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動態 ? 龔春霞博士新著《地權的實踐》出版

龔春霞博士新著《地權的實踐》出版

地權的實踐2_mh1430493966143

龔春霞博士的新著《地權的實踐》,近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被選入南湖法學文庫。龔春霞博士2010年畢業于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長期從事地權和農村法治研究。現任職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兼任基層法治研究所研究人員、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法律社會學,近年來的研究主要圍繞中國土地制度的實踐與改革展開。

《地權的實踐》一書重點關注了“地權的實踐”問題,關注了土地制度實踐的過程及其效果。本書關于土地權利的討論,以耕地和宅基地為權利客體,探討了地權的實踐邏輯,主要從地權訴求的實踐、地權糾紛的實踐、地權市場的實踐,以及地權博弈的實踐等四個方面來理解地權的實踐情況。中國區域差異甚大,相同制度在不同區域會形成特定的實踐后果。基于此,土地權利的配置應該懸置權利話語,充分考量中國地權的現實處境,通過對區域發展、城鄉二元結構、資本、市場、權利、土地利益、階層分化、農民分化等問題的闡釋,從實踐的邏輯出發,探討發生在中國地權制度建構中的諸多糾紛。

本書由賀雪峰教授撰寫序言。

 

序言

 

《地權的實踐》一書是龔春霞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地權問題就一直是學界、政策部門和媒體關注的焦點話題,2010年龔春霞博士的論文選題選了地權研究,現在看來是很正確的。2014年 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召開第五次會議,審議了《關于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方案》。同年12月,中央深改組第七次會議審議了《關于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涉及主題都是地權問題。

既然是焦點話題,在地權問題上面就會有不同意見。龔春霞在《地權的實踐》一書中討論了相關爭議,提出了相當有主見的觀點。龔春霞的意見我都同意。就我看來,在當前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地權問題上存在很多認識上的誤會,我愿意借《地權的實踐》序言的一角講講我的看法。也許我的這些看法有助于讀者進一步理解《地權的實踐》。

 

一、中國現代化成敗的關鍵是缺少大約1億畝建設用地?

經濟發展、城市擴張,在人口城市化的過程中也同時進行著土地的城市化。中國人多地少,能否保持18億畝耕地紅線,關涉到能否養活所有中國人的大問題。城市化會占用農地,從而會減少耕地,因此,國家采取了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嚴格控制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強調城市建設集約節約用地。為了集約節約用地,保護耕地,國家出臺了很多具體政策。在保護耕地和嚴控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的情況下,造成城市建設用地的相對稀缺,這種建設用地稀缺產生的價值再加上土地不可移動所產生的城市建設用地級差收益,使城市建設用地具有遠高于一般農地的價值,在一些地區甚至高達每畝數百萬元。

城市建設用地價值巨大,容易讓人誤會為土地價值巨大,從而以為,如果中國再多1億畝土地,就可以產生巨額的財富,就可以為中國現代化提供關鍵資源。中國現代化能否成功,中國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我們能否獲得一億畝城市建設用地。

這個認識顯然是錯誤的。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相當于140多億畝國土,其中有20億畝耕地。城市化需要占用土地,并非僅是耕地,140億畝國土上,雖然有沙漠、高山、河流、戈壁等不適宜建城的地方,但適宜建設城市的國土少說也有三、四十億畝,當然就不缺少當前中國快速城市化所必需的大約1億畝土地。

何況城市化就意味著農民進城。農民進城之后,他們就會退出自己的宅基地。現在農民有大約2.5億畝宅基地,即使退出一半也有1億多畝,足以彌補城市新增建設用地所占用耕地。

有人說,自1990年以來,中國耕地由19億多畝降低到18.26億畝,就是因為城市建設用地過多。這個說法有誤,因為耕地減少的主要原因是退耕還林,退耕還林的耕地高于城市建設占用耕地。

