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

12篇文章

奧地利“陰謀”——在波蘭尼和哈耶克間搖擺的世界

趙鼎新

今年是波蘭尼的《巨變》出版七十周年。《上海書評》編輯邀請我為波蘭尼的《巨變》寫一篇書評。他強調波蘭尼的《巨變》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同年出版,而這兩位出生于奧地利的社會科學巨匠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當今人們的思想,他因此希望我在書評中對這兩本著作都有所涉及。我欣然應允。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麥基爾大學讀社會學博士時接觸到《巨變》并且深受其影響。此后不久,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一書,提出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和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在波蘭尼的影響下,我當時在課堂上下多次提出,像福山這樣的觀點在世界上成了主流,其實說明了蘇聯集團的垮臺對自由主義陣營來講也許也是一場災難。 我的意思是,自由主義也需要自由主義者所強調的制約與平衡才能保持生命力,而如今蘇聯集團突然垮臺,西方政治家和自由主義學者盲目彈冠相慶,這將會導致自由主義和西方民主國家勢力在世界范圍內的“脫嵌”(脫嵌有兩層含義,一是社會組織在結構功能上的分化,二是某一類型的組織在社會上取得了主導地位。本文取的是脫嵌的后一層含義,這也是波蘭尼更為強調的脫嵌的一個含義),必將會給整個世界帶來災難并給自由主義的聲譽蒙上陰影。不久后,前蘇聯地區在“休克療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方案下陷入空前的通貨膨脹和貧困;許多國家陷入了低質量民主和血腥的族群沖突的泥潭;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以及金融危機的拖累下,持續走向衰退。 在當今世界,除了那個能夠永遠不斷激發集體仇殺熱忱的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思想外,文藝復興后發展起來的各種世俗性意識形態(secular ideology)在全球范圍走向衰退,取而代之的則是形形色色的宗教運動和原教旨主義。但是我當時并沒有預見到自由主義思潮,乃至整個世俗性意識形態,會在世界上衰退得如此之快。 但是,我今天的書評并不是專為追捧波蘭尼而來的。首先,波蘭尼在國內外的…

儒法傳統與中國崛起

趙鼎新

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西方影響進入后被迫發生的。中國從一個奉行儒法政治模式的帝國發展為現代國家,儒教及中華帝國的遺產在現代中國繼續發揮作用。 民族救亡是近代歷史主題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雖屢次被西方國家及日本打敗,但在復制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時卻擁有諸多優勢。不能建立以發展為導向的強大民族國家,是許多后發國家都面臨的問題。然而,中國素有強勢國家(strong state)的傳統,廣袤的核心領土,其廣大人口共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而其精英群體則具有集體認同,所有這些或多或少地歸功于千年之久的儒教國家傳統。中國龐大的規模及相較其他文明更為同源的文化,不僅使外國列強在西方帝國主義全盛時期難以肢解或吞并中國,而且使中國人更易構建現代國家認同。盡管在19世紀期間中國不是一個以發展為導向的國家,但強勢國家的傳統是其后來取得經濟突破的一大利好因素。 此外,中國悠久的科舉考試傳統孕育了一種文化,即強調通過教育取得成就的重要性。然而,這對中華帝國自主發展工業資本主義并非積極力量,因為儒家教育注重中國典籍而不是數學、科學或實用知識;并且,中國精英將通過科舉考試成為高級官員視為成功的最高境界。不過,當其他條件成熟時,成就導向型文化便是中國趕上西方世界的重要優勢。 直到最近數十年,中國一直是一個窮國。許多因素造成了中國發展的長期滯后,而這些因素的重要性隨著時間推移發生著變化。在19世紀,中國的國力及優越感似乎是個主要問題。當歐洲人在世界各地殖民時,中國清政府也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強權,并在中國南部、西部及亞洲內陸大規模擴張。到19世紀,中國人仍然認為中國是世界文化乃至地理空間上的中心。帝國的規模給了清廷及精英強烈的安全感。此外,文化優越感使當年的中國精英學習遲緩。比如,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時,戰敗給旁觀的日本所帶來的警示遠甚于中國自身。在19世紀60年代,當中日都啟動改革時,日本的目的是建立西方…

