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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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樂:“大妥協”:清王朝與中華民國的主權連續性

章永樂

中國的辛亥革命發生在一個民族構成極其多元的王朝國家,最早用以動員這場革命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以同時期歐洲民族主義為范本的漢民族主義,以漢族獨立建國為訴求,但最終竟未造成國家解體或大規模的地區分離,民國大致完整地繼承了清王朝的版圖與人口,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原因何在,值得探究。 與其他帝國一樣,清王朝能將境內無數民族聯合在一起,靠的并不是今天類似“中華民族”或“中國人民”這樣的共同體意識的營造,而是各民族上層精英對同一個皇帝的共同效忠。一旦從整個國家的政治結構中抽掉皇帝,各民族之間就有可能難以達成相互認同并在此基礎上建國。早在1902年,立憲派領袖康有為就警告,在中國推行各省自立的革命,可能會像印度那樣遭列強各個擊破,終至于瓜分滅國的命運。他尤其強調,蒙藏是因為對滿清皇帝的效忠才保留在中國之內,如果貿然推翻滿清皇帝,極有可能引發國家分裂。換而言之,在康有為看來,漢民族主義者的反滿共和革命與國家的獨立統一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而在武昌起義爆發之后,1911年10——11月,梁啟超在《新中國建設之問題》中指出:“蒙、回、藏之內附,前此由服本朝之聲威,今茲仍訓于本朝之名公,皇統既易,是否尚能維系,若其不能,中國有無危險?”當然,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相互牽制,康有為所擔心的全面瓜分結局在辛亥革命之后并沒有出現。但正如康梁所料,武昌起義發生以后,在滿清自身難保的情況下,蒙、藏都發生了分離主義運動。 因而,對于中華民國的建國者來說,現實的問題是,如何完成政治革命,同時又能夠保持中國領土的完整性,保證革命之后只發生國際法上的政府繼承,但不是建立新國家的國家繼承。武昌起義之后,一些南方革命者們迅速調整了策略,淡化漢民族主義色彩,而改為主張“五族共和”。這個口號中的“共和”體現了與清王朝的斷裂,但“五族”的表述又體現了與清王朝的連續性,意在全面繼承清王朝治下的中國版圖與人口。但南方革命者建立必要的主權…

章永樂:如何在二十一世紀閱讀康有為

章永樂

《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是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章永樂的新著,作者從從康有為對于其生活時代的國際體系的解讀和回應切入,以全球史的眼光理解康有為的法政思想以及近代中國道路。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丁耘認為,該書從全球史的視野理解康有為思想與近代中國道路,意在解釋康有為何抓住了正確問題,卻拋出了錯誤方案。 國慶期間,章永樂通過電子郵件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關于康有為,章永樂認為,“要對康有為形成一個總體的把握,就有必要了解康有為是如何思考國際秩序并形成對時代潮流的判斷的。康有為即便在論述內政主張時,也經常以列國治法為參照,分析哪國的做法更接近“公理”,值得中國效法。因此,我們如果不理解他的世界圖景,也就很難全面理解他的內政主張。” 章永樂,浙江樂清人,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政治學博士,兼任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大學全球中國研究中心國際研究員,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等,曾為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2014-1015年)。著有《舊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初版,2016年第二版)及《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近期研究重點關注國家建構與憲制變遷、帝國與國際法、政黨與代表制、法律倫理與政治倫理等議題。他的專著《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于2017年8月出版,引發學界廣泛關注。 作者2015年攝于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康有為貢獻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思想樣本” 澎湃新聞: 一直以來有關康有為的研究,或是聚焦于他作為激進的維新派的一面,或是重視他作為保守的保皇派的一面。而《萬國競爭》一書著重于考察康有為的“世界觀”,展現了康有為不為人知的一面。這是否可以代表康有為在你心中的形象?你是否認為這是他最有價值的一面?可以綜…

章永樂:康有為的“縱橫家時刻”:1895-1900

章永樂

[摘要] 從1898-1899年中、日、美、英同盟乃至“合邦”的主張,到1900 年破解大國瓜分中國的協調關系的策略,康有為試圖扮演一個類似于“縱橫家”的角色,但其主張全部落空。作為一個職業外交界的圈外人士,他對列強之間的豐富多樣的協調渠道缺乏真正的了解,對中國在列強前面的議價能力也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是,他對于維也納體系的“大國協調”與“文明等級”的認識已相當清晰,其以“均勢”破解“協調”的思路,從原理上不乏洞見,只是未能找到落實這些思路的有效方法。

章永樂:維也納體系的崩潰與康有為君憲主張的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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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康有為對君主立憲的堅持,或許可以被理解為其理論的徹底性的體現,而他的基礎理論,又扎根于19世紀維也納體系的政治經驗。正是在一個由對共和革命的恐懼所帶來的國際體系之下,他完成了其“三世說”的建構,將君主立憲制設定為“升平世”的主流政制,而共和制則屬于遙遠的“太平世”。既然“太平世”仍遙遙無期,那么從邏輯上說,中國現階段應當追求的,就是君主立憲制。但是,一戰已經深刻地改變了國際體系,世襲君主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確實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章永樂:2015兩會富豪代表如何代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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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觀察者按:據媒體報道,參加2015年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中,36位富豪的身家超過1.2萬億元人民幣,引發網友熱議,這也促使我們思考以下問題:人大在中國政治體系中承擔何種功能和定位?人大與執政黨有什么關系?人大代表中官商比例過高是否合理?如何避免普通勞動者被企業家和社會名流“過度代表”?中共和各級人大如何加強自身的“代表性”?“人大代表專職化”的思路是否行得通?本文摘自鄢一龍、白鋼、章永樂、歐樹軍、何建宇著:《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觀察者網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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