現在城市建設用地具有遠高于一般農地的價值,并非土地本身有價值,而是因為經濟發展、城市擴展,使得土地上的經濟容量極大地增加所致,也就是說,是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價值附著在特定的不可移動的用于建設的土地上的緣故。沒有經濟發展就不需要建設用地,土地也就不會產生增值收益。國家為保護耕地進行的土地用途管制和嚴格控制城市新增建設用地指標,使得建設用地相對稀缺,從而進一步提高了城市建設用地的價值。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城市建設用地具有高價只是因為兩個原因,一是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使特定區位的土地附著了巨大增值收益,一旦離開這個特定區位,附著在土地上的價值也就不再存在。沒有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帶來的價值附著,一塊土地,無論你是否叫它建設用地,都是沒有這樣一種增值收益的。二是因為土地用途管制,國家采用偏緊的建設用地供給政策,而使建設用地相對稀缺,從而產生形成指標價值。這個指標價值是管制形成的,一旦取消管制,指標價也就沒有了,因為建設用地不再稀缺。

這樣一來,無論有多少土地,叫什么名字,作什么用途,沒有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對建設用地的需要,這些土地就沒有超出農業用途以外的高價。而農業用途土地的價值現在也就在一萬元左右。這個價值相對于動輒數百萬元的城市建設用地來說,實在太少。

換句話說,中國即使可以從天上掉下來1億畝土地,中國也并不能因此獲得每畝數百萬元的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增值收益來自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這本來是一個樸素的真理。沒有哪個國家是因為土地豐富就實現了現代化的,也沒有哪個國家只是因為土地稀缺就無法實現現代化。可惜的是,當前中國社會中普遍出現了土地拜物教,將附著在土地上的價值當作了土地本身的價值,從而鬧出很多笑話。

其中比如為節約土地而填海造地,為節約集約用地將城市拆了重建,為獲得建設用地指標而拆農民房子以致于每畝建設用地指標達數十萬元,等等。在中國總體建設強度還不足的情況下,這其中造成的嚴重資源浪費簡直是犯罪啊。這樣的節約集約用地必導致中國現代化重大損失。

 

二、現行土地制度沒有效率?

一種普遍的認識是,中國現行土地制度沒有效率,必須得改。這種認識認為,現行土地制度剝削了農民利益,引起土地沖突,導致國家合法性的流失。現行土地制度限制了土地自由流動,降低了土地的資源配置效率。城鄉建設用地不能形成統一市場,既不公平,又無效率等等。總之,現行土地制度是無效率的制度。

以上認識可謂是大雜燴,還可以列舉更多關于現行土地制度沒有效率不合理必須改變的認識出來。

問題是,現行土地制度真的沒有效率不公平嗎?

現行土地制度是經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兩場革命所鍛造出來的制度。新民主主義革命平均地權,消滅了土地食利者,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土地私有制,這樣就徹底摧毀了依附于土地謀取利益的食利者階層,從而使中國經濟發展剩余主要用于分配給勞動者。隨著改革開放和私人資本的興起,參與中國經濟剩余分配的就主要是資本和勞動,而無關土地,農地非農使用所形成增值收益主要通過土地出讓金的形式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最終歸還給社會,做到了“地利共享”“漲價歸公”。這樣的土地制度,得益于新中國兩場革命摧毀了土地既得利益,才使得中國社會具有遠比未經歷土地革命國家強大得多的活力。

假定中國土地是私有的,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所形成剩余要由資本、勞動和土地所有者來分。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要獲得全球平均利潤,土地分享剩余,則勞動必減少剩余的分享。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必進一步緊張,這樣的社會結構當然是無法與不存在土地分享剩余的中國經濟相競爭的。

有人說,現行土地制度剝削了農民的利益,問題是,土地本來就不是農民的私有財產,國家征收農民土地是給予了補償的,且農民是歡迎國家征地的(當然要有足夠的補償)。關于在征地拆遷過程中出現沖突,其中原因并非農民利益受到損失,而是有人希望得到更多補償。中國正處在史無前例的高速城市化過程中,附著在土地上的利益極其巨大,如何分享土地利益,各利益主體必有爭執甚至爭奪。在城市化快速推進和土地利益激增的背景下,難以避免發生矛盾和沖突。相對來講,雖然征地拆遷發生了一些矛盾,總體卻是可控的,因為農民從征地拆遷中是得到了巨大利益的。再過十多年,城市化結束,征地拆遷也就不再有,與此相關的征地拆遷沖突也就不再有了。