社會運動和“人民”登上歷史舞臺

趙鼎新

本文的論點是社會運動和革命都是伴隨著現代化的到來而出現的社會現象。這些現象源起于歐洲(指的是西歐,以下同)。隨著傳統精英政治在歐洲的垮臺,“人民”作為一個社會行動者首先在歐洲,隨后在全世界逐漸登上了歷史舞臺。對社會運動和革命的不同價值判斷構成了歐美社會運動和革命研究中各種不同的問題意識,而對“人民”政治的慶祝則是西方社會科學乃至哲學研究中的一個誤區。 讀者可能會問,你說社會運動和革命起源于現代社會,難道陳勝、吳廣起義就不是社會運動或者革命了嗎?難道斯巴達克斯的奴隸起義就不是社會運動或者革命嗎?我的回答是:雖然研究現代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能用來研究古代社會的抗爭,但是古代的農民起義、奴隸起義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社會運動和革命。一般來說,社會運動指的是有許多個體參加的、組織化的、在一定意識形態指導下的尋求或反對特定社會變革的制度外政治行為,而革命則是有大規模人群參與的、旨在奪取政權并按照某種意識形態對社會進行根本改造的體制外政治行為。社會運動和革命的共性是它們的背后都對于國家和社會有著變革性要求的意識形態的支持。變革性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是社會運動和革命不同于其他類型的集體行動的一個關鍵。在沒有變革性意識形態支持的情況下,陳勝、吳廣起義如果成功,他們就會像劉邦、朱元璋一樣,自己當上皇帝,而整個社會結構(特別是精英集團的基本構架)則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奴隸起義也一樣,由于沒有變革性意識形態的支持,起義如果成功了,其結果往往是起義領袖當了奴隸主,而奴隸社會的根本結構也不會發生重大變化。在古代社會,最為接近于現代社會運動的集體行動是宗教運動。 毛澤東說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但是大量的歷史材料所記錄的卻都是帝王將相的故事。我們也許會認為這是由于歷史是帝王將相寫的。其實,這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對古代歷史并不發生顯著影響這一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講,古代社會…

趙鼎新 潘祥輝:媒體、民主轉型與社會運動——專訪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趙鼎新[1]

趙鼎新

[摘要] 社會運動與媒體及公共輿論有著密切的聯系。在英國騷亂中,由于英國主流媒體有能力塑造英國公眾對騷亂的看法,因而騷亂迅速平息。美國媒體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報道多元而理性,這一運動不會對美國的體制產生任何沖擊。在中國和西方的社會運動中,媒體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媒體、政治精英以及公眾有相對一致的主流價值觀,但在中國,主流媒體的報道沒有能力建構公眾輿論,互聯網上的言論甚至謠言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百姓對問題的看法。微博等自媒體肯定會給社會運動的形成和發展帶來一定影響,它的出現可能使社會運動的組織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而使社會運動中的“魅力型領袖”變得重要了。然而互網聯也有其局限性,不應高估其作用。在趙鼎新教授看來,媒體對中國的民主轉型應該起正面作用,但中國媒體人的素質普遍較低,百姓也喜歡以簡單的價值觀來站隊,一切都還在起步階段,轉型存在不確定性。盡管如此,今天的媒體比20年前還是成熟不少。

當今中國會不會發生革命?

趙鼎新

二十世紀中國是一個革命的世紀。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經歷的主要革命運動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和共產主義革命。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后,又搞了許多具有社會革命性質的社會運動,其中最為著名的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逐漸從一個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但是中國的一些知識份子、學生和民眾卻從共產黨手中接過“革命的旗幟”,于是就有了1989年的學生運動以及最近的“零八憲章運動”和所謂“茉莉花運動”等集體行動的事件。當然也有知識份子提出中國應該“告別革命”,應該反對激進主義。這是一種應然性吁求,但問題在于:中國是否會再發生(或者能避免)一場革命性的社會動蕩? 這一問題甚至引發中國政治精英的廣泛關注。最近網上有文章說中共高層有不少人在閱讀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幷說王岐山看完此書后曾擔憂地表示: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不會那么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當然,革命一旦發生,人民將付出的代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革命性質決定。一般來說,政治革命(一場只改變政權的性質,而不改變社會經濟結構的革命)給社會帶來的震蕩要遠遠低于社會革命(一場既改變政權的性質,又改變社會經濟結構的革命),非暴力革命給社會帶來的震蕩要遠遠低于暴力革命。王岐山也許是在擔心中國會發生一場暴力革命,甚至是暴力性的社會革命。 不管上述中共高層讀書的傳說可信度如何,有一點十分明確:雖然近年來中國政府在維護穩定上花了很大的力氣,中國的經濟在近三十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民眾的生活水平在近年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中共高層絲毫沒有減輕對在中國再發生一次革命的可能性的焦慮。中共高層為甚么會如此憂慮?當前中國與政權穩定相關的根本問題是甚么?本文試圖在理論的指導下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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