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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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尚君、曹庭:總體國家安全觀視角下的權利限制 ——從反恐怖主義角度切入

周尚君

[摘要] 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系統性、綜合性、體系化的國家安全治理理念,它強調“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將人民的生活質量同公共安全關聯起來。權利限制的正當化要件基于國家與個人的二元對立,主張個人自由的絕對性,將權利限制視為例外情形。反恐怖主義中的權利限制問題,動搖了目的正當性要件的基礎,突破了手段合理性要件的適用范圍,因此有必要重新構建具備實踐解釋力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方法。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人民和國家的統一,調和權利和自由的關系,為權利限制的制度分析提供了條件。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下,權利限制不再僅僅是價值沖突問題,而被轉化為國家治理問題;權利限制的制度分析方法不是為個案結果提供辯護,而是為優化治理結構提供理據。

周尚君:地方法治競爭范式及其制度約束

周尚君

[摘要] 高成本制度體系不利于地方政府在新一輪競爭格局中勝出,傳統壓力型發展模式和激勵機制已出現明顯“負效應”。要讓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務質量等方面充分發揮作用,必須尊重和有益于地方可持續發展、促進制度正向激勵,并大力創新具備實踐解釋力的地方競爭范式和分析框架。只有逐步將壓力型治理結構轉變為規則型治理結構,形成統一的司法權治理體制與運行機制,“條條塊塊”權力制約規范有力,地方發展模式尤其是競爭模式才能逐步實現良性運轉。作為地方,被動或者主動的制度調適將成為本輪改革的“競優”選擇,法治需求將在“誘致型”和“倒逼型”社會變遷進程中更加凸顯。

周尚君:黨管政法:黨與政法關系的演進

周尚君

[摘要] “黨管政法”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治理經驗之一。從新中國成立至今,黨與政法的關系一直處于互動調適之中。隨著不同時期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國家權力配置的調整,黨與政法關系經歷了為鞏固新生政權的“諸權合一”、歸口管理下的“一元分級”、“黨政職能分開”的“一元多層、分工負責”,最終確立了“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政法領導體制,“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的十六字原則成為“黨管政法”的根本指針。不同時期的領導體制伴隨著不同的組織機制和運作技術,演進過程中顯現出明顯的目標主義邏輯和連續均衡特征。黨與政法關系的演進邏輯表明,“黨管政法”是通過探索性的組織機制、運作技術在黨政關系、黨法關系和其他關系的均衡互動中實現的。

中國法學的話語流變考略

周尚君

一、改革辨正 改革可以稱得上是近現代中國的首要特征,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更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主流話語和正當性基準。可以說,當今中國歷次重大的政治或社會實踐都以改革的面貌出現,無論這種改革是主動還是被動,在“改”與“不改”之間,“改”似乎總是具有不證自明的正當性。近代以來,外敵入侵、救亡圖存、民族抗爭和文化糾葛等因素與中國的發展進程緊密結合在一起,一面是改革愿望日趨強烈,一面是改革的觀念和邏輯越發昏暗不明。史家徐中約說:“在整個近代中國三百多年的時期內,反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構成了一個清晰的歷史主題,它時而浮現在表面,時而轉入地下。”[1](P6)救亡和抗爭的歷史重責甚至使得改革者有意無意地忽略改革的真正目標,出現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2](P7)。與之相應的是,中國的學術研究自“開眼看世界”以來,因“救亡”的基本邏輯而被各種類型的革命話語所縈繞,政法學者們在不斷發出“城頭變幻大王旗”感慨的同時,也有意無意地忽略對革命邏輯的認真清理與慎思。理解改革,必須從理解改革與革命的關系開始。雷頤認為中國“面臨著改革和革命的賽跑”[3],改革與革命并不在一條線上,兩者可能是共同前進的兩條平行線。 梁啟超在“釋革”一文中曾說:“革也者,含有英語之Reform與Revolution之二義。……Ref主漸,Revo主頓;Ref主部分,Revo主全體;Ref為累進之比例,Revo為反對之比例。”[4](PP40~41)可見,改革與革命之間有內在聯系,但更重要的是兩者的根本區別:第一,革命以“創世”自喻;改革反對“創世”。革命的目的不僅是變革舊制度,而且要廢除舊的社會結構。它不得不同時攻擊一切現存權力,摧毀一切公認的勢力,祛除各種傳統,移風易俗,并且從人們的頭腦中蕩滌所有從前一貫培養的服從思想。與之相比,改革者認為,“創世”乃上帝所為,非人力能逮。盡管改革者同樣以…

國家建設視角下的地方法治試驗

周尚君

  摘要:法治是推動國家建設的重要動力。審視近年來發生在我國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法治試驗,提煉其“理想類型”,并進一步分析地方參與國家建設的深度、廣度和限度,在當前我國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顯得尤為重要。對“程序型法治”的湖南案例、“自治型法治”的廣東案例以及“市場型法治”的浙江案例的考察表明,地方法治試驗可以在提升國家能力、建設社會組織、塑造公民意識、彌補中央治理欠缺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然而,法治建設的原動力問題依然需要在地方法治試驗中不斷地加以探索。 關鍵詞:國家建設  基層民主  國家能力  地方法治   近年來,全國大多數省(自治區、直轄市)相繼出臺了推動地方法治建設的“決定”、“規劃”、“綱要”或“意見”,并在國家法制統一的大框架下進行了大量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實踐探索。“法治湖南”、“法治廣東”、“法治浙江”等已經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熱門詞匯,地方法治作為地方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正逐漸成為我國法治建設乃至國家建設的重要“試驗田”。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地方法治試驗有可能成為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一股新的重要力量。當前,在我國社會結構復雜變化、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公民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不斷增強的緊迫情勢下,如何對這股力量進行類型化分析,提煉其中值得特別關注的鮮明特色,并在國家建設視角下審視地方法治試驗的深度、廣度和限度,已成為我國法學研究工作者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重新理解地方法治 我國法學界對于可否使用“地方法治”這一概念至今仍存疑義。有學者認為,地方法治有可能將整體的“法治”行政區域化,產生一些潛在的危害,如“誤造”法治的單元體、破壞法律體系的完整性和統一性、導致法治觀念錯位、走向法治的地方割據、消解法治的憲法基礎等。基于此,有學者認為恰當的提法應當是“法治下的地方法制化”。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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