有人說,當前城市建設用地與農村建設用地同地不同權也不同價。這種說法也是似是而非。農村建設用地是服務于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建設用地,是生產生活附屬設施用地,雖然也是建設用地,與城市用于第二、三產業的建設用地根本就是兩碼事。有人望文生義,說農村建設用地與城市建設用地同地不同權不同價,但本來就不是同一類型的土地,怎么可以同權,且本來就處在不同區位,如何可以同價呢!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種說法完全不理解中國土地制度及不理解土地不可移動的屬性。

當前中國具有全世界最高效率的土地制度,且這個土地制度防止了土地食利者的產生,做到了農地非農使用增值收益的漲價歸公,地利共享,因此也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土地制度。這個土地制度是兩場革命的結果,用憲法鞏固下來的,因此可以稱之為中國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我們要防止有反革命的力量來破壞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

 

三、農地入市即產生巨額貨幣財富?

這是一種十分流行的誤會。這種誤會認為,只要放開農地入市就可以產生出巨大的貨幣財富,而完全忽視了城市建設用地之所以具有遠高于農地的價值,是因為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需要建設用地,正是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使用于城市建設的土地附著了增值收益。是經濟發展而非土地本身創造出了巨大的城市建設用地的價值。因為城市只能平面擴張,就使得只有在城市近郊的土地才具有更高增值收益。而因為國家對土地用途的管制和相對偏緊的建設用地供給,使城市建設用地相對稀缺而具有超出實際價值的超額價值。

顯然,讓農地自由入市,并不能創造出額外的巨額貨幣財富,而最多只能分享現有的附著在土地上的價值。農地可以自由入市,則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設用地指標就不再存在,偏緊的建設用地供給所形成建設用地稀缺也就不再存在,因為建設用地指標稀缺而使入市農地可以獲得的價值自然也不存在。而正好處在城市近郊的農地因為可以分享到城市發展附著在土地上的利益,這些農地入市的確可以產生巨額貨幣財富,但這個貨幣財富與農民勞動無關,與土地無關,而只是特定區位參與分享了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產生了不勞而獲。而占全國95%以上的土地,入市不入市,都因為缺少經濟發展對建設用地的需要,而不可能獲得農地入市的機會,更不可能產生巨額貨幣財富。

 

四、農民需要更大土地權利?

在廣西農村調查時,農民說,“國家不能只給我們錢,還要給我們權利”,農民要更大的權利,這話聽起來很熟悉,因為現在學界和政策部門都在說,應當給農民更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在正在全國試點的土地確權正是以給農民更大土地權利作為目標的。但與農民討論,很容易就知道,他們所要的更大土地權利,恰恰不是個體農戶更大的土地權利,不是土地確權所確權利,而是要讓村社集體有一定的調整農民土地以便于耕作的權利。農民并不需要抽象的土地權利,他們也不是要將土地當作財產去抵押、交易的權利,而是要適應生產技術條件的發展和農村普遍出現的人地分離,而可以通過土地調整、尤其是小塊并大塊,以達到連片經營的問題,以及村社集體為單家獨戶小農提供共同生產服務的問題。農民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恰恰是因為個體農戶土地權利過大而成釘子戶,以及因此導致農業共同生產協商困難,組織交易成本過高,從而造成的“反公地悲劇”。

農村土地是用于耕種的,耕種方便才是作為耕者的農民的最大最強烈期盼。給農民更大的土地權利,其實不僅不能解決農民耕作便利問題,而且極大地提高了農民協商成本,使農民無法解決一家一戶難以解決的生產困難,從而不得不在農業生產中多流汗與多流淚。甚至要多流血。

 

五、農地非正規流轉沒有效率?

