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靜

6篇文章

多重角色的選擇邏輯和利益相對性

張靜

張軍在“社會主義的政府與企業-從退出角度的分析”[1]論文(以下簡稱張文)中,給出了一個國家無法退出(中止合約關系)的分析架構,用來解釋企業履約中存在的種種現象-例如效率衰退和資產流失問題。他指出,相對于企業一方而言,不能退出的國家是“弱”的,因而它無法約束、只能容忍上述問題的發生(頁99)。對于國家為何不能退出,張文的答案是社會主義國家提供就業保障的傳統觀念和意識形態的作用(頁100),它使得國家的權利和義務不對稱-國家事實上沒有退出合約的權利,而且還必須承擔被保障工作權利所加強的社會成本(張文注12)。這種情況使國家在與企業的關系中受制于無限責任的困擾,無法以退出的威脅來保障出資方(國家自己)的經濟利益(頁102)。   從經驗現象上看,(通過國有企業)“保障人人擁有工作權利的約定”是否被實踐有效履行還有疑問,比如大量國企職工流向個體、集體、合資、外企市場組織、或成為自由職業者,這是否表明了國家正在從這項義務中“退出”呢?公費醫療、住房管理、教育等項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否也表明了國家從社會福利的唯一承擔者一方“退出”的趨勢呢?如果可以這樣理解,說明國家的退出并非不能、而是已經開始,只是由于對過往制度的路徑依賴存在,國家的退出步驟須是審慎和有節制的。這些經驗現象的發展與張文的不符還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張文發表于1994年,到今天兩年的時間足可以使一些變化生成,關鍵性的問題是,何以上述“退出”的事實并沒有成為有效的懲罰威脅,促使國有企業的履約水平提高(比如資產流失減少或生產效率增加)呢?   以下討論是通過閱讀張文及其他社會學、經濟學和法學的部分研究成果引發出來的,我自己的努力是嘗試對張文的分析提出一個疑問:在認識國家行為方面,單純使用經濟學(理性經濟人角色)假定是否局限了我們的理解?我建議超出經濟合約的范圍處理國家問題,因為張文所說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企業關系的案例不能滿足交…

“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識論問題

張靜

[摘要] 本文以吉爾茨作品討論的“雷格瑞事件”為由頭,指出遵從“地方性知識”立場的“獨特事件”分析,似乎隱含著矛盾的認識論原則。它使得本為追求多元認識論的研究,走向其追求目標的反面:采取了一元認識論的絕對主義立場。本文進一步提出,這種矛盾,或許與“社會事實”的哲學觀念有關。長期以來,在主流的經驗主義分類模式影響下,社會事實被“客觀真實”追求所籠罩,它傾向于排除(各種或它者)知識建構對事實界定(因而使其呈現多元性)的作用。與此相關的“獨特性”和“一般性”辯論,也不自覺地染上相互排斥的傾向,這樣,“獨特事件”分析對于不同知識體系的吸引力被降低,它們之間的交流也將變得更加困難。

階級政治與單位政治——城市社會的利益組織化結構和社會參與

張靜

 一      有研究認為,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特征是,沒有發展出次級社會團體(許莨光,1989[1975],1990[1963])。雖然有歷史跡象表明,自愿結社團體曾在晚清出現,包括紳士集團和地方政府(Rankin,1986)、行會(Strand,1989;Rowe,1984,1990)、鄰里和宗教組織(Skinner,1977)、氏族和血統(Watson,1982)、宗族(許莨光,1990[1963])、茶館和同鄉會(Skinner ,1977;Rowe,1990)等等,但后來的革命活動掃除了這類準自主的社會聯合體,取而代之的是統一的、自上而下的社會組織。所有這些組織都成為國家體制的一部分(Yang,1989),它們實際上是依賴國家而生存的機構,或是國家關系的復制品(A.Walder ,1985;J.Solinger ,1993;M.Pearson,1994)。社會革命終止了晚清以來社會團體的發展,使得新社會結構同歷史傳統產生了斷裂,它的顯著標志在于,kingship,native-place,occupation,neighborhood,religion等社會性實體被排除到正當的社會機制之外。這些研究的主流結論是,由于某些社會條件的限制,中國社會沒有發展出民間的、非親屬關系性質的、自主的社會聯合體;或者,盡管在一些歷史時期它們曾經有所發展,但在社會變動中被大大弱化,導致這些社會團體的作用微弱。      為什么這些次級社會團體受到研究上的重視?因為學界存在著一個主流性的認識:在公民社會的發展中,非國家也非親屬關系性質的次級團體獲得發展,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結構性現象。這些團體突破了初級社會團體中盛行的個人關系性質和特殊主義原則,因而,它們不僅組織了公共利益及其相互關系的建立,而且和個體自主意識形態一起,構成了公民社會發展的基礎。      就我們關注的問題來說,作為一種社…

