續走高。這兩個學術熱詞就是“社科法學”和“法教義學”。不過,“社科法學”這一概念最初出現于中國法學界,并非最近兩三年來的新事情。 “社科法學”是蘇力在2001年發表的《也許正在發生——中國當代法學發展的一個概覽》一文中提出的一個學術概念。在那篇文章中,他將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這二十多年間中國法學的主要研究范式分為三大類。最早的一類被稱為“政法法學”,它主要借助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人的政治話語和思想資源,也包括孟德斯鳩、盧梭等的一些智識資源,作為研究和論證的依據。“政法法學”是1978年至整個80年代的法學主流研究范式。90年代初期,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法律的適用顯得越來越重要,因此不少法學研究者開始強調研究法律適用的技術,注重對法律文本的解釋,從而促成了“詮釋法學”的形成。大致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法學研究者開始反思人們之前對于法學的理解是否過于狹窄以至于沒有充分注意到法律背后更寬廣的社會背景,故而有意識地引入其它社會科學的理論資源(例如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等),并將其用于對中國的社會問題和法律實踐的分析和研究。這種研究范式被統稱為“社科法學”,例如梁治平借鑒社會人類學的理論資源所做的中國法律史研究,蘇力結合社會人類學、社會學的視角進行的法社會學研究。[1]需要注意的是,盡管蘇力早在20…

尤陳俊:食品安全治理領域中的基礎性國家能力問題

尤陳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2014年下半年被媒體爆出的“福喜事件”,截止目前,尚未在司法機關得到正式宣判,因此還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司法案例(judicial case),但這不妨礙我們將其作為一個法律社會學意義上的“案例”來加以討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并不打算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評析此案例中涉及的全部問題,而是選取了其中的兩個細節,從基礎性國家能力的角度進行探討,以期豐富我們對食品安全治理領域相關問題的深入認識。   一、“福喜事件”簡介 2014年7月20日,上海廣播電視臺電視新聞中心官方微博報道,作為麥當勞、肯德基等知名洋快餐的上游供貨商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將“過期”劣質肉“翻新”用作原料。這是上海廣播電視臺之前接到一名福喜前員工的舉報,專門成立深度報道組,經過欄目組多名記者長達近3個月的暗訪后曝出來的信息。[1] 事件曝光后,上海食藥監部門連夜介入,查封了該企業,并控制了涉嫌產品。上海食藥監部門經初步調查,于7月22日向媒體表示,“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涉嫌有組織實施違法生產經營食品行為,并查實了5批次問題產品,涉及麥樂雞、迷你小牛排、煙熏風味肉餅、豬肉餅,共5108箱”,并通報了緊急約談22家下游食品流通和快餐連鎖企業后初步查明的結果——“麥當勞、必勝客、漢堡王、棒約翰、德克士、7-11等連鎖企業及中外運普菲斯冷凍倉儲有限公司、上海昌優食品銷售有限公司、上海真興食品銷售有限公司普陀分公司等9家企業使用了福喜公司的產品,目前已封存相關產品總計約100噸。”[2]上海廣播電視臺電視新聞中心深度報道組22日再次爆出暗訪后新找到的又一猛料,“他們發現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外有個‘神秘倉庫’。在這個倉庫中,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將別的公司的產品改頭換面變成福喜產品。而在這個倉庫里,沒有任何降溫設備,所有冷凍翅中、翅根等凍品,在常溫環境下操作,變成福喜產品。”[3] 上海市公安局食品藥品犯罪…

“新法律史”如何可能

尤陳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摘要]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中國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進展,先前論著中某些關于傳統中國法律的舊見陳說,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反省和批判。而引領此一學術風潮的代表,正是以黃宗智教授為核心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中國法律史研究群,他們的研究共同體現了“新法律史”的特征:在“歷史感”的觀照之下,連接經驗(廣泛利用極富學術價值的訴訟檔案)與理論(從優秀社會科學理論中汲取靈感并與之真正對話),提煉自己具有啟發性的新的中層概念。對于中國學者而言,“新法律史”所體現的學術取向可以為我們提供重要啟示,不僅包括提醒我們注重對訴訟檔案的充分運用,以及吸收優秀的社會科學成果,還包括借歷史之光洞見現實問題,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中國法律史研究虛學化的困境。

乒乓球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