當前全國都在建農村土地產權交易所,其中一項是將農村土地流轉納入到正規的土地產權交易所進行交易,從而形成正式的規范的農地經營權的流轉。之所以要建產權交易所來流轉農地經營權,是因為據說農民之間自發進行的農地流轉無效率,且易引起爭議。

但農民之間自發進行的不正式非正規的農地流轉是在熟人社會進行的,我幾乎從來沒有聽說農民之間自發的土地流轉會引起爭議,且這種自發流轉,因為是在熟人社會中進行的,流轉極其便利,手續基本不需要,可以說是效率極高。

極高的效率還表現在農村自發流轉,進城農民將土地流轉給親朋鄰里之后,親朋鄰里也正好幫他看看房子,照顧老人。流入耕地的農民,因為種種原因無法進城務工經商而留村務農,他們自家承包地太少,流入一定面積耕地形成適度規模經營,他們就可以從農業中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并因此成為村莊的“中堅農民”。正是村莊中堅農民的存在,使農村人財物流出背景下面仍然可以保持一個健全的社會結構和穩定的樣態。這如何可以說效率不高!

農民自發的土地流轉,租金比較低,這對耕者有利,而流轉出土地的進城農民也不在乎土地租金的多與少,但他們可以隨時回來要地自己種,這也為他們進城失敗提供了退路。這也是高效率。

所以,認為農民自發進行的土地流轉沒有效率,實在是錯誤的認識。這種自發進行的土地流轉及因此形成的農村中堅階層,正是自生自發秩序的典范啊。

 

我以上討論的問題,龔春霞在書中大多都有討論。此不贅述,還是請讀者諸君看龔春霞在書中的具體闡述吧!

 

賀雪峰

2015年1月于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后記

關于中國土地問題的探討從未停止,也將繼續向縱深推進。中國在加快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土地制度該向何處去?如何合理構建土地制度,為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創造制度條件,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任何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對該問題所涉及的理論和既有實踐的準確把握。在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人口眾多、農業為主、人均耕地較少等結構性因素的制約下,厘清土地制度的運作邏輯、地權的實踐過程顯得尤為重要。地權的實踐過程既受制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又處于一定的村莊社會結構之中。準確地說,村莊社會結構是地權實踐的具體場域。基于此,在把握村莊社會結構的基礎上,探討地權的實踐問題就成為必然之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關于地權實踐的經驗研究成為土地制度研究的重要一環。特別是在尋求中國社會科學主體性發展的過程中,經驗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探究中國問題在中國發生、發展和演變的邏輯,并進一步探究可能的解決路徑。

對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而言,地權的實踐過程更加復雜。在城市化、工業化持續推進的背景下,土地價值激增,關于土地的利益紛爭不斷呈現;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刺激了不同土地使用權人對土地價值的想象;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影響下,農民權利意識日趨增加;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內部分化日漸明顯。這些正在發生、并將持續發生的變動都使得地權的實踐比我們想象的更為復雜,具有普適意義的抽象理論需要在實踐中接受進一步的檢驗。實踐成為理論上完美的制度能否產生良好社會效果的唯一檢驗標準。而制度的運行,受制于現實處境中的諸多約束條件。地權的運行同樣需要面對諸多的約束條件。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這一約束條件既有宏觀的大背景的變化,同樣還必須面對微觀意義上主體行為邏輯的變化;既需要應對鄉村和城市的差異化發展,同時還必須面對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既需要正視基層政府的治理邏輯,同時還必須面對農民分化的客觀事實。筆者也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中,展開關于土地問題的研究。