歷史:地方權威的授權來源

張靜

 官制以外的地方治理      歷史研究表明,傳統中國的治理結構有兩個不同的部分,它的上層是中央政府,并設置了一個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統;它的底層是地方性的管制單位,由族長、鄉紳或地方名流掌握(王先明,1997:頁21)[1]。這種治理結構的基本特點,是兩種情況的結合:文化、意識形態的統一與管轄區域實際治理權的“分離”。在基層社會,地方權威控制著地方區域的內部事務,他們并不經由官方授權,也不具有官方身份,而且很少與中央權威發生關系,這事實上限制了中央權威進入基層治理。表面上看上去,中央下達政令,有一個自上而下的正規渠道貫徹著帝國的整體秩序,但在實際運作中,經過各級人員的變通(intermediaries)處理,帝國秩序并不能真正觸及地方管轄的事務,雙方都默認并謹慎對待管制領域的邊界,除非在基層無法處理的事務才上達官方。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權威的“自主”管轄權沒有受到嚴重挑戰,它們各成一體,雖然,正式官制制度并沒有承認這種分治局面,但事實是,分治的跡象“隨處可見”(費孝通,1953,頁83-84)[2]。      倘若我們接受Shue的說法,稱費孝通描述的地方控制領域為地方體(locality),我們可以大致推論說,傳統中國事實上有著兩種互不干擾的秩序中心。一個是官制領域,以國家為權威中心,對于具體社會而言,它的整合意義多是文化象征性的;而另一個則更具有實質性,因為它承擔著實際的管轄權力,這就是地方體中的權威。經過多年的實踐,這兩種秩序在各自的領域中形成了各自的權威中心,并學會了在互相的禮節性交往之外,小心避免觸及他人領地,這在兩種秩序中間形成了安全的隔層(gap)。因此,建立于多種局部地方體上的國家政治制度,為廣泛的社會整合提供的基礎主要是文化意義上的,而結構意義上的政治整合則事實上在地方體的層次上完成,并且由地方權威充任。于是人們可以見到,只要取得了地方的象征性承認,國家從未…

“新保守主義”學術取向

張靜

 本文嘗試對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作一些提綱性的引言,期待大家參與討論。這個現象,我稱之為“新保守主義”學術取向。我關注的重點,在于90年代以來、新保守主義取向反映在政治、經濟、文化研究中的基本主張和辯題的發展,不是政治上“左”、“右”路線或派別的分類。我了解“保守”再加“主義”作為詮釋概念的限制(在漢語背景中,它似有價值判斷的嫌疑),為了避免歧義,我聲明這里使用的“新保守主義”提法不代表思考成熟的定論,它只是借用英語中分析類似問題的常用術語,作為一種提示特征的引導詞匯。我的立場是盡可能客觀地展示這一思想現象、說明它與各種社會勢、潮的相互影響關系,不涉及肯定或否定,正確或錯誤,進步或倒退的判語。      我以為,這個現象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反映了當前社會的某些性質,從中我們可以 看到社會的變化。這些變化對于觀察、判斷、分析和預測立足點的影響,可能擴大到實踐操作領域-比如對于社會建制的選擇和設計方面。聯系到中國近代以來思想界究竟是以“激進主義”(余英時,1992)還是“保守主義”(姜義華,1993)為主導的討論,新近的現象似乎預示著不同于上述兩種觀察的變化。那么,“新保守主義”取向在學術領域的出現及影響,就更加具有研究的意義。      (一)      在西方以往兩個世紀中,保守主義是與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并存的主要意識形態之一 。與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同的是,保守主義較少地具備行動主義和改革的要素(R.Nisbet,1992),它主要是以立場、思想、態度的形式存在。保守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它必須同某種行動建制結合起來,才能顯現具體的主張內容。隨著這些內容在不同時期的變化,保守主義所“保”的東西也在變化。這就是所謂“新”、“舊”保守主義的稱謂由來。      近代系統的保守主義思想體系源于對法國大革命的否定性反應(A.伯克,1790)。保守主 義者認為,以革命的方式追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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