對于同一個問題的研究,因為研究視角和知識積累的差異,不同的研究者可能得出不同的“客觀事實”和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交叉學科的研究視野有利于糾正研究過程中單一學科知識積累所產生的“偏見”。地權實踐的研究,既涉及與法學相關的權利義務體系,同時在權利的實踐過程中,又不能脫離村莊社會環境和社會結構,需要社會學的知識積累,進行定性研究;關于地權市場的討論,需要對經濟學常識有一定的了解。筆者有幸在受了七年的法學學科訓練之后,進入社會學的研究中,并通過閱讀經濟學的相關著作,對法學、社會學、經濟學的知識體系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這些習得的知識積累成為筆者研究土地問題的豐富養料。

這么多年的學習生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已經成為我心中的家園。十六年的青春歲月在此度過。文治樓、文泰樓、曉南湖畔、青年園、階梯教室、模擬法庭、高聳的校門,這些都成為我生命中難以忘懷的記憶。十六年的青春歲月,足以形塑一個人對世界的基本認知和對社會的可能想象。感謝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這么多年的經歷,讓我依然是那個能勇往直前、努力奮進的人。法學院良好的工作氛圍、學院領導的關心和愛護,還有親切熱情的諸位同事,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對這個世界滿懷美好的想象和期待。

很感謝一路走來,有那么多人給予我無私的幫助和關心。首先要特別感謝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賀雪峰教授。人的一生能遇到幾位好老師實在是很幸福的事情。慶幸自己能師從賀老師門下。賀老師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敏銳的學術感知力。他是我見過的最為勤奮的學者。作為“華中鄉土派”的領軍人物,賀老師筆耕不輟,開拓中國社會科學主體性研究。他也是我見過的傾注全部心血培養學生的學者。不僅僅是自己門下的學生,只要有興趣讀書思考的學生,賀老師都會不遺余力地提供幫助。在多年的學術道路摸索中,偶爾彷徨無助時,總能收到賀老師關切的郵件,他持續不斷地鼓勵我不要輕易放棄,激勵我繼續努力用功。賀老師曾說過“不怕慢,只怕站”,我對此深信不疑。

還要感謝我的碩士導師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的鄭祝君教授。鄭老師是引導我進入學術研究的第一人。鄭老師嚴于律己的學術追求時常讓我肅然起敬;而鄭老師對我生活學習的關心和問候,總能讓我倍感溫暖。鄭老師在學術、家庭和生活之間的游刃有余,也讓作為女性的我心向往之。這么多年的生活、學習、工作,鄭老師一直不遺余力地幫助我、鼓勵我、鞭策我!這種唯有對親人才會有的鞭策,讓我終生難忘。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的陳景良教授時時教誨,總能幫助我靜心讀書與寫作。陳老師也許不自知,每每與他簡短的談話之后,他的督促總能讓我更加勤奮。張德淼教授是我的博士后指導老師。張老師溫文爾雅,君子風度。印象中,張老師總是微笑著聽我的困惑,并提出極具實踐性的建議。同樣要感謝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的徐滌宇教授、方世榮教授、劉仁山教授、黎江虹教授、胡弘弘教授,高利紅教授、劉卓教授、張繼成教授、劉筍教授、武乾副教授、李艷華副教授、陳軍副教授。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十六年的歲月里,他們都給予了我無私的幫助。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幫助,我才能持續前行。

感謝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各位同仁,特別要感謝呂德文、楊華、郭亮、田先紅、張世勇、歐陽靜、宋麗娜。摯友楊華具有極強的學術洞察力,在寫作的過程中給予了我很多無私的幫助,我的第一次入村調研就是在楊華的直接“指導”下展開的。呂德文溫和平淡,對問題總有獨到的見解,總能從小處著眼提點我。郭亮關于土地問題的思考,給了我極大的啟發。田先紅悶聲做大事,讓我不忘告誡自己要寧靜致遠。張世勇堅韌的性格,是我學習的榜樣。歐陽靜和宋麗娜總能設身處地為我著想,讓我釋放消極情緒,用積極正面的態度面對生活和學術。感謝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袁松、劉燕舞、趙曉峰、林輝煌、孫新華、劉銳、魏程林、周娟、吳秋菊、李元珍、龔維剛、余練、陳義媛、陽云云、余彪、杜圓圓、印子、劉磊、馮川、陳文婧、石峰楓、彭福林等學友,與他們一起的調研、討論,讓我受益匪淺。

特別感謝我的同事兼摯友陳柏峰、何鵬、郭俊霞、陳曉敏、李棟、郭華橋、王廣波。陳柏峰亦師亦友,這么多年的學習,他的幫助貫穿始終,我的任何成長,都是在他的鼓勵下獲得的。我的任何困苦、煩擾,何鵬總是第一個聽眾,她總是提醒我,不要妄自菲薄。郭俊霞是令我倍感舒心的好友,學文學出身的她,總能道出優美的話語來安撫我心。陳曉敏有萬事她當先的氣概,盡可能地幫助我。李棟雖則是名義上的師弟,實際上卻扮演了師兄的角色,一直鼓勵我認真開展研究。華橋做事極認真,教會我一些難能可貴的做人的道理。不會忘記廣波總在我需要幫助的時候鼎力相助。謝謝楊劍和黃建這對伉儷,他們是用真心待我的朋友。我們雖則不常在一起,但能互相牽掛。楊劍嫻靜溫柔,黃建詼諧幽默,與他們在一起的日子,總是充滿歡樂。

還要感謝那些接受我訪談并給予我諸多幫助的鄉村干部和村民。他們真切的生活經歷和對抽象問題的樸素理解,是我能完成本書的不竭源泉。

感謝北京大學出版社,感謝李倩編輯的辛勤付出。書稿排版過程中,因我不在國內,給李老師的工作帶來了諸多不便。但她依然認真負責、細致耐心地跟我溝通,不僅多次郵件聯系,還尋求其他途徑幫助完善書稿,才促成本書在2015年年初出版。也衷心感謝復審老師和終審老師提出的進一步完善書稿的修改意見。

此時已是凌晨時分,我親愛的女兒,在身旁甜蜜入睡。孩子逐漸長大,讓作為母親的我意識到要做更好的自己才稱得上一位合格的母親。感謝女兒的陪伴!感謝愛人的支持,他是我心中最溫暖的部分,也是我書稿的第一個讀者,還做了書稿校對的工作。謝謝公公婆婆這么多年照顧這個家,讓我有時間外出調研!感謝我的父母和姐妹,他們是我前進的動力。

?? ? ? ? ? ? ? ? ? ? ? ? ? ? ? ? ? ?龔春霞

2014年12月于美國俄克拉荷馬城市大學

目錄

序言(賀雪峰)

第一章 導論 /

第二章 地權話語的實踐 /

第一節 已有研究及問題意識 /

第二節 農地制度的變遷歷程 /

第三節 農地制度的文本表述及理論闡釋 /

第四節 地權話語的地方性實踐 /

第五節 土地權利與地權的邏輯 /

第三章 地權訴求的實踐 /

第一節 已有研究及問題意識 /

第二節 農民的分化及農民對土地的訴求 /

第三節 農業生產的困境 /

第四節 農民合作的實踐 /

第五節 土地權利與農田水利建設 /

第四章 地權糾紛的實踐 /

第一節 已有研究及問題意識 /

第二節 地權糾紛的表達 /

第三節 地權共識與多元規則的博弈 /

第四節 法律規則的困境及運行的可能選擇 /

第五節 土地權利與地權糾紛 /

第五章 地權市場的實踐 /

第一節 已有研究及問題意識 /

第二節 地權市場與地權交易 /

第三節 地權市場的事實判斷 /

第四節 地權市場的實踐邏輯 /

第五節 產權與地權市場 /

第六章 地權博弈的實踐 /

第一節 已有研究及問題意識 /

第二節 博弈的多方主體:政府與不同類型的農民 /

第三節 地權博弈的邏輯——以“釘子戶”為代表/

第四節 利益博弈過程中的征地拆遷 /

第五節 土地權利與利益博弈 /

第七章 結語:土地權利與地權的實踐 /

主要參考文獻 /

記 /

 

歡迎發表評論!

乒乓球排名